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談楚辭
「詩」、「騷」為古人之必讀書；「風」、「騷」為歷代文人所稱道，為創作之不盡之泉。楚辭在文學源流上關係甚重大。
一、釋楚辭
楚辭，楚國民歌，屈原加工寫就後，後人名之「楚辭」。大多作品作時無篇名，篇名多為後人所加。
《昭明文選》有賦、詩、騷之分，騷即楚辭。楚辭亦稱賦也，《漢書‧藝文志》即列有屈原賦二十五篇（以為皆楚辭，皆為屈原作）。楚辭，一名「楚詞」，一名「賦」，均妥。
以「楚辭」名之，始自劉向。
劉向乃元帝、成帝時人，宣帝初年卒。劉向作《別錄》，是在漢成帝朝，時已有楚辭之名。成帝時，劉向校書，集屈原及學屈諸人之作名曰楚辭。凡古人為書皆有一定宗旨，合則數人可為一家。故自《隋書‧經籍志》以下分經、史、子、集，楚辭入集部而不入總集、別集，單立為楚辭之名。其所以不入總集者，豈古人不知也？蓋總集專就文章言，凡文好即可，如《文選》上下八代所收百餘人，即此故也。其文章不必彼此有關。劉向自作賦雖多，而楚辭僅收其《九歎》，即以其他與楚辭不合故也。漢人所作自淮南小山而下，亦能與之互相發揮，自宋玉至王逸皆學屈原《離騷》作，故自成一家。
何以曰楚辭？名為「楚辭」者，楚人之辭也。楚人之辭者，表示異於他處也。周末諸侯跋扈，各地方言不同。今之方言，人亦多不懂，如《醒世姻緣》用山東方言。以楚辭而通行者，以其辭太好。
作楚辭，須先通楚國之語言、音韻。《漢書‧王褒傳》載：
宣帝時，修武帝故事，講論六藝群書，博盡奇異之好。徵能為楚辭九江被公，召見誦讀。
《漢書》注引劉向《別錄》曰：
宣帝詔徵被公，見誦楚辭。入，被公年衰母老，每一誦，輒與粥。
蓋當時九江用楚音，而被公猶能以戰國時楚音讀之。後世之皮簧戲譚（鑫培）、余（叔巖），皆湖北人，咬字用湖北音（崑曲除丑能用本地方言外，生、旦皆須用蘇白）。
《文選》又何以名楚辭曰騷？蓋楚辭以《離騷經》為主。王逸釋：離者，別也；騷者，愁也；經，徑也。屈賦二十五篇，獨《離騷》稱「經」，其他皆不稱「經」。古書分「經」、「傳」。或曰：經者，常也。又曰：聖人所作為經，賢人所作稱傳。經者，又釋為組織之義。古人往往經、傳出一人之手，則經不過其主要綱目而已。墨子有《經上》篇、《經下》篇。若楚辭僅《離騷》曰經，則其餘各篇皆傳矣，屈原文以經為主，可代表他篇，故總名之曰「騷」。凡葉韻之文皆曰「賦」，且《離騷》多言愁，賦則不然。而《昭明文選》列「騷」於賦、詩之後者，乃為學者方便。
《文選》稱楚辭為「騷」、「騷體」，後凡體裁近於楚辭者均稱「騷體」，相沿以成，約定俗成，此始自蕭統。
「賦」之名不始於楚辭，而始於「詩三百篇」。詩「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司馬遷《史記‧孔子世家》），吳季札觀樂亦歌詩，諸侯相會則賦詩。賦者，敷也，直言之也。《漢書‧藝文志》「詩賦略」敘引《詩經‧鄘風‧定之方中》毛氏傳曰：
不歌而頌謂之賦，登高能賦可以為大夫。
能頌而不能歌者，一以聲韻，一以篇幅過長。賦與歌之不同，可以《左傳》證之：
衛獻公戒孫文子（林父）、寧惠子食，皆服而朝。日旰不召，而射鴻於囿。二子從之，不釋皮冠而與之言。二子怒。孫文子如戚，孫蒯（孫林父之子）入使。公飲之酒，使大師歌《巧言》之卒章。大師辭，師曹請為之。初，公有嬖妾，使師曹誨之琴，師曹鞭之。公怒，鞭師曹三百。故師曹欲歌之，以怒孫子以報公。公使歌之，遂頌之。（《襄公十四年》）
師曹為之，不歌而頌。「不歌而頌」，即謂之賦。
《尚書‧舜典》有「詩言志，歌永言」之語。「詩三百」多為四言，蓋文字皆由簡入繁，故五言出四言衰。今《昭明文選》所選但有四言，蓋有「詩三百篇」在前，後人無以過之。楚辭多用「兮」字，《詩經》用者尚少，然亦有上下句皆用「兮」字者，如《鄭風‧緇衣》：
緇衣之宜兮，敝予又改為兮。
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
緇衣之好兮，敝予又改造兮。
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
緇衣之蓆兮，敝予又改作兮。
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
此已與楚辭相近似。他者若「滄浪之歌」，亦此體：
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吾足。（屈原《漁父》所引楚歌）
（纓，古代謂帽纓，乃所以繫。）孔子聞之曰：「小子聽之，清斯濯纓，濁斯濯足矣，自取之也。」（《孟子‧離婁上》）滄浪在楚，是楚人之歌。然此仍為詩而非賦，蓋尚可歌也，賦則可頌（誦）而不可歌。
詩而為賦，亦文體之變也。此「賦」乃辭賦。賦，鋪張也，本為「賦、比、興」之賦，後單獨發展為一種文學樣式。哲理賦如《荀子》，漢賦均為「辭賦」。漢代司馬相如、揚雄、張衡、班固等均為辭賦家（漢代辭賦具有文學史上的價值，因予適當評價）。自枚乘《七發》、班固《兩都》以下，敘事、寫景多出於「楚辭」。
《漢書‧藝文志》「詩賦略」分五家，賦有四家：屈原、荀卿、陸賈及雜賦。荀子有《賦篇》，作風與屈原不同，仍為四字一句，而能頌不能歌，與「詩三百篇」不同。屈原賦乃文學之最早者，後世之描寫方法多出於楚辭，後之純文學亦出於此（「文」，廣義而言）。所謂純文學必有組織；不但須有組織，且須有音節（文者，字也，故有《說文解字》。文，其部首也；字者，孳乳而相生也）。屈原為賦家之正宗，後世學屈者多。（然後人學「騷」者多不能似，即以揚雄之才寫之尚如此。今並賦不為，何況楚辭？）宋玉乃屈原之弟子，後人合稱之為「屈宋」。《招魂》據云乃宋玉為屈原作，而司馬遷則以為屈原自己作。《史記‧屈原賈生列傳》：
屈原既死之後，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辭而以賦見稱，然皆祖屈原之從容辭令，終莫敢直諫。
宋玉出於屈原，而屈含蓄，宋刻露，能自己表現個性。短亦在此。以文論，「屈宋」可以並稱；唐勒、景差則不能與之比。其後，漢人賦多出屈宋，《漢書‧藝文志》「詩賦略」敘可概見。
二、讀《離騷》
今欲讀楚辭，須先讀《史記‧屈原列傳》。
司馬遷之作《史記》，不似後人之著書，乃自成一家之言，有所為而作，有可感始書；無感，雖名人不傳。班固以下則為史而史矣，體裁整齊。《史記》為某人列傳，即對某人有感，多為學者，或儒家，或兵家。管仲、晏嬰二人皆齊人，故合傳；孟子、荀卿皆儒家，諸家附其後。
司馬遷《史記》之傳，仍為「傳」之意。讀某人作品前，須先讀某人傳。立賈誼傳者乃同情其不得已，故錄要政之言甚少。
為屈原立傳，乃為《離騷》而作。古有「言功」篇，古人以立言為功。
班孟堅《離騷序》曰：
昔在孝武，博覽古文，淮南王安敘《離騷傳》，以「《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悱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蟬蛻濁穢之中，浮游塵埃之外，皭然泥而不滓，推此志，雖與日月爭光可也」。斯論似過其真。
古人不以抄書為恥。班孟堅抄淮南王安 《離騷傳敘》，自班孟堅序所引淮南王安可知。班固《漢書‧藝文志‧詩賦略》著錄屈原賦二十五篇，所謂二十五篇自《離騷》至《卜居》。
屈原所處之時代，正值神話傳說盛行，且楚國時為富饒、文化發達之大國。此為屈原賦楚辭提供了神話、想像之基礎。屈原信鬼神。
神話、想像不僅與時代，與地域亦有影響（熱帶最富幻想，如印度作品多夢境）。《列子‧說符》云：「楚人鬼而越人禨。」昔所謂華夏，但指山東、山西、河北、河南。陝西雖周之舊都，而時為西秦。楚則以蠻夷觀之。越成為國，其君稱子。楚最先見於春秋，吳越更晚。楚衰而吳興，吳亡而越興。民族文化低者多迷信，故曰：楚人鬼越人禨（禨，祥也，預兆）。聖君王不僅以鬼神行政（儺壇，周之祭祀地，打鬼），雖仍祭祀而言人事，如湯之賢臣巫咸，所以姓巫者，蓋咸即巫也（男女巫總名為巫，男巫單稱覡）。
屈原被放，就世俗看是不幸的。但就超世俗看來，未始不是幸，否則沒有《離騷》。再如老杜，值天寶之亂，困厄流離；老杜若非此亂，或無今日之偉大亦未可知。在生活上固是不幸，但在詩上說未始不是幸（但若條件夠了，自己沒本領，有材料不會作，也沒辦法）。
屈子之詩：
路曼曼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
杜甫之詩：
莫自使眼枯，收汝淚縱橫。
眼枯即見骨，天地終無情。（《新安吏》）
屈原是熱烈、動、積極、樂觀；杜甫是冷峭、靜、消極、悲觀。而其結果，都是給人以自己要好好活的意識，結果是相同的。
《離騷》中心思想：
一篇作品均有一中心思想，如以石投水，一點為中心，圈圈擴大，而成一篇。
朝發軔於蒼梧兮，夕余至乎縣圃。
欲少留此靈瑣兮，日忽忽其將暮。
吾令羲和弭節兮，望崦嵫而勿迫。
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
此即是屈原《離騷》之中心思想。屈原要實現其理想，但如何實現其理想，怎樣促成新的誕生、舊的死亡，卻一籌莫展。
《離騷》有奮鬥精神而又太有點傷感。「路曼曼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三百篇」無此等句子，《離騷》比「三百篇」有戰鬥、奮鬥精神。
人無思想等於不存在。《詩》、《騷》、曹、陶、李、杜其作品今日仍存在，其作品不滅，作風不斷。作品，即篇章；作風乃情，風者，精神之表現於外者。後世作偽詩之詩匠，即因其作品不能「常」，精神不能不斷。
紀念我的老師清河顧隨羨季先生
顧師羨季先生本名顧寶隨，河北省清河縣人，生於一八九七年二月十三日（即農曆丁酉年之正月十二日）。父金墀公為前清秀才，課子甚嚴。先生幼承庭訓，自童年即誦習唐人絕句以代兒歌，五歲入家塾，金墀公自為塾師，每日為先生及塾中諸兒講授「四書」、「五經」、唐宋八家文、唐宋詩及先秦諸子中之寓言故事。一九○七年先生十一歲始入清河縣城之高等小學堂，三年後考入廣平府（即永年縣）之中學堂，一九一五年先生十八歲時至天津求學，考入北洋大學，兩年後赴北平轉入北京大學之英文系，改用顧隨為名，取字羨季，蓋因《論語‧微子》篇曾云「周有八士」中有名「季隨」者也。又自號為苦水，則取其發音與英文拼音中顧隨二字聲音之相近也。一九二○年先生自北大之英文系畢業後，即投身於教育工作。其初在河北及山東各地之中學擔任英語及國文等課，未幾，應聘赴天津，在河北女師學院任教。其後又轉赴北平，曾先後在燕京大學及輔仁大學任教，並曾在北平師範大學、北平大學、女子文理學院、中法大學及中國大學等校兼課。一九四九年後，一度擔任輔仁大學中文系系主任。並轉赴天津，在天津師範學院中文系任教，於一九六○年九月六日在天津病逝，享年僅六十四歲而已。先生終身盡瘁於教學工作，一九四九年以前在各校所曾開設之課程，計有《詩經》、《楚辭》、《昭明文選》、唐宋詩、詞選、曲選、文賦、《論語》、《中庸》及中國文學批評等多種科目。一九四九年後，在天津任教時又曾開有中國古典戲曲、中國小說史及佛典翻譯文學等課。先生所遺留之著作，就嘉瑩今日所搜集保存者言之，計共有詞集八種共收詞五百餘首、劇集二種共收雜劇五本、詩集一種共收古近體詩八十四首、詞說三種、佛典翻譯文學講義一冊、講演稿二篇、看書劄記二篇、未收入劇集之雜劇一種，及其他零散之雜文、講義、講稿等多篇，此外尚有短篇小說多篇曾發表於二十年代中期之《淺草》及《沉鍾》等刊物中，又有《揣龠錄》一種曾連載於《世間解》雜誌中，及未經發表刊印之手稿多篇分別保存於先生之友人及學生手中。
我之從先生受業，蓋開始於一九四二年之秋季，當時甫升入輔大中文系二年級，先生來擔任唐宋詩一課之教學。先生對於詩歌具有極敏銳之感受與極深刻之理解，更加之先生又兼有中國古典與西方文學兩方面之學識及修養，所以先生之講課往往旁徵博引興會淋漓，觸緒發揮皆具妙義，可以予聽者極深之感受與啟迪。我自己雖自幼即在家中誦讀古典詩歌，然而卻從來未曾聆聽過像先生這樣生動而深入的講解，因此自上過先生之課以後，恍如一隻被困在暗室之內的飛蠅，驀見門窗之開啟，始脫然得睹明朗之天光，辨萬物之形態。於是自此以後，凡先生所開授之課程，我都無不選修，甚至在畢業以後，我已經在中學任教之時，仍經常趕往輔大及中國大學旁聽先生之課程。如此直至一九四八年春我離北平南下結婚時為止，在此一段期間內，我從先生所獲得的啟發、勉勵和教導是述說不盡的。
先生的才學和興趣方面甚廣，無論是詩、詞、曲、散文、小說、詩歌評論，甚至佛教禪學，先生都曾留下了值得人們重視的著作，足供後人之研讀景仰。但作為一個曾經聽過先生講課有五年以上之久的學生而言，我以為先生生平最大之成就，實在還並不在其各方面之著述，而更在其對古典詩歌之教學講授。因為先生在其他方面之成就，尚有蹤跡及規範可資尋繹，而惟有先生之講課則是純以感發為主，全任神行，一空依傍，是我生平所見到的講授詩歌最能得其神髓，而且最富於啟發性的一位非常難得的好教師。先生的講詩重在感發而不在拘狹死板的解釋和說明，所以有時在一小時的教學中，往往竟然連一句詩也不講，自表面看來也許有人會以為先生所講者，都是閒話，然而事實上先生所講的卻原來正是最具啟迪性的詩歌中之精論妙義。昔禪宗說法有所謂「不立文字，見性成佛」之言，詩人論詩亦有所謂「不涉理路，不落言筌」之語。先生之說詩，其風格亦頗有類於是。所以凡是在書本中可以查考到的屬於所謂記問之學的知識，先生一向都極少講到，先生所講授的乃是他自己以其博學、銳感、深思，以及其豐富的閱讀和創作之經驗所體會和掌握到的詩歌中真正精華妙義之所在，並且更能將之用多種之譬解，做最為細緻和最為深入的傳達。除此以外，先生講詩還有一個特色，就是先生常把學生與學道以及作詩與做人相並立論。先生一向都主張修辭當以立誠為本，以為不誠則無物。所以凡是從先生受業的學生往往不僅在學文作詩方面可以得到很大的啟發，而且在立身為人方面也可以得到很大的激勵。
凡是上過先生課的同學一定都會記得，每次先生步上講台，常是先拈舉一個他當時有所感發的話頭，然後就此而引申發揮，有時層層深入，可以接連講授好幾個小時甚至好幾週而不止。舉例來說，有一次先生來上課，步上講檯後便轉身在黑板上寫了三行字：「自覺，覺人；自利，利他；自渡，渡人。」初看起來，這三句話好像與學詩並無重要之關係，而只是講為人與學道之方，但先生卻由此而引發出了不少論詩的妙義。先生所首先闡明的，就是詩歌之主要作用，是在於使人感動，所以寫詩之人便首先須要有推己及人與推己及物之心。先生以為必先具有民胞物與之同心，然後方能具有多情銳感之詩心。於是先生便又提出說，偉大的詩人必須有將小我化而為大我之精神，而自我擴大之途徑或方法則有二端：一則是對廣大的人世的關懷，另一則是對大自然的融入。於是先生遂又舉引出杜甫《登樓》一詩之「花近高樓傷客心，萬方多難此登臨」為前者之代表，陶淵明《飲酒》詩中之「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為後者之代表；而先生由此遂又推論及杜甫與陸游及辛棄疾之比較，以及陶淵明與謝靈運及王國維之比較；而由於論及諸詩人之風格意境的差別，遂又論及詩歌中之用字、遣詞和造句與傳達之效果的種種關係，甚且將中國文字之特色與西洋文字之特色做相互之比較，更由此而論及於詩歌之中所謂「錘煉」和「醞釀」的種種工夫，如此可以層層深入地帶領同學們對於詩歌中最細微的差別做最深入的探討，而且絕不憑藉或襲取任何人云亦云之既有的成說，先生總是以他自己多年來親自研讀和創作之心得與體驗，為同學們委婉深曲地做多方之譬說。昔元遺山論詩絕句曾有句云：「奇外無奇更出奇，一波才動萬波隨。」先生在講課時，其聯想及引喻之豐富生動，也正有類乎是。所以先生之講課，真可說是飛揚變化、一片神行。先生曾經把自己之講詩比作談禪，寫過兩句詩說：「禪機說到無言處，空裡游絲百尺長。」這種講授方法，如果就一般淺識者而言，也許會以為沒有世俗常法可以依循，未免難於把握，然而正是這種深造自得、左右逢源之富於啟發性的講詩的方法，才使得跟隨先生學詩的人學到了最可珍貴的評賞詩歌的妙理。而且當學生們學而有得以後，再一回顧先生所講的話，便會發現先生對於詩歌之評析實在是根源深厚、脈絡分明。仍以前面所舉過的三句話頭而言，先生從此而發揮引申出來的內容，實在相當廣泛，其中既有涉及詩歌本質的本體論，也有涉及詩歌創作之方法論，更有涉及詩歌之品評的鑑賞論。因此談到先生之教學，如果只如淺見者之以為其無途徑可以依循，固然是一種錯誤，而如果只欣賞其當時講課之生動活潑之情趣，或者也還不免有買櫝還珠之憾。先生所講的有關詩歌之精微妙理是要既有能入的深心體會，又有能出的通觀妙解，才能真正有所證悟的。我自己既自慚愚拙，又加以本文體例及字數之限制，因此現在所寫下來的實在僅是極粗淺、極概略的一點介紹而已。關於先生講課之詳細內容，我多年來曾保存有筆記多冊，現已請先生之幼女顧之京君代為謄錄整理，編入先生之遺集，可供讀者研讀參考之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