已故李志綏醫生在他那本有爭議的著名回憶錄中寫道，一九五五年勞動節，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看完慶祝煙火，回到了中南海。李醫生「以為這下可以回家了，不料毛還舉行了一場舞會。這真使我大吃一驚。解放後，跳舞場就因其頹廢和具資本主義特色而被全面禁止。但在中南海的深宮朱牆內，毛內住地西北的春藕齋，每週末有一次舞會；一九六○年以後改為星期三、星期六晚各一次」。
據李醫生回憶，那晚的伴舞者，是警衛團政治處文工團的女孩子們。伴奏者，「原來由中央辦公廳的幹部組成臨時樂團，後來改由專業文工團樂隊伴奏。」舞曲多是民歌小調，李醫生並未列舉曲名，我猜該是從前流行的〈彩雲追月〉、〈雨打芭蕉〉之類。「有時舞曲音樂會戛然停止，換上北京戲曲的小調。」〈蘇三起解〉的小過門奏起，「舞場內立時沸騰起來。毛和著小調，跳起他獨一無二的西洋舞步。」但是，李醫生依然沒有具體描述毛的舞步怎樣獨特，只說「遲緩而笨拙。毛跳完舞後，喜歡和女舞伴聊聊天，但馬上就又換上下一個女孩」。
李志綏醫生一九四九年以後才「參加革命」，繼而成為深宮朱牆內偉大領袖的「保健醫生」。如果他的這段回憶可信，第一次得見中南海春藕齋的交誼舞會，他的吃驚可以理解。李醫生當時可能並不知曉，「舊社會」那類舞會或跳舞場，譬如上海灘大名鼎鼎的百樂門舞廳，儘管「頹廢和具資本主義特色」，已被「當家作主的勞動人民」摒棄，但在一九三七年的延安，西方資產階級腐朽墮落的交誼舞，差點也把「革命聖地」變成了一個跳舞場，而且引起軒然大波。
關於春藕齋舞會和延安舞會，中共防火牆內，可以搜出一大堆簡體中文連結。這些文章的語言，讀來令我不快。李醫生的回憶錄，尤其寫到毛的私生活這一部分，可信度準確度雖應質疑，但是，網上這些同類題材的文字（包括掃描的報刊文章），要麼是歌功頌德的體制文人或紅朝近臣所寫，要麼是半遮半掩的小報風格，它們的真實性客觀性，更讓我懷疑。相比而言，露絲．普萊斯（Ruth Price）的美國左翼記者史沫特萊傳記《史沫特萊的多重生活》（The Lives of Agnes Smedley），也有寫到延安舞會及其始作俑者史沫特萊，敘述或引述較為平實和全面。而且，這些跟跳舞有關的紅色八卦，就像某些基督徒不知道該不該進歌舞廳，在我這個不敬一切神明的人眼中，也是喜感滿滿。
用一位美國訪客的話說，一九三七年的延安，就像一個童子軍營地，只有少數中共首領有家有室，其他人都是忙於「革命事業」的百分百清教徒。得知延安的性苦悶，另一位到訪的美國記者脫口建議，共產黨人輕而易舉就可把五百個女人運來延安，毛則答曰，運輸費太貴了。鼓吹自由戀愛（free love）的史沫特萊，滿懷一廂情願的國際主義浪漫來到這裡，也讓朋友給延安寄來幾百個小號的子宮帽和避孕膏。但是，打開這些包裹時，她正好不在場。避孕膏遇水即溶，延安的革命同志以為那是吃的，把這些湯糊糊喝進了肚子。
在黃土高原安頓下來，史沫特萊也托人把她的唱機和唱片從上海運來童子軍營地。這，應該就是延安舞會最初的「音響設備」了。史沫特萊的私人舞會，一開始限量尊享，只有一些中共首領參與。她的動機，大概是想挑戰這個性壓抑和性苦悶的革命清教大本營。她的豪放作風，不避男女大防，即在西方也非尋常，已讓康克清等中共首領的妻子看不順眼。但在史沫特萊眼中，這些革命妻子，保守僵硬，從一而終，都是「封建頭腦」，她甚至跟她們的丈夫打趣，如果男人不能從女人的壓迫下解放出來，他們可能也無法解放中國。
一九三七年三月末，四十四歲的史沫特萊把延安的窰洞變成了洞洞舞廳。伴舞的唱片音樂很洋氣，〈紅河谷〉、〈在老斯莫基山上〉，等等。洋人孃孃教跳舞，至少也得洋民歌，不像後來的「翻身農民」敲著腰鼓繫著紅綢狂扭秧歌。朱德、周恩來和賀龍等人，都是史沫特萊的學生。在共產國際顧問李德住的窰洞，她教賀龍跳狐步舞。「夥計，他能跳狐步舞!」孃孃後來告訴同為左翼記者的同胞斯諾（Edgar ParksSnow）。她喜歡的朱德，雖然怕老婆，也來她的窰洞學跳舞。「他跳得很好，畢竟去過柏林。」孃孃很為學生自豪。
史沫特萊的唯一遺憾，是她「尚未『腐蝕』毛，但我很快會這麼做。他說如果他去了國外，他要去學跳舞和唱歌—他想學最新的狐步舞！我覺得他要是這麼做，就應該離開他在這裡的妻子。」毛那時的妻子是賀子珍，她和朱德的妻子康克清強烈反對跳舞。到了五月，洋人孃孃在延安，愈來愈不受這些革命女將的歡迎。她也覺得，這些「封建頭腦」視「跳舞為一種公開的性交」，但她不care。所有女人都反對跳舞，所有男人都贊成跳舞，就連毛都說，女人反對，是因為她們跳不來。
糟糠之妻的「封建頭腦」加革命清教徒思想，當然不是時髦新女性的敵手。史沫特萊的交誼舞，或許沒能「腐蝕」毛，來到延安「參加革命」的國統區女文青吳莉莉（Lily Wu），青春貌美，既善演出，又通英文，還能翩翩起舞，卻讓幾年後即將升起的紅太陽有了七年之癢。關於這段八卦，一九三七年六月一個晚上，毛怎樣走進莉莉吳的窰洞，滿懷醋意的賀子珍拎著長柄手電筒怎樣尾隨而來，然後怎樣對莉莉吳和隔壁窰洞趕來勸架的史沫特萊破口大罵動手撕扯，網上有很多繪聲繪色的描述，多半抄自斯諾的版本，然而斯諾，肯定也是事後聽來，具體過程和真實言語，早已無從查證。
不過，賀子珍痛罵丈夫、莉莉吳和史沫特萊的幾句話，若是當成小說或劇本的台詞來讀，還是很有畫面感，充滿世俗或市井生活的潑辣味，更給這個革命清教大本營的紅色歷史增添了無窮喜感。譬如：「混蛋！你竟敢欺騙我，溜到這個小資產階級舞女的家裡來。」或者：「舞廳的臭婊子，妳大概和什麼男人都勾搭，甚至欺騙主席。」或者：「帝國主義分子！都是妳鬧出來的。」一切，都是跳舞惹的禍。毛姆筆下的傳教士戴維森的太太覺得，跳舞必然導致「道德敗壞」，就這一點，她說得沒錯，不管土風舞還是交誼舞，跳舞不僅「腐蝕」「野蠻人」，也「腐蝕」革命領袖，或用中國人的套話，英雄難過美人關。
延安的舞會並未因此劃上句號。洋人孃孃和莉莉吳雖被禮貌請出童子軍營地，過了一陣，舞卻照跳。根據網上一篇文章，延安的跳舞場此後遍地開花，甚至還有新年化裝舞會。當然不是王子與灰姑娘那樣的城堡派對，更不是「舞廳臭婊子」勾搭男人的搔首弄姿，「在灰色一片的制服中間，從大城市新近來到的女同志們將上衣腰身收緊，紮上皮帶，就顯露出優美的身體曲線。」用今天的省城洞洞舞廳隨處可見的「掃黃打非」警示標語，這該算得「健康向上的娛樂」了，而且「舞姿端正，著裝大方」。不管怎麼說，延安的舞會，多少可以消解革命清教徒的性壓抑和性苦悶，尤其對於那些沒有家室的普通「革命戰士」。史沫特萊孃孃事後若是知曉，應該欣慰她的努力沒有白費。
延安的舞會，據說一九四二年「整風運動」之後宣告終結，扭秧歌取代了交誼舞。一九四九年，歡天喜地的秧歌，從黃土高原扭進北上廣這樣的都市。以百樂門為代表的「舊社會」跳舞場，還有舞廳的臭婊子和小資產階級舞女，都被掃進「歷史的垃圾堆」；即有舞會，跳的肯定也不是狐步舞之類，而是革命集體主義的起舞和革命同志的聚會，跳的該是蘇聯「老大哥」那樣的傳統交誼舞。但這樣的舞會也不長久，到了一九六六年，不管春藕齋還是什麼齋，可能只有獻給偉大領袖的忠字舞可跳了。毛姆筆下的戴維森太太跟人誇耀：「在我們的教區，八年沒人跳過舞。」她算什麼，小巫見大巫。
遺憾的是，延安舞會的始作俑者史沫特萊，一九五○年病逝倫敦。孃孃若是活得久一些，應該跟「中國人民的老朋友」愛德加．史諾一樣，成為中南海的座上客，說不定也會親歷春藕齋每週兩次的深宮舞會，跟偉大領袖和從前的學生們再舞一曲。孃孃若是活得再久一些，以她新聞記者的靈敏，以她革命浪漫主義和國際主義的豪放性情，或許還可給李醫生的回憶錄多少做個旁證或反證，看看這樣的描述，究竟是李醫生別有居心的編造，還是真有其事：
「中南海春藕齋重新粉畫裝修，晚會的場所由暫時遷移到懷仁堂內北大廳又回到春藕齋。春藕齋舞廳旁新修了一間『休息室』，裡面放了床鋪。我那時仍是每場舞會必到。常在舞興正酣的時候，大家都看見毛拉著一位女孩子去『休息室』。待在裡面，少則半小時，長則一個多小時。」
【書籍資料】
《洞洞舞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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