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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札克猶太隔離區日記 | Pamiętnik i inne pisma z getta
兒童人權之父最後的回憶錄與隨筆
[6111GL022]
作者:雅努什.柯札克
Author:Janusz Korczak
譯者:林蔚昀
14.8*19.5CM 420頁 平裝
ISBN:978-986-989-901-7
CIP:784.448
978-986-989-901-7
初版日期:2020年07月0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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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札克研究專家 Marta Ciesielska 註釋,波蘭文學史學家 Jacek Leociak 導讀,作家/譯者林蔚昀波蘭文直譯——兒童人權之父柯札克親筆記下的最後歲月,跨越近八十年,繁體中文重現。
揭開英雄傳說、悲慘故事的帷幕,面對真實的歷史,看見柯札克在困境中為所應為的堅持與深思,見證遭遇重重打擊的凡人身心,如何成就不凡之事。


名人推薦
吳佳璇(精神科醫師、作家)
波蘭女孩台灣男孩 蜜拉士愷(創作者)
花亦芬(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系所專任教授)
陳建仁(中央研究院院士暨特聘研究員、總統府人權諮詢委員會前召集人)
蔡伯鑫(精神科醫師、作家)
——誠摯推薦(依首字筆畫排列)

「我在。我有重量。我有意義。我可以。我會。」
「我活著的目的不是讓別人愛我、讚嘆我,而是為了行動、為了去愛。」
「我有義務照顧這個世界。」


他背負黑暗,穩穩向光移動,
在絕望中奮力做該做的事,
去愛,去感受,去思考,去行動。


隨柯札克遺筆,深入從容就義傳說後的現實,
掀開悲慘幽暗的帷幕,凝視歷史現場的累累傷痕,
見證絕境裡他如何直面當下,沉穩思考,堅定行動。


兒童人權之父雅努什・柯札克,畢生關注兒童人權與教育,是當代兒童教育先鋒,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即依其理念制定。他是醫師、作家、教育家、社會運動者,也是猶太孤兒院院長。二戰期間,他婉拒外界救援,與收容的孩童在華沙猶太隔離區相伴,最終一同被押運往滅絕營而喪生。他和孩子們遠去的身影,是世人對其最強烈、深刻的印象。然而,除了前衛的教育論述、英雄式的悲劇結局,我們還認識柯札克的什麼?
《柯札克猶太隔離區日記:兒童人權之父最後的回憶錄與隨筆》,收錄柯札克離世前三個月在猶太隔離區斷續寫下的日記,以及人生最終三年隨筆記下的文字。由這些零碎紀錄,他本人與猶太隔離區的樣貌,突破悲戚模糊的歷史印象完整浮現。
年逾六十的柯札克書寫當下艱困的日常,也回溯自己的童年、少年、青壯年歲月。我們看見一位傳奇人物立定志向的起點、為信念戰鬥的一生,讀出貧困、飢餓、病痛、死亡在黑暗裡徘徊,看到記憶中慈愛善良的他,經受挫敗時也流露出尖酸惡毒與絕望迷茫——我們凝望他支離破碎的一面,也見識與所有人一樣不完美的他,在動盪不安中怎麼去愛、去感受,如何為孩子、為實踐理念,不斷思考,持續行動。
1942年八月,押解猶太人的德軍走向孤兒院大門。柯札克暫且擱下筆,日記再也沒有寫完。未完的文字鋪往死亡的幽暗路,而他踩踏苦痛前行的腳印裡,留存著向光明的掙扎、堅持與想望。

雅努什・柯札克(Janusz Korczak)
本名亨利・哥德施密特(Henryk Goldszmit),1878(或1879)年出生於波蘭華沙環境優渥的猶太家庭,是知名兒科醫生、作家、教育家、社會運動者,為兒童人權與教育奉獻畢生,被譽為波蘭兒童人權之父。
幼時所見貧民窟兒童困境,使柯札克很早便關注兒童權益;少年因家道中落,他以家教工作養家,此時期也開始發表教育類文章;自華沙大學醫學院畢業後,即被徵召到日俄戰爭前線爲軍醫,令他體會戰亂給孩童帶來的痛苦。1912年,柯札克就任猶太孤兒院「孤兒之家」(Dom Sierot)院長,經營孤兒院期間,他推行以兒童為主體的教育,還開設「同伴法庭」讓孩子學習自治。二戰時,他婉拒外界救援,於1942年陪同收容的猶太兒童前往集中營,和孩子一起遇難。
柯札克之教育觀點被視為當代兒童教育潮流先鋒。1979年適逢其百歲冥誕,聯合國將該年定為「國際兒童年」。1989年通過的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有逾兩百個國家簽署,其精神即源於柯札克的理念。柯札克年少便投入寫作,著作甚豐,本書以外的代表作品有《如何愛孩子》、《麥提國王執政記》、《當我再次是個孩子》等。

譯者簡介:
林蔚昀
1982年生,臺北人。長年致力在華語界推廣波蘭文學,於2013年獲得波蘭文化部頒發波蘭文化功勳獎章,是首位獲得此項殊榮的臺灣人。著有《我媽媽的寄生蟲》、《易鄉人》、《自己和不是自己的房間》等書,譯有《如何愛孩子:波蘭兒童人權之父的教育札記》、《麥提國王執政記》、《麥提國王在無人島》、《布魯卡的日記:波蘭兒童人權之父柯札克的孤兒之家故事》、《當我再次是個孩子:波蘭兒童人權之父選集》等作。



譯者序:穿越黑暗的帷幕——柯札克最後的日記和隨筆告訴我們的事(林蔚昀)
繁體中文版編選說明(編輯部)
導讀 傳說掩蓋下的柯札克與猶太隔離區(亞采克‧李歐恰克 Jacek Leociak)

猶太隔離區日記
第一部
第二部

猶太隔離區隨筆
給親切的猶太先鋒隊成員,在閒暇時解讀
給猶太人委員會的人事部門
捷爾納街三十九號的第一步
給古斯塔夫.維里科夫斯基的信
關於主要收容之家
中旬的報告〔在主要收容之家〕
中旬的報告(在捷爾納街三十九號)
沒有算計的誠實
關於給垂死街童的醫療部門計畫
關於主要收容之家的員工
給一位身分不明的女士的信
給亞伯拉罕.蓋普納爾
給赫許.卡利謝
給一個身分不明的女孩的信
摩西的聲音……來自應許之地的聲音……(逾越節的隨想)
給主要收容之家的信
給猶太人委員會藥局部門公會成員的信
關於「警察和孩子」的計畫
兩個棺材(在斯摩察街上和西利斯卡街上)
提供建議的辦公室
提供建議的辦公室和新來的孩子
戰後我要怎麼活
他們為什麼禱告?
兩個奇怪的夢
同一件事可以是好或壞
母親想啊想的,她不知道
沃莎小姐
諾瓦茨卡小姐
快樂
生命的故事


導讀:傳說掩蓋下的柯札克與猶太隔離區*
亞采克.李歐恰克(Jacek Leociak)

《猶太隔離區日記》沒有寫完,但是我們知道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事:柯札克會在八月的炙熱中,和孩子一起從華沙的猶太隔離區走到烏姆許拉格廣場,坐上灑了生石灰、擠到不可思議的家畜貨車,被送到特雷布林卡的滅絕營。這故事是在《猶太隔離區日記》之外發生的,是被德國人加上去的。柯札克是在一九四二年八月四日寫下日記中最後的文字,就在謝爾那街十六號的「孤兒之家」被清空之前。那是個早晨。老醫生一邊澆花,一邊打量德國的守衛兵。「我在澆花。窗後是我的禿頭,真是個絕佳的瞄準目標。他手上有槍。為什麼站在那裡靜靜地看?目前沒有命令。也許他之前是個鄉下的老師,或是一個公證人,或者是萊比錫的掃街工友,科隆的服務生?如果我對他點頭,他會怎麼做?或是友善地揮手?或者他不清楚目前的情況?也許他昨天才從遠方來……」
在這一小段文字中,柯札克的面貌完整地在讀者眼前浮現。這個六十四歲的老人做過許多領域的工作,涵蓋社會、醫學、教育。他行動、寫作,有著傳統的理念、原則和道德。《猶太隔離區日記》及其他戰時和在猶太隔離區寫下的作品成就了一本不凡的、柯札克思想的總結。我們可以在裡面找到幾乎所有他創作的主題、關心的議題以及創作類型(柯札克是個全方位的作者,有多種創作類型)。觀看柯札克人生的最後三年,我們可以用一種特殊的眼光看見他此生的成就。
我們對柯札克最深刻的印象,是他最後走向烏姆許拉格廣場的傳說,這傳說後來不斷在詩歌和文章中被重述。然而,傳說掩蓋了他的人生、事蹟和創作。我們在每個週年紀念日讚嘆柯札克英雄般的壯舉:他不想拯救自己的性命,而是選擇和孩子們一起到特雷布林卡赴死。然而,就像作家亨利克.葛林伯格指出的,這種想法基本上是對柯札克這個人的侮辱,是對關於他的記憶的不尊重。眾人眼中不凡、英雄式的舉動,對柯札克來說是理所當然、再自然也不過的,完全符合他的人生觀和教育宗旨,他無法做出其他選擇。
不只如此,他所做的,就和猶太隔離區其他三十所孤兒院的負責人、老師和員工一樣。除了柯札克,那天在列隊中的還有柯札克忠實的合作夥伴史蒂芬妮.維琴絲卡、帶著五歲女兒的庶務主任盧佳.阿茲里列維奇—史托克曼(Róża Azrylewicz-Sztokman)和她在辦公室工作的弟弟亨利克.阿茲里列維奇(Henryk Azrylewicz),就是後者幫柯札克把《猶太隔離區日記》的手稿用打字機打出來。走在同一條路上的,還有史坦菲德(Szternfeld)和大衛.鄧伯羅夫斯基(Dawid Dąbrowski),他們負責管理特瓦德街七號上的男孤兒院;布羅尼亞特芙絲卡(Broniatowska),她是西利斯卡街二十八號上的女孤兒院的負責人;席曼斯基(Szymański),負責管理沃納許奇街十四號的孤兒院;馬瑞克.哥德孔(Marek Goldkorn),管理沃納許茨街十六號上的乞兒照顧所;莎拉.哥羅伯—亞諾芙絲卡(Sara Grober-Janowska),管理捷爾納街六十七號上的幼兒孤兒院;阿倫.努森.柯尼斯基(Aron Nusen Koniński),管理米納街十八號的男孩孤兒院——以及許多其他人。
《猶太隔離區日記和其他作品》是一份價值非凡的自傳,見證了作者的一生,尤其是他最後在猶太隔離區的那段時期。柯札克的二戰書寫基本特色之一是,它們和猶太隔離區的現實息息相關,扎根於日常生活的瑣碎細節,詳細描寫最近計畫的執行、某個實際或無聊的情景——在此同時,每件事都有形而上的意義。因此,這些事件能穿越猶太隔離區的高牆,穿越事實的輪廓,打開讀者的視野,讓他們思考大屠殺所代表的意義,看到現實侷限中的道德難題,並看見在巨大痛苦和邪惡攻擊之下,人的處境。



一九三九年十月在華沙有三十六萬猶太人。一九四○年八月七日華沙市長路德維希.雷斯特(Ludwig Leist)發布了猶太區相關決策。他原本想在華沙邊緣蓋兩個猶太隔離區,一個在西邊的沃拉區和柯沃區,另一個在東邊的葛羅霍瓦區,最後他放棄了,決定把原本已經被圍起來的、斑疹傷寒肆虐的地區劃為猶太隔離區。強制遷移開始了。一九四○年十月二日(猶太新年的前一天)華沙州長路德維希.費雪(Ludwig Fischer)簽署了設立華沙猶太隔離區的文件,於十月十二日(在贖罪日當天)透過街上的廣播器廣為昭告。猶太隔離區的邊界曾多次更動,這使得裡面的居民必須多次搬遷。終於,在一九四○年十一月十六日,猶太隔離區邊界關閉了。一九四一年一月,猶太隔離區大約有四十萬居民,而在一九四一年夏天——這是猶太隔離區人口密度最高的時候——則高達四十六萬。
Centos——也就是一九二四年設立的猶太孤兒與棄兒聯盟照顧中心——負責安排給孩子們的協助。柯札克在戰前沒有和這個組織密切往來,而在德軍佔領期間,他憤怒且不公地控訴聯盟,說這組織貪腐、自私自利、偷竊,而在那裡工作的人都是一群「自大、無恥、兇狠的混蛋」以及「狡猾的老狐狸」不然就是「最下流的人渣」。一九四○年一月起,聯盟的董事長由阿道夫.伯爾曼(Adolf Berman)和約瑟夫.巴斯基(Józef Barski,本姓吉特勒〔Gitler〕)出任。聯盟不斷面臨財務困難和缺乏安置空間的挑戰,也無法滿足所有人的需要。但即使如此,聯盟依然努力擴增孤兒收容所,也創立新的中心,提供所謂「開放照顧」的服務,並且成功地動員了幾乎所有在華沙猶太隔離區裡的教育家、心理學家、護士、社福人員、經濟學家、行政人員和政府官員;參與人數多時,聯盟的員工和合作夥伴加起來超過一千人。聯盟所做的事廣泛得驚人。他們設立了給孩子的廚房及照顧中心,不只提供食物,也提供照顧和教育。聯盟的青少年社福部門接管了幾百個原本隸屬於住戶委員會的青少年社團,這些青少年社團會舉辦自己的俱樂部和日間照顧中心,在裡面修習地下課程,辦自學運動,安排文學之夜。聯盟還成立了專門照顧街童(包括無家可歸的孤兒、乞兒、少年犯)的特別組織。除了提供孩子食物和照顧,聯盟也舉辦給年長孩子的工作坊,教他們縫紉、畫畫。透過和住戶委員會及其他社福單位共同合作,猶太孤兒與棄兒聯盟照顧中心設立了幾十個「給孩子的角落」,讓孩子在一個房間裡、在有人照顧的情況下玩耍、畫畫,有時候還可以吃一頓熱食。
在這些角落,也有給孩子的照顧和教育課程,由傑出的教育家盧佳.辛赫維奇(Roza Symchowicz)和心理學家艾絲特拉.馬金(Estera Markin)醫師負責。聯盟和Toporol(一九三三年成立的農業支持協會)合作,整理出給孩子們的花園:在一小塊綠地上(這些是一九三九年九月許多房子被炸毀後,清理過後留下的空地),老師們給孩子們安排遊戲、韻律操、跳舞和其他活動。一九四○年十一月,聯盟設立了給孩子的中央圖書館,圖書館的創辦人和經營者是聯盟的董事長夫人,芭夏.伯爾曼(Basia Berman)。聯盟中也有一個負責安排活動的委員會,會舉辦偶戲表演如《白雪公主》、《格列佛遊記》、《Icyk Szpicyk》(意第緒語劇目)。委員會也支持孤兒院創辦自己的戲劇社,「孤兒之家」中的演出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誕生——「孤兒之家」的孩子們會準備偶劇演出,柯札克會講故事給孩子們聽,艾絲特拉.維諾哥羅(Estera Winogron)則改編泰戈爾的作品,演出了《郵局》。雖然這些演出都十分精彩,但在猶太隔離區中並非特例。
聯盟的另一個基本工作是維持猶太隔離區中大約三十所孤兒院和孤兒收容所的運作。一九三九年底,聯盟接管了各種不同的猶太孤兒照顧機構,有些原本是由市政府出錢贊助(比如萊施諾街一百二十七號的主要收容之家,後來猶太隔離區邊界封閉後,被遷到捷爾納街三十九號,柯札克在一九四二年二月曾在那裡工作),有些則是靠社會資助(比如柯札克在克羅赫曼那街九十二號的「孤兒之家」)。
「孤兒之家」的歷史起源於二十世紀初。一九一○年,「孤兒援助協會」(Towarzystwo “Pomoc dla Sierot”)在克羅赫曼那街和卡洛科瓦街交界處買了一個廣場,一年後,克羅赫曼那街九十二號的「孤兒之家」開始建造。一九一二年十月,柯札克、「孤兒之家」主要的保育老師史蒂芬妮.維琴絲卡和一群孩子搬進了他們位於克羅赫曼那街九十二號的新家。這棟建築有四層樓,地下室是庶務和洗衣的空間,而在一樓則有可當作休閒空間和食堂的大廳、辦公室、「學校的房間」(孩子們會在這裡讀「孤兒之家」的報紙、做功課、禱告)、「安靜的房間」(只提供年長的孩子和員工使用)和縫衣間。一樓有一部分是一個平臺,上面放著鋼琴。這個平臺有時候可以拿來當舞臺,有時候則是孩子受罰的地方,被隔離的孩子只能從這裡被動地看著其他孩子玩耍。二樓有一個長陽臺,從那邊可以進入醫療室,然後再過去一點是一排小房間,原本是「孤兒之家」中年長的孩子在住,後來改為收容外面的青少年。三樓則有兩間大寢室,一間給男孩(五十張床),一間給女孩(五十六張床)。在兩間寢室間是一個給值班老師的房間(一開始是柯札克的寢室)。女孩的寢室旁邊是史蒂芬妮.維琴絲卡的寢室,還有給病童的隔離室。閣樓則有一個房間,老醫生在那裡住到一九三三年。房間裡有典型的三聯窗,簡單的家具(床、辦公桌,窗邊有一張給孩子坐的椅子,窗臺上則放著一個碗,裝著給麻雀的食物)。一九三九年九月,在轟炸期間,「孤兒之家」的屋頂被炸毀了,柯札克原本在閣樓上的房間也毀了。
在德軍佔領期間,「孤兒之家」一直都在原本的地方,直到猶太隔離區最後關閉邊界,也就是一九四○年十一月十六日。雖然柯札克絕望地嘗試,想要讓「孤兒之家」(此刻有一百五十個孩子)留在原本的建築內,但還是得搬遷到猶太隔離區的圍牆後。那經過深思熟慮建成的空間,為了符合照顧、教育、娛樂用途的特別設計,如今都毀滅了。「孤兒之家」的孩子、員工帶著他們所有的財產搬到了一棟比原先狹小、擁擠,而且不符合教育目的的兩層樓建築內,也就是霍德納街三十三號的羅斯勒商業學校。第二次的搬遷(一九四一年十月二十三日)則是因為委員長奧斯華(Heinz Auerswald)下令改變猶太隔離區的邊界(札拉茲那西邊的街道被劃出了猶太隔離區),於是「孤兒之家」又必須搬家——這次是搬到西利斯卡九號和謝爾納街十六號之間的工商互助協會。這是一棟四層樓的建築,大門位在謝爾納街,二樓有一個大房間,用衣櫃和屏風隔開,分為食堂、縫衣間、遊戲室和隔離室。晚上,這間房間就變成一間大寢室,讓孩子和員工睡覺,柯札克睡在旁邊的隔離室。除了大房間,他們還可以使用一樓的幾個小房間、四樓和閣樓,以及三樓原本的宴會廳(用來表演)。那裡很擠、很不舒服,條件比霍德納街三十三號差很多。「孤兒之家」也不是這棟建築唯一的主人:除了原本住在這裡的房客,走廊上也擠滿了排隊要進人民廚房(位於四樓)的人,而在一樓還有一家咖啡廳。一個曾經在柯札克創辦的《小觀點》(Mały Przegląd)兒童週報寫文章的記者,提到他去謝爾納街十六號拜訪柯札克的感想:「從某處傳來吼叫與叫喊。門上寫著『孤兒之家』的標示。我走進去……啊,原來如此……所以大家都在同一個房間……〔……〕值日生把我帶到一個小房間,那裡好像有六張床,四張床上躺著生病的孩子。窗邊則有一張桌子,有個人埋首於一堆文件中,一個我從沒看過的、穿著軍裝的人。是的,那是醫生。他很瘦,太過纖弱,微微笑著。」



柯札克就在這樣的環境中居住、工作、創作。一九四二年八月五日,他就是從這棟房子,和史蒂芬妮.維琴絲卡、所有的員工還有兩百個孩子,一起前往烏姆許拉格廣場。他就在那裡寫下《猶太隔離區日記》。
作者不只一次在文中提到他正在寫作。《猶太隔離區日記》的創作條件成了文本重要的一部分。第一段這樣的紀錄包含了之後也會出現的元素——時間和地點,還有寫作時的特殊環境:「現在是一九四二年五月。今年的五月很涼,今晚是所有寧靜的夜晚中最寧靜的。凌晨五點。孩子們都睡了,真的有兩百個。史蒂芬妮小姐在右側,而我在左邊的隔離室。我的床在房間中間,床底下有一瓶伏特加,桌上有一塊黑麵包和一瓶水。善良的菲列克幫我削了鉛筆,兩頭都削尖了。我也可以用鋼筆寫,一支是哈達絲卡送我的,另一支是一個不乖小孩的爸爸送的。」
伊戈爾.紐維利認為,柯札克在一九四○年一月開始寫《猶太隔離區日記》,但是後來放棄寫下去。我們眼前的這個文本,是在一九四二年五月到八月間寫的,在其中,柯札克十九次提到寫作的時間。十次有日期(五月十五日、二十九日;六月二十六日;七月十五日、十八日、二十一日、二十二日、二十七日;八月一日和四日——這是最後的段落),十次有精確的時間或是指出這是夜晚。柯札克大部分時候在清晨寫作:「六點半」、「凌晨四點。我只把一扇窗戶的窗簾拉開,這樣光線才不會吵醒孩子」;或夜晚:「……夜深了。午夜十二點半了」、「午夜」、「我想要在這寧靜中(現在晚上十點)整理這一天,正如我所說,今天我工作得很辛苦」。他用鉛筆或鋼筆寫作。「我感覺很好,我想要一直寫一直寫,寫到鋼筆的最後一滴墨水都用盡。」沒有墨水,就得停下書寫。「也好,這支鋼筆也沒水了。今天,有很多工作等著我去做。」晚上,他藉著電土燈寫作:「莫謝克又放太少電土了,燈要熄了。在此打住。」清晨已經可以用自然光寫作:「清晨五點。好心的艾伯特把窗簾拉開了。因為所有的窗戶都用黑紙做的窗簾遮住了……」柯札克特別偏好的寫作地點是床,他六次提到自己在床上寫作。或許是簡短的「五月二十九日,凌晨六點,床上」。或者是比較長的感想:「我的靈感來自於我意識到:現在我躺在床上,可以一直躺到早上,所以我有十二個小時心肺、思想都正常運作的時間。」
寫作時,柯札克會喝用「兩茶匙真正的咖啡,加上人造蜂蜜」作成的提神飲料,或是一杯伏特加(酒瓶放在床底下)。「五杯兌了熱水的精餾酒精(水酒比例五比五)給了我靈感。」他在一九四二年五月寫道:「我喝掉了我庫存中最後的半瓶。我本來沒有要打開它的,我本來要把它留起來,給黑暗的時刻。但是魔鬼沒有睡著——我胃裡都是包心菜、大蒜和五十克的香腸,我需要喝點酒安撫它。」在《猶太隔離區日記》和其他在猶太隔離區中寫下的文章中,柯札克好幾次提到伏特加。在他為了申請擔任捷爾納街三十九號的保育老師,而寫給猶太人委員會人事部門的信中,他寫道:「我吃得很多,睡得也好,最近喝了十杯濃烈的伏特加後,我還精神抖擻地從利馬斯卡街走回謝爾納街」。約翰.歐爾巴赫(John Orbach,猶太隔離區的郵差)戰後在一本希伯來雜誌中回憶道,他有一次拿包裹去「孤兒之家」,發現「門口站著柯札克。我把收據拿給他簽名,當他簽名的時候,我聞到濃烈的伏特加味。他應該是馬上就明白,我注意到了。他挺直身子,我們就面對面這樣站了很久,然後他走近我,把手放在我肩膀上說:『我們應該——即使情況如此——我們應該試著活著,彷彿這一切不存在。』」



柯札克在生命中的最後三個月寫下《猶太隔離區日記》,卻把自己的一生都寫了進去。他寫過去——從童年、青年到成年時期——也寫現在:他記錄華沙猶太隔離區和「孤兒之家」的日常生活,報導街上一閃即逝的景象,還記下經營孤兒院每日的需求(努力取得魚油,爭取分配到沒被領走的食物包裹,挨家挨戶拜託好心人捐款),以及他對人們、機構、援助兒童行動的觀感。多半時候他的評價都很嚴苛、暴力。柏爾森與包曼兒童醫院的院長以及猶太人委員會健康部門的主管安娜.布勞德——海樂洛娃(Anna Braude-Hellerowa)醫師,是當時最高貴的心靈之一,但是柯札克卻不知道為什麼用這麼粗俗的話罵她:「歇斯底里的下流女人,抱著醫院洗碗女工心態的懶鬼。」他還嘲弄地把她的姓氏改成「布洛伊葛斯——霍亂洛娃」。不過,他對猶太孤兒與棄兒聯盟照顧中心所安排的「孩童之月」所做出的嚴厲批評(這個活動是為了激起猶太隔離區社群對孩子的愛心),倒是很正確,而且也有人同意他的看法,包括林格布魯姆。他在一九四一年秋天提出了一份〈針對孩童之月的不同意見書〉,在裡面他提到,海報上的標語「孩子是最神聖的」根本是「褻瀆、異說、謊言、金玉其外敗絮其中」。柯札克認為,他們每天為了猶太隔離區內孩童的命運戰鬥,費盡力氣克服萬難和冷漠的高牆,而「孩童之月」這種做做表面工夫的行為和真正的戰鬥背道而馳。在拉赫莉亞.奧巴赫(Rachela Auerbach)的日記中,我們可以看到一段和柯札克所控訴的事有關的揪心文字:「在人行道上躺著一具死去孩子的屍體,他身上就蓋著『孩童之月』的海報,海報上寫著:『救救孩子!我們的孩子得活下去!』」
我們在本文中只會談到一部分在柯札克的日記中經常出現的主題。這些主題包括:死亡、自殺、安樂死。關於安樂死,柯札克在日記中寫了一篇完整的論述,裡面有在未來讓安樂死合法化的建議,也包含許多細節。「當我在艱困的時刻,衡量讓隔離區中必死無疑的嬰孩和老人安樂死的可能性時,我明白到,對於病人和弱者來說,這是謀殺,是對無意識的人的暗殺。」他在文中如此告白,並且想像:「在未來,這事會如何發展?」特別的政府機關,特別的、包含動機的申請書,由醫生/心理學家/精神分析家審核,和病患談話,然後最後——決定時間和取消的方式。「我看起來在說笑,但我沒有。」柯札克保證。自殺的想法從年輕時就一直伴隨著他。在《猶太隔離區日記》中他回憶:「十七歲的時候,我甚至開始寫一本叫做《自殺》的小說。主角憎恨人生,因為他害怕自己會發瘋。我極度恐慌地害怕精神病院,我父親曾經多次被送進那裡。」在另一處,他則承認:自從戰爭爆發,他就隨身把氯化汞和嗎啡藥錠放在口袋。
另一些常出現的主題是:老去、疾病、孤獨。在戰前一年,柯札克在電臺的週報《天線》(Antena)中寫了一篇文章,關於在親密的人之間所感受到的孤獨,以及在冷漠的人之間感受到的孤獨,關於「無人島的孤獨」以及「充滿人群、喧囂、信仰的孤獨」。「你分割、分送了自己的人生嗎?你保衛了什麼?為什麼而戰?老年的孤獨——回憶錄——告白——人生的清算——遺囑。」這段話,彷彿預示了之後的《猶太隔離區日記》。他在一九四二年四月,為了他無法去主要收容之家參加逾越節晚餐,而向他多年的合作夥伴娜塔莉.贊德醫師(Natalia Zand)寫信道歉:「我沒辦法去找你們,因為我老了,又累又弱又病。」他還在信中詳細介紹了自己的症狀和病痛。在《猶太隔離區日記》中他又回到這些主題,訴說自己的疲倦、早上穿衣的辛勞、折磨人的咳嗽、把舌頭弄傷的斷齒。莫德海.蘭斯基(Mordechaj Leński)醫師曾經在猶太隔離區中給柯札克看診,他回憶:「他很削瘦,臉頰長滿紅斑,眼睛很紅,說話很小聲,呼吸困難。X光顯示他胸腔有積水。柯札克醫生對此毫不在意。他問,積水到了哪裡,當他得知,積水還沒到第四肋骨,他擺擺手表示這只是小意思。」一九四二年六月柯札克動了一場手術,因為他沒照料好肩胛骨上的潰瘍。根據史黛拉.艾略斯伯格(Stella Eliasberg)的回憶,一九四二年七月柯札克的健康狀況很糟。「他的心臟很虛弱,雙腿和雙足都浮腫了,他必須在床上躺好幾個小時。」
在柯札克的作品中,小孩——老人的意象從一開始就出現了。「史達謝克皺起蒼白的臉哭泣,他的臉是一個三個月大的老人的臉。這些老人嬰孩的臉真可怕,有著皺巴巴的臉,尖尖的下巴,萎縮、凹陷的眼睛。」他在〈醫院的景象〉中如此寫道(該文收錄在《知識》〔Wiedza〕週報中,一九○八年到一九○九年交界時刊出)。在他於一次大戰開始寫的教育理論著作《如何愛孩子》(Jak kochać dziecko)中,他就注意到,孩子的年紀不是用他活了多少年來計算,而是在孩子身上「累積了上百年的傷害〔……〕那不是孩子在哭,而是好幾個世紀在哭,那是痛苦和懷念本身讓他失望」。猶太隔離區把孩子們變成了行動不便的老人。在一篇關於主要收容之家的報告中,他提到:戰爭開始時,一個名叫祖澤的男孩「開朗、足智多謀、活潑,健康又強壯」,兩年後柯札克再遇見他,他已經「用沉重緩慢的步伐往斯摩察街上走去」,他看起來像是個老人,讓柯札克差點認不出來。柯札克在日記中清楚寫道:「『孤兒之家』現在是老人之家。」
《猶太隔離區日記》中最神祕、最有爭議以及最令人不安的段落來自一九四二年七月二十七日。五天前,運送猶太人的行動才剛開始。在這悲劇的遷移中,柯札克寫下了他對恐慌居民的呼籲:「為什麼我不能安撫這不幸、瘋狂的社區?只要一段簡短的演說。政府也許會同意。」他用強硬的字眼,訴說服從佔領者命令的必要性,不只如此——他對這些命令的解讀,似乎只看到德國人有邏輯的一面,沒看到那是偽裝。他說:「選擇吧:要不就離開,不然就留下來工作。」然後他又說:「猶太人要到東邊去。〔……〕軌道在此。〔……〕我們是鐵做的滾筒,是犁,或鐮刀。只要能讓麵粉變成麵包就好。我們會有麵包的,只要你們不妨礙我們。你們不准妨礙我們。我們也不允許你們發出哀鳴、生氣或散播傳染病。有時候,我們甚至可能會短暫地同情你們,但我們必須用皮鞭、用棍子或鉛彈——因為我們必須建立秩序。〔……〕兄弟,你必須聆聽歷史的宣言,關於新的章節。」柯札克這份呼籲是認真的嗎?他是用自己的聲音說話,還是模仿別人的聲音?或是,他真的相信強制遷出帶來的「潔淨」?而災難性的大滅絕會給歷史「帶來新的一章」?他是在用嘲弄的面具掩飾絕望嗎?還是他是天真、絕望地想在加害者的行為中找到理性?他是否真的相信那些被送走的人有機會活下來,因為工作會拯救他們?八月四日,關於在街上被抓走的艾絲特拉.維諾哥羅,他寫道:「也許不是她,而是我們掉到陷阱裡了(留了下來)。」但是他之前明明努力要「讓艾絲特卡回來」。
要解開這個謎題,我們得先找到這個問題的答案:「柯札克那時候知道特雷布林卡滅絕營的真相嗎?」我不認為他知道,但是關於這一點,我們已經永遠不可能得知了。即使是在人滿為患的車廂中,人們也不相信他們是去赴死的。從特雷布林卡滅絕營逃出來的大衛.諾沃德沃斯基(Dawid Nowodworski)說:「我是在八月十七日星期一被抓的。〔……〕在我的車廂中有七十一個人,來自不同的環境,有著不同的年齡。車廂被封死了。沒有人相信我們這一趟是要去死。我們很確定,我們要在那裡展開新生活。也許老人和小孩會死,但是成人會活下來。」



《猶太隔離區日記》展示了柯札克的文學天分。文學性在此不是裝飾,而是書中理念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思想不可或缺的載具,如果沒有它,不可能了解內容。打造形式的框架、自由地使用語言、使用敘事手法,創造結構、呼應現存的文學形式並且創造新的文學形式——這些都是柯札克寫作的基本特色。
他的理念、世界觀、教育觀點不只透過直接的宣言表達,也可以在他寫作的形式中看到。作為文學著作,《猶太隔離區日記》是一本傑作,不只如此——它是一本充滿現代性的傑作。
我們可以說,我們眼前的是一本開放的著作,一個還沒準備好、混濁、殘缺的形式——充滿了不連續、未完的話語和中斷的情節。它支離破碎,因為不完整,而且很「主觀」(這邊是正面的意思),它是「柯札克筆下的猶太隔離區」。它很殘酷,不只是因為它揭露了大屠殺的恐怖,也是因為它表現出這恐怖對受難者造成的毀滅性影響。柯札克是個理想主義者,但同時他也能以清醒的目光看待現實,而對自己——他則抱著批判的距離和自我嘲諷。《猶太隔離區日記》的破碎顯現在鬆散的結構中,柯札克把各種場景拼湊在一起,結合稀鬆平常的觀察和深入的省思,混雜多種語言、時間和敘事線。童年初期的省思——那非凡的,關於金絲雀的葬禮或莫多瓦街的基督降生劇表演——就像是一小塊一小塊的碎玻璃(柯札克的曾祖父是玻璃匠),滲入了「孤兒之家」在毀滅之前的日常。
我想在此提到,靈動的風格是柯札克一貫(在戰時特別明顯)的特色。他有一雙靈敏的耳朵,可以捕捉粗糙的語言、能量豐沛的口語,然後把口語和隱喻結合,把敏銳的詩意和暴力的控訴詛咒並陳。有些部分讓人想起米容.白沃謝夫斯基後來所說的「現實的告密」。在《猶太隔離區日記》中,我們也可以找到各種不同的文學類型,比如回憶錄、日記、微型報導、譬喻、風俗情景、哲學或教育的論述。
柯札克用一個夢想給他在一九○九年寫下的夏令營小說《莫許奇、約思奇、思魯拉》(Mośki, Joski i Srule)作結。孩子和老師一起思考:「或許我們不要回去華沙?也許我們該手牽手,拿起旗子,唱著歌然後大步上路。〔……〕往太陽那裡去。〔……〕我們會走很久,很久,我們會一直走,一直走,一直走〔……〕」尤安娜.歐恰克——洛尼克在她所寫的柯札克傳記中提到,舉辦夏令營的米豪沃夫卡就在離特雷布林卡幾公里之處。這想像的、邁向陽光的路途,讓人想起「孤兒之家」邁向烏姆許拉格廣場的路途。我又想起另一段關於孩子遊行的文字。在柏林附近,那裡有個收容「孩子——白痴」的地方,也就是達爾多夫瘋人暨殘障人士收容院。柯札克一九○七、一九○八年間在柏林研習時,就在那裡看到了幾百個病童在遊行,他們「走在愛國歌曲的節拍上,拿著旗子上下揮動,一下子把旗子交叉,一下又作勢用它開槍〔……〕在這之中,有著令人悲傷無比的東西。」而我,則在這可怕古怪的孩童遊行當中,看到了二十世紀瘋狂的預兆,極權主義可怕的威脅,還有它的自動、機械化,像是維卡奇所預言的。

*編註:本文原為編輯後記,收錄於 W.A.B. 出版社《猶太隔離區日記和其他作品》(詳〈繁體中文版編選說明〉)最末,中文標題為中文版編輯團隊所訂。

譯者序:穿越黑暗的帷幕——柯札克最後的日記和隨筆告訴我們的事
林蔚昀(本書譯者)
在許多讀者眼中,雅努什.柯札克(Janusz Korczak, 1878/79?-1942)是個了不起的人。這位波蘭/猶太小兒科醫生捨棄了大好前程,去「孤兒之家」(Dom Sierot)照顧猶太孤兒,在三十多年與兒童相處的過程中,進行了一連串前衛的教育改革(兒童議會、兒童法庭、兒童自己編寫的報紙),並寫下許多動人的作品如《如何愛孩子》、《麥提國王執政記》、《麥提國王在無人島》、《孩子有受尊重的權利》和《當我再次是個孩子》等作,影響了後世對兒童及兒童權利的看法。人們也記得,柯札克在猶太大屠殺中和他所照顧的兩百名孩童一起被殺害。他寧可犧牲生命,也不肯丟下孩子,而是選擇和他們同在,許多人稱他的行為是聖人般的壯舉,是英雄事蹟。
不過,或許因為柯札克在人們心目中的形象這麼偉大又這麼英雄,大家也覺得他很遙遠。畢竟,大屠殺的歷史還是離我們太遠了。另外,許多讀者(尤其媽媽)都對我說,雖然知道柯札克的理念很棒,她們也認同,但不敢看柯札克的作品,因為無法做到他書上說的,會覺得自己的一言一行都被譴責。
但我們看到的聖人和兒權之父柯札克,真的是完整的、真實的他嗎?在歌頌柯札克的同時,我們會不會犯了波蘭歷史學家亞采克.李歐恰克所提到的錯誤:「我們對柯札克最深刻的印象,是他最後走向烏姆許拉格廣場的傳說,這傳說後來不斷在詩歌和文章中被重述。然而,傳說掩蓋了他的人生、事蹟和創作。我們在每個週年紀念日讚嘆柯札克英雄般的壯舉:他不想拯救自己的性命,而是選擇和孩子們一起到特雷布林卡赴死。然而,就像作家亨利克.葛林伯格指出的,這種想法基本上是對柯札克這個人的侮辱,是對關於他的記憶的不尊重。眾人眼中不凡、英雄式的舉動,對柯札克來說是理所當然、再自然也不過的,完全符合他的人生觀和教育宗旨,他無法做出其他選擇。」
柯札克到底是什麼樣的一個人?是什麼讓他想要保護兒童、捍衛兒童的權利?他小時候是什麼樣的孩子?他是怎麼長大的?他在糧食短缺、異常擁擠、蓋世太保和罪犯橫行的猶太隔離區是如何照顧孤兒的?這些疑問,我們在《柯札克猶太隔離區日記:兒童人權之父最後的回憶錄與隨筆》中,可以找到部分解答。
歷史的黑暗帷幕
辛波絲卡在她的詩〈死者們的信〉中寫道:「我們讀著死者們的信,像是無助的眾神,/但是不管怎樣還是神,因為我們知道後來的日期。」我在閱讀和翻譯柯札克的日記和隨筆時,一個很強烈的感覺就是無助,因為知道柯札克試圖拯救孩子的努力、他和其他人的合作或爭吵、他對未來的希望和期待(尤其是孩子的未來)……最後都會化為虛無和塵土。一九四二年八月某個炎熱的日子,柯札克會和他孤兒院的孩子「一起從華沙的猶太隔離區走到烏姆許拉格廣場,坐上灑了生石灰、擠到不可思議的家畜貨車,被送到特雷布林卡的滅絕營」。除了他,那天在列隊中的還有柯札克長年的合作夥伴史蒂芬妮.維琴絲卡(Stefania Wilczyńska)、其他「孤兒之家」的員工和他們的家人,以及許多別家孤兒院的孤兒、負責人、員工⋯⋯恐怖的是,這些人不是唯一被送到滅絕營的猶太人,從一九四二年七月二十二日到一九四二年九月二十一日,每天都有數千人被送到滅絕營,總共加起來估計有二十六萬人被送走。
這令人難以想像的恐怖數字,像是一層層厚厚的黑色帷幕,把我們和這段歷史隔開。當我們想到「猶太大屠殺」,想到的就是黑暗和恐怖,以及「好可怕」、「不忍卒睹」、「痛心」、「怎麼會有人做出這樣的行為」……我們的反應是正常的、人道的,但是這樣的反應,並不會讓我們對大屠殺有更多理解,也不會讓我們對當下有更多警覺。歷史是會重複的,但光是在看到悲劇發生時感嘆「歷史重演」不會讓歷史不再重演,唯一可能讓歷史不再重演的方法是正視歷史,定睛凝視那時候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所以,我們需要當時的見證,我們需要像是伊曼紐爾.林格布魯姆的《華沙猶太區檔案》這樣的紀錄,或是柯札克的日記和隨筆。這些作品重建了那被破壞、抹煞的記憶,讓我們能穿越重重帷幕,穿越遺忘和冷漠,撥開廢墟,來到當時的現場,指認出曾經在那裡的人。
現實,回憶,見證
柯札克在日記和隨筆中見證了什麼?他見證到了兒童的痛苦,他在「主要收容之家」看到「大部分孩子的求生本能都變弱了。他們對寒冷和飢餓沒有反應,他們氣呼呼地,光著腳,只穿一件襯衫就坐在沒有生火的房間,或是就坐在樓梯上。不想吃難吃的食物——於是放棄了進食」。他見證了痛失愛子的母親的絕望,但母親出於深愛孩子的心,不想讓路人破壞孩子的遺體,於是用紙和細繩把孩子細心包好,露出一隻光溜溜的小腳,「這樣人們就會知道,孩子沒穿鞋,也沒穿褲襪,裡面沒什麼好拿的」。他也見證了大人的冷漠虛偽,即使在猶太隔離區中,即使大家都在同一條船上,還是有人處心積慮偷搶拐騙、為自己爭取最多利益和好處,而不是保護那些最需要保護、最容易受傷、也是柯札克最珍惜愛護的人——兒童。說出這些事實是令人不安的(因此在某些版本中,柯札克對其他猶太人的批評有被刪減),我們通常寧可把受害者視為一個可憐的整體(或是加害者也被視為一個可惡的整體),不去看他們之間的差異,也不去看他們的權力關係,但這樣的眼光,其實也是一種拒絕理解的逃避。
雖然柯札克的日記和隨筆與猶太隔離區的現實息息相關,但他的書寫範圍不只侷限於猶太隔離區的現實,也包括童年的回憶、對人生的觀察和哲思、他的夢想及渴望。似乎,被關在隔離區中、意識到自己正步向死亡的柯札克也希望能超越有形的圍牆和監獄,到童年、青年時代旅行,回顧自己一生所作所為。我們看到,柯札克小時候其實是個不快樂的孩子,雖然敏感、聰明、有同理心,卻被爸爸罵是「心不在焉的笨蛋、白痴、笨驢」,被媽媽說是「什麼都無所謂,不管吃什麼、穿什麼、和同樣階層的孩子玩耍還是和門房的孩子玩。他和小小孩玩也不覺得丟臉」(在那個年代,像柯札克這樣出身上流的小孩和平民孩子玩耍,會被視為有失身分)。
因為知道孩子們活得多麼辛苦(富裕的孩子被死板的教條綁得窒息,貧窮的孩子被殘酷的現實碾壓),因為想要讓孩子過得更好,柯札克選擇成為小兒科醫生,在波蘭頂尖的醫師門下學習,並且「為了尋找光,為了尋找知識」到法國、德國的醫院實習,到英國的孤兒院參觀。在一次大戰期間,他一邊完成身為軍醫的義務,一邊照顧在戰火下受苦的孤兒。戰爭結束後,他回到「孤兒之家」,不斷改革,大量閱讀、思考、寫作,只為了讓孩子們過得更好。最後,他來到了猶太隔離區,在絕望痛苦、飢寒交迫之中,依然為他所相信的事物——兒童的福祉——戰鬥,直到最後。
緩慢堅定地,往光那邊移動
當我們了解了柯札克的人生,我們就可以更了解他的理念,如此,柯札克之於我們,就不會這麼遙遠。柯札克並不是一個完人、聖人,而是像我們一樣的平凡人。他也有缺點,也有令人驚悚的言論(比如看到一個壞孩子荼毒好孩子的生活,就覺得要判他死刑,或至少送他到矯正營)。我們也看到他殘酷無情的一面,他對他的合作夥伴和同事做出許多尖銳、惡毒的指控(柯札克罵起人來真的是口無遮攔、酸度破表),有些可能有道理,有些可能沒道理。但是,也是這樣一個凡人,用肉身承受猶太隔離區中的苦難,雖然全身痠痛、瘦弱、肺積水、想自殺(他把毒藥裝在口袋)、會藉酒澆愁,但還是努力不懈地照顧孩子,直到最後一刻。柯札克讓我們看到:平凡人也可以努力做出偉大的事。
而且,柯札克的努力不是喊喊「救救孩子」的溫情口號,而是冷靜地分析該做什麼、不該做什麼、可以做什麼、沒辦法做什麼。柯札克每週會給孩子量體重(這是他持續了二十五年的習慣),藉此觀察孩子的健康狀況。他寫信給麵包師傅太太要麵粉,好緩和孩子的腹瀉,他和收容所附近的神父商量,讓孩子能去教堂的花園玩耍(雖然在戰時,但孩子也是要遊戲的啊!),他觀察半夜有多少孩子起來去上廁所,當他發現不是所有人都有上廁所,他感到憂心,因為孩子們應該要起床去上廁所的……一般人看到垂死的街童,只會想到好悲慘或好討厭,而柯札克會思考,這些街童要送去哪裡。不能把所有人送到同一個機構,因為單一機構無法負荷,應該要分散送到不同的機構。哪些機構要收?誰要去護送這些孩子?孩子暫時安置在警局時應該獲得什麼照顧?警察該如何對待這些孩子?醫院應該要有什麼設備?這許多許多的小細節,柯札克都會仔仔細細地思考、規畫。
我相信,我們可以從柯札克的遺作中學到許多,不只是歷史的悲慘,還有在面對危難的情況時,如何運用知識和技能冷靜地應變。我希望我們不會需要用到這些知識和技能(誰又知道呢?世界變得越來越糟了,歷史在重複,許多不該發生的事正在發生),但是擁有這樣的知識和技能是好的,這或許可以讓我們在遇到危難時保持理性和人性。
不過,要從柯札克的日記和隨筆中學到東西,一定要放慢閱讀的速度。不能想我要有個清楚明瞭的敘事,或我一定要很快讀出一個意義。畢竟,這本書就是柯札克的「日記」,非常流水帳,而柯札克在猶太隔離區中的生活也是繁忙、混亂的,很多時候他沒有時間心力回憶過去或進行哲學思考,而是得處理當下急迫的現實,在日記中規畫明天該做什麼、見什麼人、如何湊錢湊物資,或是抒發一天煩悶的情緒。讀這本書的最好方式是隨機翻開,每晚讀一點,就像柯札克每晚寫一點一樣,然後慢慢地去理解。我也是在翻譯了柯札克一年後,才能比較理解他筆下的內容及他寫作的心境。在給這本書的翻譯收尾時,剛好是武漢肺炎疫情開始在全球蔓延的二○二○年二月,正值人心惶惶之時。雖然每天外在的生活都有許多不安,但每天晚上打開檔案,翻譯柯札克的作品,卻讓我有一種平靜的感覺,雖然我知道那裡面寫的是比現在更可怕的黑暗幽谷。
那種平靜感從何而來?我想,那是因為柯札克讓我看到,在不安和絕望中,依然要坦然面對當下的生活,做好每天該做的事。不管怎樣都要努力,直到最後一刻,畢竟最後,能夠穿越黑暗的不是苦痛,而是光。
向光去的路途漫長,欲速則不達,因此我們得緩慢、堅定地移動。

繁體中文版編選說明
編輯部

《猶太隔離區日記》(Pamiętnik)為波蘭兒童人權之父雅努什.柯札克遺作,多年來有不同版本與譯本出版流傳,耶魯大學出版社亦曾出版英譯本《Ghetto Diary》。
為求如實詳盡地傳達柯札克生平與精神,本選集《柯札克猶太隔離區日記:兒童人權之父最後的回憶錄與隨筆》特邀譯者林蔚昀小姐由波蘭文直譯而成,參照原文為波蘭華沙Foksal 出版集團 W.A.B. 出版社於二○一二年出版之《猶太隔離區日記和其他作品》(Pamiętnik i inne pisma z getta)。該書由柯札克研究中心(Korczakianum)召集人瑪爾塔.切歇絲卡(Marta Ciesielska)小姐與波蘭猶太大屠殺文學史學者亞采克.李歐恰克(Jacek Leociak)教授共同編纂,以柯札克研究中心編輯的《柯札克全集》(Dzieła)第十五冊(共十六冊,陸續出版中)收錄之《猶太隔離區日記》為主體,並再選錄柯札克居住猶太隔離區期間其餘相關書寫,呈現柯札克與「孤兒之家」的孩子在猶太隔離區之生活狀況、所思所想。切歇絲卡小姐另一一就日記與各作品文中重要事件細節、人物、地點詳加考證、註釋,李歐恰克教授亦為此書撰寫編輯後記,深入解析作品後的歷史脈絡與文學性。
編輯部幸獲切歇絲卡小姐、李歐恰克教授與W.A.B.出版社授權,得將註釋與編輯後記(本書之導讀)由林蔚昀小姐翻譯並收入本書中,提供讀者更豐富、更貼近柯札克其人其事的閱讀體驗。本書註釋若無另行標示,均出自W.A.B.版《猶太隔離區日記和其他作品》,惟由繁體中文版譯者與編輯部依據繁體中文版讀者需求,略加刪減或增補;若標記「譯註」或「編註」,則為譯者與編輯部考量讀者對異文化認知,針對猶太、波蘭、歐洲相關歷史、文化、文學、民俗風土補充講解,以及依繁體中文譯本呈現需要註記之編校說明。

《猶太隔離區日記》第一部(節錄)
〔……〕

現在是一九四二年五月。今年的五月很涼,今晚是所有寧靜的夜晚中最寧靜的。凌晨五點。孩子們都睡了,真的有兩百個。史蒂芬妮小姐在右側,而我在左邊的隔離室。
我的床在房間中間,床底下有一瓶伏特加,桌上有一塊黑麵包和一瓶水。
善良的菲列克幫我削了鉛筆,兩頭都削尖了。我也可以用鋼筆寫,一支是哈達絲卡送我的,另一支是一個不乖小孩的爸爸送的。
鉛筆在我手指上留下了一道一道的凹痕,我現在才想起,我可以用不同的筆,用鋼筆會比較舒適、輕鬆。
難怪從小爸爸就說我是個心不在焉的笨蛋,他生氣的時候,還會罵我是白痴或笨驢。只有外婆相信我有未來。除了她,所有人都認為我是個懶鬼、愛哭鬼、喜歡哭哭啼啼的傢伙(我剛才說過了)、白痴、一點用處都沒有。
但這些之後再說。
他們都是對的。一半一半。外婆和爸爸。
但這我之後再說。
懶鬼……沒錯,我不喜歡寫字。我喜歡思考,這對我來說沒什麼難的,彷彿我在對自己說故事。
我有一次讀到:「有些人完全不思考,就像有些人說他們完全不抽菸。」
我思考。
「一,二,一,二。」每當我在我的水井上方笨拙地挖一鏟,我一定會停下來發呆沉思十分鐘。不,不是因為我今天特別虛弱,不是因為我老了,而是我總是會這麼做。
外婆總是給我葡萄乾,對我說:「哲學家。」
我應該在那時候,就在私密的談話中告訴了外婆我改變世界的遠大計畫。我的計畫不大也不小,就只是把所有的錢捐出去。要怎麼捐,還有要捐到哪,捐了之後要怎麼做,我那時候還不知道。你們不用對我太嚴格,我那時才五歲,而我想要解決的問題很困難:要怎麼做,才能讓世界上不會有髒兮兮、衣服破破爛爛、飢餓的孩子?這些孩子在院子裡玩耍,大人告訴我,不可以跟他們玩。而在院子的栗子樹下,則埋著一個金屬的糖果盒,裡面鋪了棉花,棉花上有我死去的、最親近、最親愛的好友——金絲雀。牠的死引發了一個神祕的,關於信仰的問題。
我想要在牠的墓上放十字架。女僕說不可以,因為牠是鳥,地位比人低很多,甚至為牠哭泣都是一種罪。
女僕是這麼說的。但是比那更糟的是門房的兒子說的話,他說,金絲雀是猶太人。
我也是。
我也是猶太人,而他是波蘭的天主教徒。他會上天堂,而我呢,如果我不說髒話,而且會從家裡偷糖給他,我就可以在死後去一個地方——那裡雖然不是地獄,但很黑,而我害怕黑漆漆的房間。
死亡——猶太人——地獄。黑色的,猶太人的天堂。我得好好想一想。

〔……〕

我第一次忘了,我活在人生中的第十個七年。七乘九等於六十三。
我極度不安地等待人生中第二個七年。也許我就在那時候第一次聽到這個算法。
吉普賽人的七,一個星期有七天。為什麼不是勝利的十(手指的數目?),就像在以前一樣?
我記得,我好奇地等待時鐘指向午夜十二點,等待改變發生的一刻。
曾經有過陰陽人的醜聞,我不確定是不是就在那個時候。我不知道,或是我害怕,我可能醒來後會變成女孩。如果是那樣,我決定竭盡所能隱瞞這件事。
蓋普納爾已經過完了人生中的第十個七年,而我過完了第九個七年。回顧自己的人生,我在七歲這一年感受到自己的價值。我在。我有重量。我有意義。人們看得到我。我可以。我會。

十四歲——我四下張望,我發現許多事,看到許多事。我的眼睛應該要打開,它們也打開了。我在十四歲時第一次想到教育改革。我大量閱讀。我有了第一批不安和焦慮。有時候我會去旅行,經歷刺激的冒險,另一些時候我過著平靜的家庭生活。我和史達赫的友情(愛)。這是我幾十個夢想中最首要的夢想:在那小鎮,他會是神父,而我會是醫師。我思考愛情,在此之前我只感覺到愛情,我愛。從七歲到十四歲,我不斷愛上不同的女孩。真有趣,我記得她們之中很多人。一起溜冰的兩姊妹,史達赫的表親(她的祖父是義大利人),在服喪的蘇夏.卡宏,安涅卡,納文丘夫的伊蓮卡,史蒂芬茜,我為她從薩克森花園噴泉旁的花圃摘了花。還有一個走鋼索的女孩,我為她辛苦的命運哭泣。我會愛一個星期、一個月,有時候同時愛兩或三個人。一個女孩我想要她當妹妹,一個想當妻子,另一個想當小姨子。從十四歲開始我愛著曼妮亞(在瓦沃區,在夏天),這是那〔——〕的一部分,這感覺搖晃或震撼我,或是兩者交替。這有趣的世界不再是在我之外,而是在我之內。我活著的目的不是讓別人愛我、讚嘆我,而是為了行動、為了去愛。不是我周遭的環境有義務要幫助我,而是我有義務去照顧這個世界,去照顧人。
三乘七。在學校的七年級,在我十四歲的時候,我經歷到宗教的成熟,而在二十一歲,則是軍隊。我從很久以前就感到被禁錮。以前監禁我的是學校,而現在我則到處都感到被禁錮。我想要獲得、爭取新的空間。
(這個想法也許是在六月二十二日時浮現的,在一年中最長的一天後,每天陽光都會少三分鐘。一開始不引人注意,但是三分鐘就這樣一去不返地流失了,然後隔天又少三分鐘,再隔一天再少三分鐘。我以前會憐憫老去、死亡的人,但是現在我自己的存在也不那麼確定了,我開始為自己擔憂。人年輕時必須盡力爭取,盡量多做一點,老了才有東西可以失去。也許就在那時,牙醫拔了我第一顆恆齒,它已經不會再長出來了。我的反抗並非針對社會條件,而是針對自然的老化。蹲下、瞄準、射擊。)
四乘七。我必須積極行動,我的知識和技術有限。我想要會,想要知道,想要不弄錯、不迷途。我應該要當個好醫師。我創造自己的模式,我不想要模仿已知的權威。
(那時情況不一樣。如今,有時候我還會覺得自己像個年輕人,眼前還有一段人生值得去規畫、開始。在人生的第二個,還有肯定在第三個七年,我有時候卻感覺自己好老,一切都一成不變,已經太遲了,不值得。確實,人生是火焰:它慢慢地變小,雖然還有很多燃料。突然,當它快要燒完的時候,它射出一道火花和明亮的光芒,然後就熄滅了。秋天也有炎熱的日子,七月也會有少見的寒冷早晨,但已經是最後一個了。)
五乘七。在人生的樂透中,我中了獎。我的號碼已經從輪子中滾出來了。我的獎品只有如此:在這一輪中我沒有輸錢,只要我不從事新的冒險。這很好,我本來可能會輸。但是我失去了得到大獎的機會——真可惜。我的付出得到了同等的回報,很公平,很安全。但是我感到遺憾,一片灰暗。
孤獨不會讓我痛苦。我珍惜回憶。我和學校同學愉快地在隨便找到的、安靜的甜點店就著一杯黑咖啡愉快地聊天,沒有人會打擾。我沒有在尋找知心好友,因為我知道我找不到。我不渴望知道比我所能知道的更多。我和生命訂了契約:我們井水不犯河水。我們不應該打個你死我活,再說這也沒用。在政治上的說法是:我們限縮自己的影響範圍。我和你,只到此處,不能更多,不能更進一步,也不能更高。
六乘七。可以嗎?沒有時間了,還是還有?這要看情況。我們來算一下財務狀況。這邊是擁有的資產,那邊是負債。如果可以知道人生還剩多少年,終點在哪裡就好了。我還沒在身上感覺到死亡,但我已經開始思考它。當裁縫給我縫製新衣,我不會說:「這是最後一件。」但是我知道我的書桌和衣櫃肯定會活得比我長。我和命運及自己和解了,我明白自己微小的價值和意義。沒有意外或驚奇。會有嚴寒或溫和的冬天,會有多雨和酷熱的夏天,有令人愉快的涼爽天氣,還會有暴風雨和風沙。於是我會說:我十年、十五年沒看過這樣的冰雹/水災了。我記得類似的火災,在我年輕的時候,我那時候——等等,已經是大學生了還是只是個中學生?
七乘七。人生到底是什麼?快樂是什麼?只要不比現在糟,只要像現在這樣就好。兩個七相遇了,它們親切地對彼此打招呼,很高興以這種方式、在這裡、在這樣的條件下相遇。報紙——看起來只是無腦的文學。就算是吧,但不能沒有報紙。報紙上有編輯的話,有連載小說,有訃聞、劇評和法院公告。有電影和新書廣告,有小型意外事件的報導和微不足道的啟事。重點不在於這些東西有不有趣,而是在於你可以選擇自己要讀什麼。有人被電車撞了,有人發明了什麼東西,有人的皮衣被偷了,有人被判五年徒刑。這個人想買縫衣機或打字機,那個人想賣鋼琴,或是在找有附家具的三個房間。我會說,報紙就彷彿寬敞的河道,讓訊息緩緩地流過,就像華沙底下的維斯瓦河緩緩流過一樣。
我的城市,我的街道,我常去的商店,我的裁縫——還有最重要的,我工作的所在。
只要不要更糟就好。如果可以和太陽說:「停下。」那麼這個時機就是現在。(有一篇小論述叫〈關於人生最快樂的時段〉,誰會相信?是卡拉姆辛寫的,他在俄國學校老是折磨我們。)
七乘八,五十六。時間流逝得真快,真的是流過去。昨天還是七乘七。什麼也沒多,什麼也沒少。年齡的差異是多麼大啊:七和十四,十四和二十一。而對我來說,七乘七和七乘八,完全是同樣的。
請不要誤解我的意思。沒有兩片同樣的葉子、兩片同樣的水滴或沙子。一個只是頭比較禿,另一個已經白髮蒼蒼了。一個有裝假牙,另一個則全裝了人造牙冠。一個戴眼鏡,另一個重聽。一個有比較多骨頭,另一個有比較多關節。但我說的是七年的差異。
我知道:我們可以把人生用五年一個階段來劃分,我們也可以看得出改變。我知道:生活條件。富裕,貧窮。成功,擔憂。我知道:戰爭,戰爭,災難。但這不是絕對的。有個女人對我說:「是戰爭讓我變得任性,我之後很難習慣。」甚至今天這場戰爭,也讓許多人變得任性。但是所有人都認為自己活力消褪是因為年老,沒有人覺得自己活力消褪是因為戰爭。

〔……〕

〈沒有算計的誠實〉〔一九四二年二月/三月〕

那是很久以前,在上次戰爭時發生的事了。
我坐著電車,那天凍得要命,而電車裡擠滿了人。一半的乘客都沒買票,因為車掌無法穿越人群。每站都有新乘客上車,舊乘客下車。
在我身後站著一個提書包、要去上學的小男孩。他用那隻拿著車票錢的手不停推我,想擠到前面去。他的手都凍得發白了。
我對他說:「安靜站著,不要推。」
他說:「我沒票。」
我說:「等等,你等下就會付錢了。」
他說:「我等下就要下車了。」
我說:「把手放進口袋吧,這樣比較暖和。」
他說:「那就請您讓開。」
他使盡全力把我推到旁邊,所有人都對他吼叫,但是他高舉著手,擠到了車掌身邊,付了錢,拿了票,直到此時,他才把手放了下來,然後雙肘並用,擠出一條路下車。
我不知道那男孩是什麼人,我甚至沒有看到他的臉,只看到那凍僵的、舉得高高的小手,只記得他那起先不耐煩、後來憤怒的聲音,說:「我得付車錢。」
接下來二十年間,當我思考什麼是誠實的人和不誠實的人,我總會在會議、教育討論會和演講時提起這男孩。
「那男孩是個誠實的人。他一點都不在乎別人沒有付錢,也不在乎車掌根本不想要他的錢,更不在乎擠到車掌身邊有多困難、車上有多少群眾、天氣有多冷。他只知道:搭車就要付車錢。那錢不屬於他,因此他要把它交出去。」
那是很久以前,在上次戰爭發生的事了……
而現在,在捷爾納街的孤兒收容之家,我看到了另一個孩子。我不知道那是個〔男孩還是〕女孩,我也不記得他的臉或名字,我只知道,那孩子是讀幼兒園的年紀。
這件事發生在收容之家的寢室。我剛好經過,裡面有點暗了,我在一張床前停下,上面躺著一個孩子。我原本以為他病了,於是大家忘了他,這種事經常發生。
我彎下腰,發現那孩子已經死了。
就在這時,那讀幼兒園年紀的小孩來了,把一塊塗了果醬的麵包放在死去的孩子枕頭上。
「你幹嘛給他?」
「因為那是他的份。」
「但是他已經死了。」
「我知道他死了。」
「你怎麼知道的?」
「嗯……之前他的眼睛是張開的,從鼻子和嘴巴裡吐出泡泡。你看,枕頭上濕濕的就是他的口水。然後他閉上眼,就沒有呼吸了。」
「那你為什麼給他麵包?」
「因為那是他的份。」那小孩不耐煩地說,因為我問了一個不必要的問題,因為我,一個大醫生,竟然不了解這麼淺顯易懂的事:「這是他的,不管活著還是死了,他都有權利擁有自己的一塊果醬麵包。」
我不會再活二十年,去告訴別人關於這第二個我遇過的誠實之人中最誠實的人。所以,為了紀念這件事,我在這裡寫下簡單的幾個字:
「這是他的麵包,這是他的份……」
麗塔決定不再偷竊時,寫了一篇很棒的文章。若有人讀了這篇文章,一定會這樣想:「真有勇氣,真誠實又有智慧的女孩啊。如果她有堅強的意志力,就能履行承諾,做個誠實的人。生命告訴她,真誠的道路才是安全又公平的。」
因為麗塔看見了兩條路,她推開、拋棄了其中一條,選了另一條。這種事經常發生,我也多次親眼見證。
但是偶爾,非常少見地,會有一些人從生下來就只知道一條路……他們的誠實沒有算計。真正的誠實只知道一件事:這是我的,那不是我的。我不會去動不屬於我的東西,我會把屬於別人的東西給他。我不應該拿這個,該拿的人是他。他的誠實沒有算計,他一直知道要誠實,無論何時、何地。
一般人會說:「蠢蛋,幹嘛要為了付〔車票〕而推擠啊。真笨,還把麵包放到死人嘴邊。」一般人就是這樣說的。他們會〔——〕和讚嘆。他們很正直、很聰明,但是很少像〔——〕一樣〔——〕。

〈兩個棺材(在斯摩察街上和西利斯卡街上)〉〔一九四一/一九四二年冬〕

當我走在街上時,我總是直視前方,這樣才不會跌倒或撞到人。因為我的老骨頭若是摔斷了,要重新長回來是很困難的。所以我沒看到他。或者,我看到了他,瞬間閃過一個念頭:「真美麗的男孩。」也許我這樣想了,然後就忘了。
他十五歲,也許十四歲,或者十六歲。人們會說:「他度過了十五個春天。」他們這麼說,因為青春陽光燦爛,開滿繽紛的夢想之花——即使在家裡和世上人們正遭遇著不幸。他經歷了溫暖的人生之春,十五個春暖花開、愉快的青春歲月,有著像是春天的蝴蝶一樣多彩的夢想。
許多像他這樣的男孩和女孩走在街上,他們美麗、明亮、乾淨,即使身上穿著髒兮兮、破破爛爛的衣服。
即使我在和那男孩擦身而過時注意到了他,我也對他一無所知。我不知道他母親是否還活著,我也不知道他是否有母親(以及父親),他父母在哪裡——是在這裡還是那裡?因為現在人們經常四散各地,有人在這裡,有人在那裡,甚至連幼小的孩子也是,更何況是像他這樣的十五歲少年。
現在,聽我說:在一個寒冷的日子,在斯摩察街上,我看見了他。我可以說,那是我第一次看到他。
你們知道斯摩察街吧。它總是那樣,熙熙攘攘,匆匆忙忙,人們爭吵著討價還價,小販大聲吆喝,叫賣馬鈴薯、香菸、衣服、糖果。
而那美麗的少年很安靜,非常安靜,是所有人之中最安靜的——躺在雪地上,躺在白色、乾淨的雪上。
旁邊站著他的母親,不停重複,一次又一次:「拜託,救救他。」那一定是他的母親。她只說這兩句話,沒有大叫,只是輕聲、清楚地重複這兩句話,沒有其他。「拜託,救救他,拜託,救救他。」
人們從旁走過,無人出手相救。他們沒有做任何壞事,因為那男孩已經不需要拯救了。
他躺在白雪上,安靜、祥和、明亮。
他的嘴唇微張,彷彿在微笑。我沒注意到他的嘴唇是什麼顏色,但或許是玫瑰色,而牙齒是白色的。
他的眼睛是張開的,而在一隻眼睛,在瞳孔中,有一點小小的光芒,也許那是最小最小的星星,在閃爍著星光。
「拜託,救救他,拜託,救救他。」
現在我要跟你們談談第二個棺材。我想,那是星期六的事,我甚至敢說,一定是星期六。每個從孤兒院出門,走西利斯卡街左邊人行道回去〔探望家人〕的人,一定都會看到這個棺材。
棺材裡躺著一個孩子,年紀很小,或許只有三歲!我只看到他小小的腳,小小的腳趾頭。
他躺在一面牆邊,用紙包著,也在雪地上。我不記得那紙是灰色還是黑色,我只知道,那灰色或黑色的紙包得很嚴密、精確、平整,是被人細心、溫柔地包上去的,從頭到腳,還有兩側,都纏了細繩。
除了那小腳上的腳趾頭。
某個人,在把這裝著孩子的小小包裹帶到雪地上前,曾經仔細地把它包好。
當然,那人是孩子的母親。
當然,家裡沒有紙和繩子,她一定是去商店買的。
我只知道這些了,除此無他。也許,我還可以告訴你們,這母親是怎麼生下這孩子,她流了紅色的血,然後用白色的乳汁哺餵他,用她乳房裡白色、香甜、溫暖的母乳。
你們一定想知道,為什麼我要寫這個小孩?畢竟在此同時,有這麼多人死去——成人、女人、男人、有些年長、有些年輕。我在門邊、牆角、這地區的許多街道上看到這些死人,而活人們則在右手臂上別著有藍色大衛之星的臂章。
原因在此:這母親溫柔又小心、努力把這〔——〕的包裹包得整整齊齊,還用細繩把它纏起來。
紙張很厚,就是平常用來包東西的那種紙。
既然她如此細心,怎麼會讓孩子的五根腳趾頭還有小腳(直到腳踝)都裸露在外?她不可能沒注意到。
因此,她八成是故意的。
沒錯。
所以,那是為什麼?
要把孩子的小身體用紙包起來,包得那麼平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又只有一隻小腳露出來。
如果你們想知道,我就告訴你們為什麼。
母親害怕,行人會以為,有人把這包東西丟在路邊,或是放在那裡忘了,或是弄丟了,或是匆忙之間暫時放在那裡,等一下就會回來拿。這是可能發生的。現在人們很難理性思考。他們匆匆忙忙,因為廚房發放湯的時間很短,而在政府部門辦事總是要排很長的隊伍。
也許,某個路過的行人剛好會這樣想。再說,他也匆匆忙忙,沒時間多想。他可能只是剛好路過,想也沒想,只為了確認包裹裡是否有什麼值錢、可用得上的東西,但他又不想徒勞地彎下腰,於是他可能會踢踢這個包裹,看看它是否堅硬,看看裡面有沒有東西可拿。
母親不想讓這種事發生,這是為什麼她讓孩子的腳露出來,這樣人們就會知道,孩子沒穿鞋,也沒穿褲襪,裡面沒什麼好拿的。
這就是為什麼她用這種方式包起死去孩子的屍體,她的小不點。
因為如果有人踢了你深愛的人,那是很令人心碎的。而人們現在既沒耐性,又心神恍惚,他們經常說出違心之論,做出違背自己意志的事。他們所做的一切,只是反射動作。
畢竟,甚至連我們的夢——有時候也是無意義的——現在也很奇怪、雜亂無章。



「波蘭兒童人權之父」柯札克的這本書,在死蔭幽谷中,閃耀著人性的光輝,鼓舞讀者們見賢思齊,努力在大愛成聖的道路上勇往邁進!——陳建仁(中央研究院院士暨特聘研究員、總統府人權諮詢委員會前召集人)

這本書像是小說,也像詩,在逐漸拼湊出那個遙遠世界的過程裡,死亡的陰影總存在某處,但真正照亮的,是每一個真實生命的片刻連結。——蔡伯鑫(精神科醫師、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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