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壽川 H.C. Ho

一陣低沉的轟隆聲才剛從我頭頂上方響起，就迅速地轉出尖銳的氣流呼嘯聲，在空中一掠而過。
這是一九六七年，一架美軍的F-86軍刀戰鬥機在屏東空軍機場演練。F-86軍刀戰鬥機是美國在二戰勝利後開發出來的第一代噴氣式戰鬥機，用的主要是奇異公司（General Electric, GE）製造的J47渦輪噴射發動機。J47發動機的推力很強，再搭配F-86 流線型機身與後掠翼設計，就創造出當時噴射戰鬥機中的頂尖性能。臺灣當時還沒配備這種戰鬥機。

這一年，我剛從大學畢業，在服空軍預官役。有一天開會，長官說有些美國飛機要從越南送過來維修，問在座的預官有誰懂「品管」，特別是美國的「105品管系統」。105 品管系統，是所有美國軍隊在做採購檢驗品管的時候都會用的系統。

我舉手說我在大學學過，熟悉這套系統。
總檢驗長是空軍上校，問我英文怎麼樣。我說因為我正準備去美國留學，所以應該沒問題。
他聽了之後說：「好，那就你來做，你負責105 品管的檢查報告系統與美方這個單位溝通。」
然後他還告訴我了一個做這個工作的好處：可以給你休假。

這樣我有了一個總檢驗師的職務，維修起美軍從越南飛到臺灣來的飛機。當時越戰正打得熾烈，臺灣為了賺外匯，接下越戰美軍不同機種的維修保養任務。每個星期都會來一架飛機，工作量十分驚人。
其中主力是可以裝載炸彈的F-86和F-100。F-86不但是戰鬥機，而且還可以掛載九百多公斤的炸彈去轟炸。

F-100超級軍刀戰鬥機，有兩三層樓高，算是很大型的飛機。也有F-5A戰鬥機。那是當時美國最新的飛機，很小，就像蜜蜂一樣，速度很快。此外，我們也維修臺灣自己的T-33教練機，以及其他機種，因為有編號，臺灣有多少架飛機都必須在一定時間內經過我們單位的總體檢。

我們單位的工作就是把飛機引擎全部拆解，再照八大本英文105品管手冊一一檢驗、確認合規後，地面開機、試飛，才蓋章放行。
105品管系統的核心是MIL-STD-105E品檢規範，有批量大小（Lot size）、允收水準（Acceptable Quality Limit, AQL）。我因為學過這個統計學標準，美軍才認為我們的檢驗作業會和他們一致。
105品管本身有一整套規範，每個動作都有一定的規矩。在檢驗過程中，我們不僅要記錄每項換損，找正確換損零件進行維修，還要用統計方法判斷這些缺陷是否具有共同的顯著性。如果有多架飛機都有相同問題，就要回推是否可能有設計上的缺陷，進而對更上游提出修改設計的建議。

很快一年預官將服滿，總檢驗室因為越南飛機仍定期進廠總檢，因此上校詢問各個預官是否願意留營服務，願意的人一個月有5百美元的薪水。當時新臺幣對美元的匯率是40比1，相當於月薪2萬臺幣。我記得一九六九年從美國學成歸國的時候，大專生月薪才新臺幣3千元，碩士學位的月薪新臺幣7千元，所以那是很高的待遇。

儘管我申請到獎學金出國深造，沒有留營，不過那是我生命中非常奇特的一段經歷，對我助益很大。
我見識了國防產業與技術維修背後的龐大系統，也對飛機、空軍戰力及航太產業都有了理解。大園空難後，當時行政院劉兆玄副院長指定由成功大學翁政義校長主持「飛航安全調查委員會」解讀黑盒子的時候，我也被邀請擔任第一屆飛安委員，完成臺灣自己解讀黑盒子的能力。

還有，我始終相信，做生意並不是毫無規則可循。外界常以為商場上靠的是經驗與直覺，沒有什麼明文的標準，但實際上，管理學裡頭是有一整套邏輯與規矩的。裡頭涉及到統計、機率、流程控制，甚至到數學模型的應用。

而這些觀念，在我大學學習統計學的時候就已經接觸到，但沒想到畢業後在軍中就派上用場，有了實戰的機會。

人生的際遇難測。我因為在大三、大四兩年，多修了二十四個管理學分，結果對我日後從事實務工作產生那麼多助益，事先實在沒有想到。

那我一個讀機械系的學生，怎麼會去修了統計學？這要回顧一下我的求學之路，還有我家的背景。（節錄自第一章）

一九九七年左右，我第一次接觸E Ink。那時候我們透過時代基金會（EPOCH）成為MIT「產業顧問計畫」（Liaison Program）的合作對象。最初這個計畫不收費，後來因為MIT 表示旅行成本上升，才開始收費 我們是臺灣少數幾家參與這項計畫的公司之一。

那時我們每年都會去麻省理工學院，參觀超過160個實驗室的研究項目。
不論是材料、電子、物理，只要我們有問題，都可以向他們請教。這是一個雙向的學習平台――你愈懂，愈能問對問題，得到的也愈多；反之則容易浪費資源。
其中比較著名的是媒體實驗室（Media Lab），在還沒有email的年代就開始發展數位技術的實驗室。

我去媒體實驗室參觀的時候，每個團隊都自己講解。有一位化工系材料科學教授聽說我們在臺灣做TFT，馬上來問我：「你願不願意和我們合作？」
這位教授叫約瑟夫．賈克森（Joseph Jacobson），一個非常虔誠的猶太教授。每個星期五回特拉維夫、週末打坐，星期一再飛回波士頓。賈克森說他剛從MIT延伸出來成立一家公司叫E Ink，給我們看他的電子紙技術。

他所展示的電子紙結構，不需要彩色濾光片、背光、液晶三大元件，只剩下TFT做為訊息的輸入系統。
膠囊技術是電子紙的核心。每一個微膠囊裡包含正負荷電，黑白兩色的球體。
透過改變電場極性，讓黑白球或是浮到表面或是沈到膠囊底部，從而顯示不同的圖案或文字。這樣的顯示不需要背光，依靠環境光的反射就能清晰閱讀，並且在畫面不改變的時候幾乎不耗電。這是電子紙特有的「雙穩態」（bi-stable）特徵。

我當時立刻意識到，這種技術省了背光、液晶、彩色濾光片，顯然是一種非常具有競爭力的顯示方式。

不過，一方面覺得這不是我們熟悉的顯示器，一方面又覺得我們也有過類似的應用。我們做紙的時候，也會用到微膠囊技術，像在自動複寫紙上使用多種不同顏色的油墨微膠囊，寫下去會釋出紅色、藍色等等。當然，電子紙的技術要比較複雜得很多。

我問他未來的計畫，他說要做成閱讀器（e-Reader），需要提供TFT顯示器做為訊息的輸入系統，但是當時沒人理他。
我告訴他：「我們義無反顧地支持你。你如果願意合作，我來提供面板試用。」
後來我甚至幫他們重新開新的光罩、處理許多技術細節。他也購買了我們的TFT面板，雖然數量不大，但對我們來說仍是一筆生意。於是他們就開始與元太建立起非常密切的合作關係。

我們合作了十年。那十年間，除了飛利浦，還有日本凸版及大日本印刷加入。
但是到二〇〇七年金融危機期間，E Ink 資金鏈斷裂，募資失敗，只能宣布破產。

事實上，在這之前，荷蘭的飛利浦就已經先撤出了。他們曾經是E Ink 的主要投資者。投資多年，根據飛利浦內部的投資規則，如果十年未見成果就得放棄。飛利浦問元太要不要接手。

我回答：「你不能走啊，不能就這樣賣給我。」但他們表示投資制度有明確規定，只能退出。我們於是在二〇〇五年接下飛利浦部門。

E Ink的經營團隊是哈佛高材生，教人如何投資及創業管理的專家，MIT教授們又提供了獨一無二的技術支援，沒想到竟然經營十年後仍走向失敗，令人驚訝。事後他說當時所有能嘗試的都做過了，可惜還是不行。

當時我們面對的最大競爭對手聽說是德國的默克集團。他們之所以關心這項技術，前面說過，是因為在液晶這個TFT 的關鍵材料之一裡，有一條「螺旋旋轉曲線」專利屬於他們。
默克這家大製藥廠，財力雄厚，最不缺的就是錢。我們需要籌資，默克完全不需要。但他們參與投標的時候，由於看到E Ink創立十年來沒有什麼成果，對出價的態度也偏保守，下標金額打了一個折扣。

相比之下，我們對E Ink這家公司從開發初期就參與其中，深知其中的利害與痛點，因此投出的金額是合理且公允的，所以底價就是原E Ink的投資成本。最終，我們得標。

接著問題來了。我告訴對方：「我們得標後才會安排融資。」他們也同意，給了半年時間讓我們募資。

沒想到在這半年間，發生了戲劇性的轉折。Kindle大賣了。（節錄自第四章）

在二十一世紀，全球最重要的兩個課題，莫過於減碳及再生能源。
人類文明的未來，將繫於我們能否在氣候變遷的壓力下，找到真正永續再生能源的解方。
而這個答案，就在四十六億年來地球光合作用演化的「醣經濟」之中。
回顧永豐餘一百年的歷程，其實簡單來說，就是一段持續不斷的「醣經濟」實踐之路。
「醣經濟」和朱棣文先生所倡議的「葡萄糖經濟」有著本質上的差異。得過諾貝爾化學獎的朱棣文先生在擔任美國能源部長時，曾主張將食物中的澱粉轉化成酒精，作為汽車燃料使用。這樣的做法在技術和成本上雖然不困難，但卻忽略了當時全球60億人口的現實：當食物被大規模轉為能源使用，將勢必導致食物供應不足，推升物價，甚至引發糧食危機，而終告失敗，但現今美國又重提此案。

我說的「醣經濟」，並非如此。
它的核心精神，在於運用光合作用的產物──醣（尤其是纖維素），去構建一個環境友善及資源可循環的經濟體系。

「醣經濟」的內涵，可以歸納為四大核心要件：
一，沒有廢棄物的理念。任何東西都不應被視為垃圾丟棄，而應透過系統性循環再利用，進入下一個循環。
二，重視材料科學，特別是纖維素與各種可再生材料，轉化為綠色材料的應用與設計，推動產業升級。
三，以生質能源為主，逐步取代石化能源，推動低碳能源轉型，並進一步發展綠能應用。
四，不僅減碳，更要固碳，關鍵在於如何將二氧化碳固定在產品或材料之中，延緩其重返大氣的時間，為氣候穩定爭取長遠的空間。

我對這些事情的認知與實踐，其實都不是一蹴可幾的，而是來自於在造紙業近六十年的點滴經驗的累積。日日與材料為伴、與製程磨合，在不斷試驗與修正的過程中，逐漸體悟出其中生物碳（Biogenic Carbon）可持續循環使用的特色。

在大自然之中，以木材為例做起點，我思考植物如何在自然循環裡，長久保存固定的形式。從木材、從植物，我逐漸領悟：若我們順應大自然的邏輯去運作，就能找到真正永續的解方。正是在這樣的體驗與反思中，「醣經濟」的想法逐步在我心中成形。

不過，這並不是我的發明，而是大自然的演化早已寫下的答案。植物透過光合作用所留下的成果，就是「醣」――它是生命能量的起源，也是人類建立材料與能源體系的基礎。
我只不過是將這份早已存在於自然的演化，轉譯為產業的語言，並透過實踐去證明：順應自然，才是通往永續之道。（節錄自第五章）

二〇一八年，芬蘭總統夫人在國慶酒會上穿了一件衣服，引起全球矚目。這件衣服是用芬蘭的樺木（Birch）紙漿抽絲製成的，象徵了以木材替代石化，創造低碳纖維的技術展示。但同時也凸顯出其高昂的成本，耗資數百萬歐元，並且當時的技術一年的時間僅能完成一件，無法量產。

我想起王永慶當年為什麼會對造紙用木漿感興趣。那時台化在做嫘縈，嫘縈雖然是純粹的人造絲，但原料來自木的半纖維素。生產嫘縈的木漿經過特殊處理，必須溶於高鹼形成溶解漿，並經二硫化碳（CS₂）增黏，抽絲成為再生纖維。由於CS₂ 非環境友善的化學品，回收處理成本過高，台化在二〇一〇年開始減產，最終於二〇二四年停產。全世界生產嫘縈的產業都會面臨同樣的環境制約。

今天，我們的木漿直接溶解於自行開發的離子液體中，抽絲成為紡紗纖維，我們正持續運用可循環再生離子溶液技術，真正實現再生的綠色材料，邁向規模化量產的未來。

木頭裡有纖維素、半纖維素與木質素，我們利用纖維素來造紙與抽絲，木質素以往在造紙業屬於副產品，多半直接燃燒處理，頂多當作生質燃料自用，並沒有被視為高附加價值的材料。
但是從醣經濟的觀點來看，木質素的應用潛力非常大，它是天然的芳香族高分子，具有剛性高、耐熱、抗紫外線等特性，適合開發成為樹脂、碳纖維前驅體等新材料。

目前國際上已有一些公司嘗試將木質素精煉成生物基的酚醛樹脂，用於製作環保型膠合板、隔熱材料等；甚至有研發單位用木質素，運用其耐熱、耐高溫、低電介質特性，製作碳纖維與PCB 基板，應用在風力發電葉片、汽車零件等高強度結構件上。
這樣的方向，不僅可以取代部分石化原料，還能在材料的全生命週期中達到減碳效果。
對永豐餘而言，木質素的能源化與材料化，是同時並行的策略。一方面，我們利用木質素燃燒發電，取得穩定的綠電來源；另一方面，我們也投入研發，探索將木質素轉化為更高價值的材料。

這件事情主要在花蓮廠進行。
我們把紙漿拿來紡紗，紙漿可以做到跟線紗一樣。這項技術能將紙漿中的纖維素淬鍊到極細的程度，產生類似金色的光學效果。這不是染色，而是光學折射與奈米尺度的物理作用所產生的天然色澤，類似孔雀羽毛的結構色。一小束這種纖維中可能包含數千根極細纖維，顯示其純度與細度已達極高水準，具潛力應用於高階材料研發。

這種纖維的強度來自於「氫鍵」。在研發過程中，我們首先將纖維素溶解、分散，透過流變過程，纖維可以排列成特定形狀。這背後的關鍵，就是氫鍵的作用。
為了說明氫鍵的概念，可以提到一則流傳於化學教科書中的歷史故事：拿破崙東征俄國的時候，正逢嚴寒冬季。俄軍利用寒冬下的冰塊搭建防禦工事，這些冰塊不僅堅固，甚至能擋子彈。原因就在於水結冰時，原本每個水分子擁有三個氫鍵，冰態下會形成四個氫鍵，使結構更穩固、更密實。
同樣道理應用在纖維開發上。這種奈米級纖維之所以堅韌，是因為在抽絲過程中，分子鏈經過重新排列，使氫鍵之間的連結緊密而穩定。就如一張普通紙容易撕裂，但這種經過排列與交織的纖維，要用力才能扯斷，強度遠高於一般紙張。這不僅來自於氫鍵的密度，也來自纖維細度與結構的整齊排列。
此外，當纖維愈細、排列愈緊密，其表面與光線互動的方式也改變，會在光學上產生特殊色澤，這也解釋了這些高階奈米纖維為何會呈現如黃金般的顏色。（節錄自第八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