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是台灣婦產科醫師,遠征戰地守護女人與她們的孩子

《我的戰場在產房》

作者:蘇曉凡 / 文章分享來源:世界走走

「生每一胎都是殘酷血淋淋的試煉。」王伊蕾如此形容阿富汗、伊拉克的生產現場。

        王伊蕾是台灣首位婦產專科無國界醫生。在台灣擔任婦產醫師逾30年、執業婦產科診所20多年的她,為了一圓年輕時的夢想,決定在50歲時申請加入國際非政府組織「無國界醫生」,並於2018年至2019年間,相繼到阿富汗、伊拉克執行任務。

 

       加入「無國界醫生」行列後,王伊蕾於2018年底飛往阿富汗,在霍斯特母嬰醫院服務;並於2019年轉移至伊拉克諾布盧斯醫院。

 

       我問王伊蕾,當電視機前的戰亂街景直入她眼簾,會害怕嗎?她笑著說,比較害怕醫療上的問題。

 

       王伊蕾解釋,前往阿富汗前,「無國界醫生」安排了行前訓練,對於可能面對的各種狀況,盡可能提供因應方法。另一方面,組織內除了專業醫療人員,也有一半組成是談判、運補等其他專業人才,掌握當地第一手情資,每週五的安全會議,上級都會報告接下來一週必須注意的事宜。

 

       「害怕是害怕,但選擇加入我就信任。這個組織也沒讓我失望。」

王伊蕾口中的醫療上問題,包括救不回病人,以及醫療資源不夠。

 

       由於男女分隔明確,在當地,女性看診必須是由女醫師執行。然而,在女性受教權相對弱勢之下,女醫師也就相對缺乏,如此惡性循環,讓許多女性喪命於闌尾炎、蜂窩組織炎等病症,「這些病症在台灣只要小手術、吃個抗生素就可以了。」

 

       王伊蕾談起一次救不回的經驗。一名初次懷胎的20歲阿富汗女子,患有重度妊娠高血壓,全身抽筋,當地神婆卻只要一家人虔誠祈禱,導致遲到第五日才送醫,女子已失去意識,胎兒也胎死腹中,必須轉診至大醫院急救。無情的是,由於阿富汗宵禁政策,不得不等到天亮才能轉院,「我陪在旁邊,看著她瞳孔越來越大,呼吸越來越慢,天漸漸亮,但20歲生命也沒了。」

 

       面對難以消化的難過情緒,王伊蕾除了跟家人述說、書寫日誌,更常是被現實拉回來,「當你走不出來,手機就又響了,又是另一位大出血病人。」她說,另一位病患的危機便是自己的轉機,「當你把另一位病人搶救回來,就會發現你的工作還是有意義的。」

 

       但也是在如此艱困環境下,王伊蕾看見女性的韌性。她曾遇到一位孕婦歪著腰走進醫院,說身體不太舒服,但超音波一照,才發現是子宮外孕,出血多達1000毫升。這種情況,若發生在台灣病患身上,是痛到死去活來的,王伊蕾說道。

 

 

沒有居高臨下的指導,只有共同學習和賦權

       之所以將《我的戰場在產房》定為書名,所言無誇張。在阿富汗霍斯特母嬰醫院,平均一天新生兒數量為60至70個,根據2017年的統計資料,該醫院一年生產所接生的嬰兒數,將近整個台北市的數量。

 

       王伊蕾初到阿富汗時,一下子面對太多生產,錯用台灣的執業方式,一個一個親自處理,搞得自己很累,壓力也大。因此,再到伊拉克,她便調整作法,多花心力在教育當地女醫師、助產士。

 

       她也不斷強調,「無國界醫生」派到當地的醫師並沒有高出一等。「人道救援是基於人與人之間真心的關懷,不是施捨。」起初,不免遇上當地女醫師、助產士刻意與他們保持距離,但王伊蕾始終記著組織所提醒:shadow(學習)、empower(賦權)。

 

       「我會先觀察,看他們哪些做得對、哪些不對,先這樣一到兩個禮拜,大概知道整個狀況。他們都很渴求醫療知識,所以我會採取良性交流,互相討論,帶入一些西方文獻,再去提到治療過程需要改善之處。」

 

       舉例來說,在當地私人醫院,超音波檢查會額外收費,利益豐厚,因此被特定人士把持,當地醫師常是被趕出超音波室等拿報告,這導致他們不熟悉操作。王伊蕾看著一張張超音波照,影像模糊、嬰兒大小也與實際落差極大,她才意識到醫師們不會操作,卻又羞於開口。因此,她不居高臨下教導,而是分享操作訣竅,讓當地同事慢慢信任自己。

 

       此外,王伊蕾也盡可能在當地建立流程、制度。因為她知道,如此才能讓人道救援持續下去,發揮意義。她解釋,「無國界醫生」組織通常會設下一個期限,希望醫院後續能慢慢轉由當地NGO接手,成為當地城市戰後或災後重建的一環。

 

       例如,王伊蕾曾在諾布盧斯醫院進行產後大出血演習,分配好每位助產士的職責,以免面臨危急情況時,整個診療空間亂成一團;她也與醫院附近的助產單位溝通,建立互通有無的互助機制,讓順產孕婦送到助產單位,有狀況的孕婦能立即送至醫院救治。

 

       為了當地女性的健康,她更向上級積極爭取到產後結紮的權利,為一些高齡者或不堪再孕的產婦進行產後結紮手術。我好奇地問,遇過最高生產紀錄是多少?王伊蕾回答:「20胎,G20(gravidity,指曾經懷孕過的次數,包括流產、死產),不是什麼G20峰會。」

 

       王伊蕾與當地女醫師、助產士在工作上相互協助,久而久之,她們不只培養出同事情誼,更有了姐妹情誼。她們私下一起聚餐、玩樂,同事們掀起遮蔽全身的罩紗,各個完妝美麗,飾品繽紛,並互相分享Henna(指甲花)彩繪。

 

       問起當地女性特別可愛之處?王伊蕾醫師毫不猶豫地回答:「我覺得所有女生都很可愛啊,包括我自己,這也是我從事這一行的原因。」

 
 

50歲才追夢,不會太遲

成為無國界醫生之前,王伊蕾前半生的志願是「婦產科醫師」。

 

       「我的命就是一位婦產科醫師救下來的,」談起成為婦產科醫師的緣由,王伊蕾說,當年母親高齡38歲,原以為月事沒來是因為身體抱恙,到醫院檢查後,才發現是懷孕。她的母親本來不想留下,「但婦產科醫師說寶寶很健康,勸她把我留下來。」

 

       從此,那題台灣人再熟悉不過的國小作文題目「我的志願」,王伊蕾為自己的人生寫下了「婦產科醫師」。她的高中好友笑說,王伊蕾可能是少數從小到大志願從一而終的人。

 

       就讀陽明醫學院期間,王伊蕾參加學校服務性社團「勵青社」,大四那年,她跟著社團來到雲林四湖服務,那次服務讓她感受到自身之渺小──明明讀了這麼多書,卻依舊懂得太少,面對婆婆爺爺的疑難雜症,給不出正確有效的診斷。

 

       但也是在那時,王伊蕾在與學長、同學們互相交流的過程中,得知了國際組織「無國界醫生」。就算當時連台灣偏鄉的長者都還幫助不了,她心中已對深入災區救助難民的工作,種下憧憬的種子。

 

       1999年,「無國界醫生」榮獲諾貝爾和平獎。那一年,王伊蕾才剛分發至公立醫院服務期滿,兩位女兒嗷嗷待哺,她在新書中回憶:「我的心又飛揚了,但想到兩個上班前總拉著我不肯放的黏人幼兒,和還有二十年的房屋貸款,讓我飛揚的心直直摔回現實。」

 

       奔向理想之前,她先扎扎實實地完成婦產專科訓練、成立自己的婦產科診所,同時經營家庭、將兩個年幼的小孩拉拔長大──只是,歲月飛速,隨著小孩陸續離家求學、出社會,她也陸續捎來幾位大學同窗的逝世消息,讓王伊蕾體悟到把握當下的重要。

 

       她毅然決然暫時停止診所營業,投入「無國界醫生」的人道救援工作。

 

       這一決定獲得全家人支持。對此,王伊蕾說:「從小孩小時候,他們就知道這個家的四個人都是獨立個體,對彼此的決定或想做的事情,只要互相確認是真正想做的、也能努力執行完成,就會彼此支持。」

 

       王伊蕾尤其感謝同樣身為醫生的同窗伴侶。丈夫固然擔心安危問題,但他知道那是王伊蕾的夢想,所以他願意當她的後盾,協助處理申請過程的繁瑣文件。「我覺得最了不起的是,他對於自己是有所自信,才能樂觀其成地看待我的所有成就。」

 

       作為首位婦產專科無國界醫生,王伊蕾強調,自己絕對不會是最後一位。

 

       她說,50多歲才追夢的先例,是給有志之士的祝福與鼓勵,「加入無國界醫生,在當地所執行的臨床、行政,都是我過去每天工作所累積下來的,當能量累積夠久,只要夢想還在,哪天兩種結合一起,就會爆發出來。」

 

走過的路成為他人的養分

       回台之後,王伊蕾繼續營業自己的婦產科診所,有些日常卻從此改變了。

 

       她說,女兒們長大後都有自己生活,聯繫減少,但這趟冒險之旅,為母女之間再帶來話題,二女兒甚至協助將媽媽的「無國界醫生」故事分享到社群媒體,提醒臉書文不要又臭又長,要一千字以內、分成多段。

 

       在阿富汗、伊拉克,王伊蕾把婦產知識傳承出去,而回國後,反倒是女兒教會了她如何分享在那裡的故事。也許,所有事物都是環環相扣,所追尋的一切,最後只為成就一個圓。

 

       因為無國界醫生的經歷,王伊蕾開始到處演講分享。某一次,她應邀為台灣婦產科醫學會的演講,分享在阿富汗、伊拉克所學到的特殊接生方法。講座後,一位來聽講的醫師當天晚上值班便遇上特殊狀況的產婦,馬上嘗試了王伊蕾醫師所分享的特殊接生法,才順利解決問題。

 

       「聽到這樣的故事,我都會想,我走過這麼多路,這麼辛苦去到阿富汗、伊拉克,會不會其實就是為了就這一位寶寶和他的媽媽,或幫助那一位學妹(醫師)。」(完)

 

 

【書籍資料】

我的戰場在產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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