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政治理論與喪屍》:以女性主義方法來探究國際關係,最適合用以評估活死人的影響

作者:丹尼爾.W.德雷茲納(Daniel W. Drezner) / 文章分享來源:關鍵評論

後人類世界的超性別政治

 

       關於活死人的兩個重要面向表明,主流國際關係的學者並不真正理解威脅的嚴重性。首先,由於大多數主流學術研究都將國家作為世界政治的主要行為者,因此在這種傳統中工作的研究人員可能步調太慢而無法理解喪屍帶來的可怕風險。其次,有關喪屍一個最基本、但未被充分討論的面向是:它們物化人體。根據定義,活死人並不將人類視為具有思想、感情和身份認同的個體,而是將其視為有觸覺、能感知的美味肉體,只待它們攫取享用。喪屍以一種徹底否定「他者」的方式渴求人體,而這種偏好排序也不投合哪怕是最死硬派的現實主義者。

 

       當然,這兩個問題長期以來一直是國際事務中較具批判視界的領域。人們尤其可以假定,以女性主義方法來探究國際關係最適合用以評估活死人的影響。根據瑪麗.戴茨(Mary Deitz)的說法,女性主義理論有能力廣泛利用各種方法論來分析世界,這些方法論包括(但不限於):「批判理論、話語倫理(discourse ethics)、政治自由主義、分析哲學、詮釋學、結構主義、存在主義、現象學、解構主義、譜系學、後結構主義、後殖民理論、精神分析、符號學、文化研究、語言分析、實用主義、新馬克思主義和後馬克思主義。」面對如此強大的分析工具庫,活死人卻沒有機會。

 

       女性主義方法與國際政治的其他範式一樣,涵蓋一大串的異質理論,從自由主義女性主義到批判女性主義(critical feminism)再到後結構主義。不過,所有的女性主義方法都有一些共同的關鍵特徵。第一個也是最重要的共同觀點是:世界政治的現實取決於關於男人和女人的屬性,還有他們在世界上可以扮演、正在扮演與應該扮演的角色。簡言之,女性主義理論家主張,性別作為一套社會結構成份,反映出男人和女人如何將事情與我們在世界上看到的政治結果聯繫起來,即使是看起來與性別無關的情況,比方死靈族的可怕出沒。

 

       其次,女性主義者觀察到,世界政治的現實以及世界政治的國際關係理論都被構建來邊緣化這些性別化的現實,進而邊緣化女性的角色。這種情況反映在主流的學術研究中。造成現實主義者或自由主義者困惑的東西(例如戰爭的起因、國家促進自身利益的方式),都以將性別置於話語邊緣的方式被構建起來。僅舉一個例子,外交和軍事方面的治國之道幾乎總忽略掉女性的傳統角色,從支撐外交話語的關鍵邏輯到為家事服務業提供便宜外勞人力等等都是。儘管性別角色和經歷有時是解釋安全結果的核心,但這兩者偏偏在國際關係和國際關係理論中都被邊緣化了。

 

       所有女性主義理論的第三個共同點是範式的標準規範核心(normative core)。「男流」學者認為,他們的工作在於如實呈現世界樣態,而女性主義學者則認為,她們的功用多少在於顯露世界政治中高度性別化的結構,以求加以改善。唯有解構主流範式、剝奪它的特權,女性主義的方法才能揭發現代國際政治固化性別、將暴力加諸婦女的無數方式。女性主義的方法強調,即使處在民族國家間的和平時期,世界也不是真正能夠和平對待女性。闡明這些事實有助於鞭策該體系朝向更有利於女性主義者的平衡狀態發展。

 

       自由主義的女性主義者意識到,世界政治以繁多的方式將女性邊緣化。不過,她們也相信,將女性從傳統性別化的角色中解放出來,可以讓國際社會更順利地運作。這種邏輯亦延伸到自由主義女性主義對喪屍問題的分析。如果加上喪屍再來攪和,那麼對女性有好處,也有利於對抗活死人的策略。例如,大量研究表明,將性別平等和限制歧視編入法典的國家,在各個方面都會更加安全。換句話說,對女性主義較為友好的政府也較能免受外部威脅。從邏輯上講,活死人的威脅應能加速那些解放政策的落實,從而使那些被邊緣化的人受益更多。

 

       自由主義的女性主義者可以指出喪屍經典中與這一論點一致的面向。例如,在查克.斯奈德二○○四年重拍的《活人生吃》中,一群倖存者進入商場後,卻發現自己受商場白人、男性、異性戀父權制的保全控制。這段時間的治理被描述為高度的功能失調,非但衝突一再發生,而且限制了個人的自由。然而,一旦倖存者接手管理了,由此產生的治理結構會變得更好,因為在新領導人安娜的支配下,決策較能基於共識,並產生較理想的結果。

 

        同樣,在喬治.羅梅羅二○○五年的《活屍禁區》中,幾個核心人物將施蕾克(Slack)從她原先被派定的妓女角色中解放出來,並使她成為保安組織中不可或缺的一員。在羅伯特.柯克曼二○一○年開始之《陰屍路》的後面幾集中,女性角色(尤其是米瓊恩〔Michonne〕、安德蕾亞〔Andrea〕和卡蘿爾〔Carol〕)在保安工作上都發揮了重要的功能。

 

       觀眾在Syfy頻道二○一四至一八年《喪屍國度》中的一條故事線見識了「慈悲姐妹」(Sisters of Mercy),這是一個旨在保護居民免受活死人和活生人傷害的女性主義團體。在《惡靈古堡》的系列影片中,女性角色(尤其是愛麗絲)似乎更有能力與活死人纏鬥。曹日亨二○二○年《活著》(#Alive)中的男主角如果沒有遇到女鄰居並接受她的協助以及較高明的策略指導,他恐怕凶多吉少了。在許多有關喪屍的經典作品中,故事結尾時女性倖存者的占比高得令人驚訝,這點絕非巧合。

 

       對於自由主義的女性主義者來說,消除性別障礙既有益於世界社會,也有益於對抗喪屍。事實上,自由主義的女性主義者唯一仍擔憂的是,這種方法的策略和成本將如何拿到公共領域裡進行辯論。不難想像,一些女性主義者會敦促女性「起義」加入抗屍大戰。她們可以藉著努力,在抗屍組織中攀升至稀少的頂尖領導職位,如此一來,這些領導者可以為一代又一代抗屍戰鬥中的女性樹立榜樣。

 

       我們也不難想像,有人會對這種方法提出批評,哀嘆又想在職業抱負中取得平衡、又想管好家庭,還要經營與人類和食人鬼的煩心關係,這真強人所難。女性在喪屍災難的末日場景中,是否可以做到「兼顧一切」的地步,這爭論將無止無盡地發酵下去。

 

       活死人對國際社會將產生什麼影響?批判的女性主義(critical feminism)對此將會採取較褊狹的觀點。他們將專注於如下這一問題:喪屍如何會對現存社會中權力遭剝奪的份子構成嚴重的威脅。人為的災難甚至會進一步邊緣化社會中最弱勢的份子(女性尤其明顯)。在這種氛圍下,女性主義中的批判理論家正設法找出一種途徑,以將性別作為一種分析類別以及一種對於解放計畫的歷史承諾。

 

       可以預見,在活死人面前也會開展類似的動力。例如可以想想食人鬼對國家組織的預期影響。安全機構不可避免地會被優先考慮,但這些政治權力領域往往最排斥女性。更糟糕的是,安全部隊在國際間的擴大部署也將導致賣淫和性販賣的猖獗。這反而可能進一步鞏固先前已存在的性別結構,而非將其破壞。正如安.提克納(J. Ann Tickner)所觀察到的,「在處理國際政治現實時,與女性氣質相關的特徵均被視為負擔。」

 

       因此,活死人的存在可能會加劇基於性別的從屬關係。批判的女性主義者會對喪屍大災難引起的證券化(securitization)及其對社會女性化份子(包括婦女和窮人)造成的影響表示擔憂。雖然自由主義的女性主義者可能主張,喪屍這一外來衝擊或將迫使社會賦予女性權力,但批判的女性主義者則可能預測,政策反應會巧妙地將現狀推往相反方向。

 

       我們當然可以在喪屍經典中看到傳統女性角色的具體呈現。在羅梅羅一九六八年的《活死人之夜》中,食人鬼的恐怖陰影使芭芭拉的角色徹底失去了能力。在這部影片最初的場景中,她被描寫為一個自信、沉著的人。然而,在第一波的喪屍來襲之後,她因恐懼而癱瘓了,並在影片接下來的大部分時間裡變得沉默不語。芭芭拉喪失了行動力,大部分時間只能坐在沙發上,神經處於近乎緊繃的狀態,而男性角色則在一旁爭論如何行事。

 

       在丹尼.博伊二○○二年的影片《28天毀滅倒數》、布賴恩.基恩二○○四年的小說《崛起》(The Rising)和Netflix二○一九年的《喪屍國度續集》等作品中,我們看到安全部隊費盡心血來囚禁充當性奴的女性。

 

       在柯克曼《陰屍路》的前兩季中,女性擔當了傳統賦予她們的性別任務,例如洗衣、準備食物和教育孩子。事實上,卡蘿爾有一次告訴勞莉(Laurie),她是主要倖存者群體中的「第一夫人」。只有當群體規模縮小時,性別分工才會失效。後來,勞莉懷孕的事被認定為該群體在監獄中尋找固定根據地的驅動力。群體成員對她懷孕的事議論紛紛,認為那不切實際,而這些對話強調了如下這種觀念:在喪屍肆虐的世界中,傳統的女性任務只會起反作用。勞莉隨後在分娩時去世,而這正是此種偏見最明顯的補充加固。

 

       批判的女性主義者應該會對活死人的影響深感悲觀,並敦促盡可能做好預防措施。後結構女性主義者會以更加激進的視角來看待喪屍問題,並認為其他女性主義者忽視了交匯性(intersectionality)在身份認同形成過程中的重要性。

 

       後結構主義者強調,任何個體都存在於多個相互改變之身份的交匯處。在一個交匯性的世界中,國際關係不僅高度性別化,而且在結構上也將種族和性取向問題邊緣化。這種理論化的一個關鍵目的是將國際關係從其種族主義、性別歧視、異性戀的桎梏中解放出來。因此,人們自然而然會進一步想到,導入喪屍問題是否僅是為了將世界社會劃分為人類和後人類兩個領域的藉口。後結構主義者在開始分析的時候,應該會先質疑將這兩個群體分開來的本體論需求。

 

       後結構主義觀點最明顯的挑戰將是觀察活死人藉由吃人來威脅人類秩序的無數種方式。然而,後結構主義者可以對這一反對意見提出兩種回應。首先,在經典中有些例子反映出來,喪屍和人類會學著發展主體間的彼此理解(intersubjective understandings),並在此一過程中為他們之間看似難以解決的爭端劃下句點。也許這種喪屍文學可以將以撒克.馬里昂二○一一年的小說《體溫》作為典範。

 

       這部作品是從一個名叫R之喪屍的角度寫成:他愛上了一個名叫朱莉的活人,而其內容巧妙地描述了兩個角色發展主體間彼此理解的方式。讀者了解到,「屍體」一詞被認定是對喪屍社群的冒犯。正如R解釋的那樣,「她是活的,我是死的,但我寧可認為,我們雙方都是人類。」後來,朱莉開始同情並認同R,她說:「我想表達的是,『喪屍』這個愚蠢字眼不過只是我們用來指稱自己不理解的存有狀態。」

 

       小說中每個角色都開始反省自己團體的行為中比較負面的地方,比方吃人腦或殺喪屍。最後,喪屍進化並避免吃人,而活人則解除武裝。活人和喪屍之間的愛情可以超越兩個群體之間被建構的差異,而這主題正是後結構主義發展進程的一個例子。

 

       其次,後結構主義者可能主張,活死人在現代社會中也許會抹除性別結構,而其方式是值得我們思考的。正如〈喪屍的社會建構〉一章所述,喪屍是不受性別的社會建構所限制的。只要稍微觀察一下經典中喪屍的行為,讀者便能發現,幾乎看不到該社群中有男女分別的典型例子。事實上,活死人在許多方面更進化了,泯除了後人類社群之間大多數的生物和性別上的差異。畢竟,從死靈者的角度來看,繁殖行為不是女性專利,因為任何喪屍都可造出更多喪屍。

 

       這並不是說後結構主義者必然歡迎有如世界末日的喪屍大災難。他們反而強調,藉由關注在後人類領域內似乎運作良好的規範,人類首先可能會否定暴力衝突的成因,並透過這方式走上進化道路。後結構主義者提供了一種方法,可以超脫自由主義女性主義者和批判主義女性主義者之間在應對喪屍問題上的傳統爭論。這方法或許行不通,但會成為一個非常有趣的社會實驗

 

【書籍資料】

國際政治理論與喪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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