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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惠套書與週邊
外版書
瀕窮女子--正在家庭、職場、社會窮忙的女性 | ?? 貧困女子

[1111MA153]
作者:飯島裕子
譯者:洪于琇
14.8*21CM 232頁 平裝
ISBN:978-986-540-654-7
CIP:544.5931
978-986-540-654-7
初版日期:2020年03月0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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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價: NT$ 350| 會員價: NT$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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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
朱剛勇 (NGO「人生百味」共同創辦人)
賀照緹(《未來無恙》紀錄片導演)
賴芳玉(家事法、婦女援助專業律師)
(以姓氏筆畫為序)

潛藏在家庭裡、無止盡的找工作、疏離的人際關係⋯⋯
血緣、社緣、地緣薄脆如紙的女性,
妳可能正在不知不覺的走入貧窮。



日本根據「國民生活基礎調查」計算相對貧窮率,得出二十歲到六十四歲的單身女性中,有百分之三二的人可支配所得不到國民人均的一半(二○○七年時為不到一百一十四萬日幣)。就職冰河期的世代,面對至今仍根深柢固的性別不等,以及在此之下必須兼顧工作、結婚生兒育女,甚或單身的女性,無法自立更生,種種默默掙扎生存的真實樣貌,台灣是否也有既視感?
本書採訪了日本十六歲到四十七歲的四十七名女性,分別就家庭安全網、職場現況、結婚生子問題、政府政策等面向,探討女性瀕臨貧窮的風險:
女子貧窮為何不易被看見?
經濟不穩定的單身女性多數會在老家生活,但是在家中也會面臨各種風險。住在家裡算是貧窮嗎?家事料理?還是女性尼特族、繭居族?
工作到倒下、沒有訓練餘裕的職場、職場霸凌,疾病、人際關係碰壁等導火線,景氣倒退下的非典型雇員,女性在工作上當真更加順利嗎?
關於結婚、生產等女性生活的困境,特別是少子化對策對女性又有什麼樣的影響?「女性活躍計畫」卻讓遇到困難狀況的女性更加被孤立化,同時增加更多心理問題?
「在訪問這些女性的過程裡,我經常會有『果然是這樣對吧』、『我以前也是這麼想』的感同身受。我終於才發現,原來她們的聲音替我說出了自己一直以來感到的生活困難。」
我們又該如何追求一個任誰都不會感到生活困難的社會呢?

飯島裕子(Yuko IIJIMA)
東京都生,紀實作者、一橋大學研究所社會學研究科碩士課程修畢。大學畢業後歷經專報記者、雜誌編輯成為自由業。於《The Big Issue日文版》、《婦人公論》等雜誌以專訪人物、報導文學為中心採訪、寫作外同時於大學擔任兼任講師。著有書籍《報導:青年遊民》(筑摩新書,2011年)、訪問集《99個人的小轉機創造法》(《The Big Issue日文版》編輯部編,大和書房,2010年)等作品。

譯者簡介:
洪于琇
政治大學日文系畢。曾任出版社編輯,現為專職日文筆譯,平日以書、戲劇、電影餵養心靈。很喜歡自己的文字能夠幫助到別人的感覺。譯作領域包含漫畫、大眾文學、實用書籍。近期譯有《24H台灣漫旅》、《和風彩墨二十四節氣》(以上為瑞昇文化出版)、《東京復古建築散步》等等。


序章 何謂女性貧困
貧窮女子登場!/男性非典型雇用衝擊的背後/難以掌握的女性貧窮/連貧窮都沒資格的女性/男性養家模式/女性活躍的推動與年輕女性/訪談概要
第1章 名為家人的危險安全網
只能在原生家庭生活/單身寄生蟲的凋零/令人坐立難安的原生家庭/逃離暴力/徬徨街頭、無家可歸的女子/家裡無容身之處/關係上的貧窮/同居陷阱
第2章 潛藏在料理家務裡的黑暗
中途退學成為失去連結的開端/尼特族、繭居族都是男生?/連家人也漠不關心/父親死亡,生活急轉直下/開始工作前的困難/女子講座/埼玉的方針
第3章 正職員工也艱難
工作到倒下的女性們/消耗新人的血汗企業/一路下滑/為了付房租開始外送茶/增加中的精神障礙與霸凌/沒有餘裕的職場/使用身心障礙者名額工作/雖然當上了正職
第4章 非典型的負面連鎖
學歷與非典型雇用率/高中畢業女性的困境/肄業更艱難/高學歷窮忙族/官製窮忙族/無止盡的找工作/製造聯繫的場所/急病與非典型職的單身者/非典型雇用的黑暗
第5章 結婚生子的壓力
想要小孩/「單身女王」的登場/連「敗犬」都當不成/無緣社會、震災、聯繫/目標一億總活躍社會的「育兒協助」/不是優等生的妹妹現在是女人中的上位/全方位的少子化對策/就算勉強,當初有先懷孕就好了/非典型雇用者尋找結婚對象也很不利/即使是貧窮女子也要生/極端低迷的非婚出生率/少子化的大旗
第6章 女性的分裂
事業、丈夫、小孩,什麼都沒有/分裂的一九八五年/行政職減少所帶來的影響/女性活躍推動的光與影/生育且繼續工作的女性們/累積的孤獨感/不存在的一群人/往上推擠的壓力/頻繁發生的心理問題/超越分裂,建立聯繫
終章 追求一線曙光
「貧充」潛藏的陷阱/所謂的貧窮是什麼?/勞動的包容與脫離/家庭的包容與脫離/「男性養家模式」崩毀與意識落差/超越貧窮女子

後記

不是她們,是我們

朱剛勇 (NGO「人生百味」共同創辦人)


永遠「不夠好」的她
我一直記得她告訴我們,現在是她人生難得自由的時候。

這個「現在」,是阿秋阿姨成為街友的不知第幾個十年。阿秋年幼時家境並不寬裕,她很早便開始工作,下田、進工廠、打工,以上學的時間交換,支撐起一家人的生活。後來她嫁到另一個縣市,從女兒身分轉換成妻子、媳婦、母親,為新的家付出、奉獻,卻仍遭受到越來越嚴重的暴力對待。

當阿秋在長年吞忍後,終於從第二個家逃出,開始可以為自己而活,卻也幾乎一無所有,連住的地方都沒了;睡在無牆無門的室外,除了無法遮風擋雨,也躲不開社會的不友善,阿秋時常遇到陌生人對她劈頭就問:「妳為什麼不回家?」「妳怎麼不多體諒丈夫婆家?」我們出生時,長壽劇《阿信》才剛完結。第一次聽到阿秋姨的故事時,直覺得不可思議;那些遭遇彷彿來自古早時,或戲劇,女性生來必須擔任各種角色,這些角色從不屬於她自己。

然後我們遇見了敏敏,一位年紀與我們相仿的單親媽媽。她在二十歲時與當時有穩定工作、不菸不酒的男友結婚,生了四個孩子。婚後卻仍遇到家暴。敏敏帶著四個孩子,毅然決然地離婚,回到她的原生家庭與家人住。現在的敏敏上午陪著遇到學習挫折的其中一個孩子上學、待在教室讓他安心。放學後,再把所有孩子一起接回家照顧。

陪伴孩子長大是敏敏的期待,卻仍不斷遭受他人的質疑,「妳該去工作養家,才能讓孩子有好的榜樣。」「當初為什麼不考慮清楚?妳太早結婚了,還生這麼多。」

活在不同世代的阿秋和敏敏,際遇與選擇不完全相同,面臨的卻是同一種檢視眼光,督促她們扮演好角色,尤其在家庭中。若不符合對盡責女兒、妻子、媳婦、母親的想像模板,似乎這些女生便理應接受生活困頓等後果。


她們,其實也是我們
二〇一八年初,團隊展開了女性無家者陪伴計畫,固定上街陪伴在火車站、公園與捷運站外露宿的女性。除了日常生活困難的協助外,也記錄下她們的故事——關於那一段段自家庭脫落,來到街頭,一邊與過往傷痕抗衡,一邊在當下嘗試與之共存的過程。

雖然我們主要陪伴的是露宿街頭的女性,藉由她們的引領、指路,又發現了更多女性掙扎求生的灰色地帶,例如簡陋破舊的租屋、以低消換取在位子上打盹的速食店、網咖,或依附在關係中交換資源、庇護。台北市目前無家者列冊人數近七百人,男女比例為九比一,女性乍聽是相對少數落入無家谷底的一群人;然而,正在墜落的人們,遠遠超越了這數字。

「人是怎麼掉落的?」這始終是行動者內心的叩問。我們期待透過記錄、研究,能尋獲社會中被隱蔽的裂縫,將其補足,使人不再落入街頭。然而,接觸到愈多人,卻愈感受到每段生命的歧異:有些人自幼家境便困苦,缺少了改變的資源,只能任由階級複製;有些人擁有不錯的學歷與工作經驗,卻在中年時做出不同人生規劃時,遭逢重挫;有人的情緒負荷超載,周圍的社群卻無法承接,導致人最後潰堤、產生精神疾病。

這些女生,其實跟妳我十分相似:我們可能剛好來自同一個家鄉,為了生活漂至另個城市打拚;我們可能喜歡的東西很類似,於是常聚在一起聊電影、美食;我們可能都背著難以評估的風險重擔,若某日突然垮下,其實我們都不知道可以向誰求援;我們真的、真的像,期待的不過是一處收納自己的空間,安穩的生活,多的時間樂意分享給人。

《瀕窮女子》書中所收錄的訪談,是身為女性都曾聽過,在生命歷程中艱難的選項:一定得結婚生子嗎?何時算是離家獨立的生活?如何爭取到有保障能養活自己的工作?沒想到真的發生意外後,人竟會如此無招架、無處求援。

目前台灣在制度上對弱勢者的定義仍以兒童(十八歲以下)、年長(六十五歲以上)以及領有身心障礙手冊的障礙者為主,這是墜落在灰色地帶的人們反而抓不到支持的浮木,只能持續墜落著。


邀請身邊的男性一起,面對共同的困境
社會的期待與壓力並非只降臨在女性身上。家父長制度同樣使許多生理男性,從小被賦予養家、傳宗接代,甚至要堅強、不可以展現脆弱等沈甸甸的期待。討論女性遭受的迫害時,常使人誤會這些迫害的對立面是男性。然而,在我們投入許多時間,一邊引出街頭女性長久被壓抑後的無聲,一邊也陪男性無家者整理他們的焦慮與受冒犯感。深深體會到:造成女性男性受傷害的,其實是同一個黑影,即是父權。

父權一詞,在學術領域有長久討論,日常生活中也不斷被提出。然而未有充分理解此一詞的意涵、成因,以及影響範圍;建立在這樣的共識基礎下,雙方的討論才有意義——若我們對於討論的期待是找到出路的話。

關於「貧困女子」大可以使用煽情的方式,勾起女性面臨共同困境時的憤慨,進而激起正反兩方的相互怒斥。然而本書作者選擇以嚴謹的方式書寫,大量採訪、補上看似是單一事件後,那共同的時代脈絡,並佐以清晰數據,使人即便揪心,仍能守住分際,辨別道理。

在任何國度、性別上,壓迫的黑影只要未離開,我們便要盡力牽起手,使人不被遺落。


貧窮,是慢慢跌入的
賀照緹(紀錄片導演)

收到《瀕窮女子》的書稿,一開始讀便停不下來,幾個人的影像一直出現在腦中。一個是日本電影《百元之戀》由安藤櫻主演的女主角一子,二是我在《未來無恙》片中記錄的兩個女孩。

《百元之戀》的一子,在影片的第一場為貧窮女子提供了令人生恨的形象,繭居在家,社會化未完成,幾近自我放棄。看了《瀕窮女子》會知道,這樣的女性是真實存在的一群人。

《瀕窮女子》的作者飯島裕子以調查報導的手法訪問了四十七位日本年輕女性,採用深度訪談的方式,進入她們的生命,她的筆觸很有影像感,好像在看紀錄片的拍攝腳本。

書中的她們從一層關係逃到另一層關係,譬如從家暴的原生家庭逃到同居關係,但所有的關係都是貧窮的,包括經濟上和心靈上的貧窮。

每一次的逃離都是社會關係的漏接,有的女性從互動不良的家庭,產生了精神症狀;有的從家庭逃到感情關係,受到情緒或肢體暴力;有的在學校受到霸凌,早早離校,生活堪虞;有的成為無家者,然後以援交賺取生活費;有的即使有正職工作,卻在血汗企業的壓力下,工作到倒地不起;有人在非典型雇用的環境長期窮忙;有的職業婦女在男尊女卑的壓抑下,在家務和職場兩邊不討好。

「失去連結」是一個重要的警訊:家人之間關係冰冷、被霸凌沒去學校、沒朋友、沒工作⋯⋯因為沒有互相連結的環扣,一步一步走向貧困。

這裡面每一個環扣的漏扣,都是社會安全網的破洞。從第一個洞跌進去,發現破洞連著破洞。走在都是坑洞的路上,人很難不跌第二跤、第三跤⋯⋯跌了好幾跤之後,終於再也爬不出去。這就是所謂的結構性貧窮。

我在拍紀錄片《未來無恙》的時候,有一個感觸很深的理解:結構性貧窮是盤根錯節的。世人往往歸罪當事人,好手好腳為何不去工作?有病就要看醫生啊!打起精神來不要再混下去了!常常這些話語來自上一個世代,認為他們的下一代過於軟弱。然而就經濟發展的軌跡來說,台灣也步上了日本的後塵,經濟榮景已經離開,青壯年世代再難創造累積財富的機會。泡沫經濟和非典型雇用成為世代必須面臨的常態。

在這樣的大背景下,日本女性的貧窮問題,成為很難數字化的現象,所以作者才說:「女性的貧窮只是很難被看見而已」。

因此,這本書提供了統計資料和分析,讓一步步跌入貧窮的女性被看見,也提供了訪談故事,讓窮困女性的生存場景具象化。這些問題透過書寫而顯色,終於能呈現在世人面前。







後記
飯島裕子


從開始採訪,希望揭露過去很少受到關注的年輕女性貧窮問題,至今已經過了四年。
這段期間,市面上出版了好幾本以「貧窮女子」為題的書籍,網路上「貧窮女子」的報導更像「例行內容」一樣氾濫。
報導中,栩栩如生地描繪了女性的外觀(衣服、服裝品牌、髮型、化妝方式等等),很多也巨細靡遺地交代了她們過去的男性交往史。有時候,服裝和一點小動作可以給予我們了解對方的重要線索,然而,這些媒體在報導貧窮男性時有那麼細微地描寫他們的外觀嗎?有訪問他們曾經交往過女友的細節嗎?
如本書前文所寫的,訪問越多「貧窮女子」,便越覺得她們難以捉摸,難以研究。離家出走在街頭徬徨,每個夜晚去認識的男性家裡的十幾歲少女、為了賺大學學費在外送茶上班的明星大學學生、因為懷孕和剛生完孩子沒有地方雇用自己而在專門的孕婦風俗場所工作的單親媽媽——許多女性的經驗都很衝擊。然而,越是令人震驚的內容越像是障眼法般,令人看不清背後的貧窮問題。
媒體討論的「女性貧窮」也有許多令人訝異的內容。這在引起注意上或許是個有效的手法,但一個故事越有衝擊力,「女性貧窮」便越被視為特殊事件,流於個案所發生的問題。
再則,拒絕上學後繭居家中十年以上的女性,和反覆賺取勉勉強強生活費、持續一個人生活的女性派遣工身上,或許沒有戲劇化的故事,也有些女性從來沒和男性交往過。這些平凡的貧窮女子的聲音幾乎沒被傳達出來,即使是本書,大概也沒辦法說已經蒐集齊全。
我們不能忘記,於本書登場的女性背後,還存在著無數連出聲能力都沒有的女性。無論任何時刻,我們都需要有對「現在不在這裡的人」的想像力。
為了認識受訪的女性,我受到了各方的照顧——「inclusion net神奈川」、「with you埼玉」、「橫濱市性別平等推廣協會」、「首都圈青年工會」、「東京都高中肄業者調查小組」與其他人。此外,衷心感謝給予我連載機會的《婦人公論》工藤尚彥編輯、從企劃階段就給予我許多照顧的前岩波書店山川良子編輯、長時間麻煩她卻總是用一顆包容的心接受我的岩波書店上田麻里編輯。
希望為處境艱苦的人們發聲,是這樣的心情帶領我走到這裡。然而,在訪問的過程裡,我經常感同身受地覺得「果然是這樣對吧」、「我以前也是這麼想」,因此受到許多鼓勵。我這才發現,原來她們的聲音替我說出了自己一直以來感受到的生活困難。
沒有這些女性的聲音,本書便無法完成。在一面回想一個個願意向我分享自身經驗的女性,一面心懷感謝下,讓我就此擱筆。
二○一六年八月


只能在原生家庭生活
現於東京首都圈公立小學擔任代理老師的東彩加(二十四歲),原本打算大學畢業後便離開家裡。
她早早開始找工作,向超過一百家的公司投了申請表卻全軍覆沒。最後透過「Hello Work」(譯註:日本國家官方經營的職業介紹所,正式名稱為公共職業安定所)好不容易找到的工作是兒童美語補習班。
「我一心一意認為『只要是正職,哪裡都可以』而進了補習班,總而言之每天都很忙碌,從早上八點到傍晚是教學,晚上趕著處理行政事務,搭最後一班電車回家是理所當然的事。」
十五名員工中有六人是與彩加同期進入公司的新員工。這間補習班可以說就是所謂典型高錄取率、高離職率的「血汗企業」。據說,勞動基準監督署也曾因公司過高的離職率而介入調查,但狀況完全沒有改變。
「在不停搭最後一班電車回家的日子裡,我變得會突然哭出來,無法好好控制自己的情緒,我心想再這樣下去就糟了,於是就辭職了。」
彩加雖然馬上開始找其他工作,卻也擔心「如果又是血汗企業的話該怎麼辦……」而積極不起來。大約過了半年,她找到了公立小學代課老師的工作,前往應徵,獲得錄用。對喜歡小孩子的彩加而言,現在的工作很愉快也很有成就感。
然而,她的身分說到底只是個代課老師,實際收入一個月不到八萬日幣,加上一年一聘的關係,隔年也不保證能繼續被雇用。
「如果不是住在家裡,我可能就不會選這份工作了吧。我的父母也馬上就要退休了。我打算晚上兼差當補習班老師之類的,正開始找工作。」
有不少女性由於收入微薄只能依賴原生家庭才能過日子。然而,無法永遠依賴父母親的收入和年金也是事實。
山口多惠(三十歲)大學畢業後為了追求成為舞者的夢想,繼續住在家裡同時也靠打工維持生活。多惠以舞者身分定期在舞台上表演,順利累積舞者資歷,但幾年前,父親的工作受到經濟不景氣波及,越來越不順利,多惠成為家中仰仗的收入來源,開始身兼超市和餐飲店的打工。
本來應該是最大安全網的原生家庭,瞬間搖搖欲墜。
「由於我打工資歷長,經常被找去幫忙,班表時間變得很長。我覺得收入會增加也很好,從一大早工作到深夜,加上同時跳舞的關係,整個人變得恍惚,也開始出現失眠症狀,去了醫院後診斷出來是憂鬱症。」
儘管不得不停止跳舞,但由於收入不能減少,多惠如今依舊持續在打工。
「原本考慮到都內的房租才會一直住在交通便利的家裡,沒想到事情會變成這樣……說我當初太天真還真的是太天真了。一想到未來我就不安得不得了。」
單身男女中,與父母一起生活者的比例超過七成。這個比例逐年遞增,尤其是三十歲後段至四十歲前段這個區間,與父母一起生活的男女,一九八○年接近五十萬人,二○一二年則超過了三百萬人。
進一步按所得階層來看可以發現,所得越低的年輕人住在原生家庭的比例越高。應該能想像,在經濟、生活各方面都依賴父母的「單身寄生蟲」,與歌頌優雅生活的「單身貴族」屬於不同階層吧?
二○一四年,The Big Issue基金會對年收未達兩百萬圓的年輕單身男女(未滿四十歲,學生除外)的居住狀況做了一項調查。調查顯示,其中四人裡有三人(七七%)與父母同住。從工作型態來看,正職者在八%以內,無業者占三九%,接著依序是兼差、打工三八%,約聘、派遣工九%,自營業、自由業六%。
從這個結果也能了解,對工作不穩定的年輕人而言,與父母同住表面上發揮了安全網的功能。或許也有人會批評他們:「因為有爸媽的家才會不想工作!」、「他們想要永遠寄生下去。」吧。然而,從這項調查並無法得知這些人與父母等同居家人之間的關係如何。

單身寄生蟲的凋零
同項調查中,男女與父母的同居率幾乎沒有差別(男性為七八‧四%,女性為七六‧四%),有將近八成年收未滿兩百萬圓的年輕男性與父母同住——這應該是個很具衝擊性的事實吧。
當兇殺案的嫌犯是「無業」、「年輕男性」、「住在父母家裡」時,有時社會大眾也會對他們及其家人掀起強烈的批判攻擊。據說即使實際上與案件無關,他們也會先被貼上「嫌犯」的標籤。現實是,社會大眾對沒有穩定工作、住在父母家裡的年輕男性有強烈的負面印象,光是這樣就有可能以對待犯人的方式對待他們。
另一方面,與男性相比,女性無業或住在父母家裡這件事比較不會受到社會批判。曾經,女性「住在父母家裡」被視為討喜的條件,甚至成為就業和相親的條件。據說金融機關等地方為了預防「挪用公款」,還將「品行端正、住在家裡的小姐」當作理想員工——儘管這個想法本身就是歧視女性——這樣的時代其實還在不久之前。此外,女性即使無業,也會用「新娘修業」和「家事料理」來掩飾,沒有被視為一個問題。
泡沫經濟後,經濟上有餘裕的單身上班族女性在服裝打扮、旅行、飲食等方面花費金額最高,以擁有高額可支配所得之姿成為鎂光燈的焦點,即使在行銷廣告世界中也一直是核心。
一九九七年,社會學家山田昌弘,為學校畢業後依舊與父母同住的單身男女取名為「單身寄生蟲」——把父母當作寄生宿主,在經濟上依賴他們。也有連生活上料理、洗衣、打掃等全方面都徹底依賴的人。山田昌弘批評,由於婚後無法維持與在父母身邊時同樣的生活水準,因此這也與越來越多人未婚、晚婚息息相關。
然而,就像我開頭介紹的一樣,現在增加的不是為了讚頌優雅單身生活,而是經濟上無法維持個人生活才不得不住在父母親家裡的人。也有不少人是因為父母經濟拮据或必須照護而選擇同住。儘管所謂的單身寄生蟲數量不斷在增加,但其存在與這個詞所包含的意義正發生巨大的改變。
日本無論男女都朝未婚、晚婚前進。九○年代,女性的終身未婚率(五十歲未婚率)大約演變至五%,二○一○年則達到了一○%左右(男性為二○%)。女性的初婚年齡也在攀升,一九八○年女性的平均初婚年齡為二十五‧二歲,二○一四年上升至二十九‧四歲。
過去被認為「總有一天會結婚離開家裡吧」的未婚女性,即使年過三十還是沒有離開家裡。在大家漸漸未婚、晚婚的背景下,她們住在原生家庭的生活正前所未有的延長、無限期化。結果,有許多案例因此與父母等同住的家人關係越來越差。也有女性儘管面臨如此狀況也沒有其他地方可去,不得不緊緊抓住原生家庭這張扭曲的安全網。

令人坐立難安的原生家庭
派遣工羽鳥瑞希(三十六歲)與父母和妹妹四人一起生活,卻因為與家人相處不順而煩惱。瑞希雖然正在尋找正職的工作,卻一直沒有得到公司錄取。
「這個社會,只要有一次非典型勞工經驗就無法輕易變回正職員工了。三十五歲之後,處境變得尤其艱難。」
瑞希畢業於理工大學,以儲備幹部身分進入了設計事務所,工作室位於東京,與男性並肩工作。然而,因為每天加班搭最後一班電車回家的生活誘發了梅尼爾式症(Meniere‘s disease)而離職。其後,她做過行政職位與客服中心的派遣,設計公司、影像相關技術人員等,一直在各式各樣的職場上工作至今。然而,據說每項工作都因為契約到期、主管的職場騷擾、組織重整裁員等理由,沒待幾年就不得不離開。瑞希現任的派遣行政工作原本也是半年約,卻因為部門決定收起來而縮短了契約。
瑞希說,最難熬的是工作中斷的那段期間。
「我的父母很嚴格,要求我無論如何都要給家裡錢。連妹妹都怪我:『我都有好好給錢,妳這樣太不公平了。』……工作中斷,我就去超市當展場銷售人員做日薪打工,以備給家裡的錢。」
據瑞希說,沒有工作的時候只能一整天待在家裡,但如坐針氈的狀態讓她心情無法放鬆。
「我媽很緊迫盯人,要我到外面工作、要我給家裡錢,但只要我因為找工作晚歸,又會大發脾氣。不久前,我心想自己不能再一直鬱鬱寡歡而開始跑馬拉松,媽媽一開始是支持,某天卻突然說:『一把年紀不結婚也不工作,還住在父母家的人跑什麼馬拉松,實在太難看了,馬上給我停下來。』……」
瑞希從小就非常害怕情緒陰晴不定的母親,煩惱著和母親之間的關係,最後因為暈眩和噁心感,連踏出房門都變得困難而前往身心科就診。醫師建議她離開家裡獨立。
「我從很久以前就想離開家裡,離開母親,但現在不停、不停中斷的派遣工作是無法讓我一個人生活的。或許不管怎麼樣只要出去就好,但我從來沒有離開過家,首先就會感到不安……」

工作到倒下的女性們
二○○八年,媒體大幅報導了一名在和民餐飲集團工作的二十六歲女性正職員工,在進入公司兩個月後過勞自殺的新聞。該名女性員工在幾乎沒有員工培訓的狀態下,被分派到店裡負責部分廚房業務,每天開店前下午三點進入店裡工作到深夜三點,忙碌的週末要工作到凌晨五點,每個月加班一百四十個小時,遠遠超過了過勞死判定標準的八十個小時。報導指出,店裡還有許多以「自願性質」為名的無支薪勞動與早晨訓練,讓該名女職員幾乎無法休息。勞動基準監督署坦承其為過勞自殺,受害者家屬向該公司提告,要求損害賠償。二○一五年底,和民以支付一億三千萬日幣的賠償金,以及研擬防止類似事件再度發生的策略為條件,與家屬達成和解。
不僅僅這名女性,二○○九年,受到年輕人歡迎的服飾廠商「CROSS Company(現為STRIPE INTERNATIONAL)」也遭判定造成職業災害——一名女性大學畢業進入公司五個月後成為店鋪負責人,因極度過勞、壓力導致死亡。
一直以來,「過勞死」和「過勞自殺」被視為拚死拚活工作的男性上班族象徵,與年輕女性八竿子打不著,究竟這些女性又為什麼會被逼到選擇自殺呢?
主要為年輕人提供勞動諮商的非營利法人組織POSSE,一年有一千件以上來自年輕人「工作到身體破破爛爛,最後得了憂鬱症……」的諮詢,統計勞動諮商案件後,發現數量、內容上幾乎沒有男女的差別。
POSSE員工表示:「無論男女,詢問最多的都是長時間勞動與公司沒有支付加班費問題。」源源不絕的電話打來說自己因為過勞被逼到憂鬱症,沒有人可以商量。
大學畢業後剛進入中型製造商的谷由貴子(二十八歲)也是其中一人。較一般人晚進大學的由貴子,雖然找工作時歷經一番苦戰,卻成功取得了正職員工身分。由貴子在公司附近租了公寓,幹勁十足地進入公司,然而,等著她的卻是幾近「血汗企業」的工作合約。
由貴子說,在經過員工培訓來到簽署工作合約的階段,才知道自己的薪資包含了固定加班費。所謂的固定加班費,就是公司事先設定加班費,不支付超過的部分。這是血汗企業壓低人事費用、隱藏員工長時間勞動事實的常用手法。
當初,由貴子考量到一個人生活,受到「月薪二十萬圓起」這樣的好條件吸引,而原來那是包含了一個月六十個小時固定加班費六萬圓的金額,扣除稅金與離職儲金後,實際收入為十五萬圓左右。不過,雖然覺得合約有違當初說的,由貴子還是無法回頭,只得簽名。
之後,由貴子被分配到要持續接電話到深夜的客服中心,一上任便開始了平均一天工作十二小時的長時間勞動。此外,公司以由貴子家可以徒步到公司為由,頻繁派給她大夜班。
「她一開始聯絡我們的時候,還能思緒清晰地談論自己的狀況,可是過了一段時間再打過來,從一開始就哽咽,感覺精神已經緊繃到極限。她說自己一回神,才發現包包裡放了她應該沒有去借的圖書館書籍,桌子上擺著涼麵醬油卻沒有買的印象……雖然有收據,知道自己應該是有好好結帳,但完全沒有當時的記憶,非常害怕。」(POSSE員工)
由貴子最後陷入無法上班的重度憂鬱狀態,目前離職持續就醫中。難道在被逼到那個地步前沒辦法做些什麼嗎?首先,由貴子為了工作才剛搬到一處新的地方,沒有一個認識的人可以商量,也不可能依賴養大自己的單親媽媽;即使想要尋找新工作,也因為連續的深夜值班,時間上和體力上都沒有餘裕,回頭要再找工作時一直找不到,也不覺得自己能輕易找到下一份工作,因此,即使在那樣的狀況下也無法輕易辭職。

消耗新人的血汗企業
每次和二、三十歲的女性談話,都會驚訝於曾在俗稱血汗企業裡工作的人比例之高。「血汗企業」這個眾所周知的名詞,指的是強迫勞工過度勞動,令勞工身心暴露在危險中的企業,狹義上,主要是新興產業中大量採用年輕人,以長時間勞動消耗年輕人,然後逼他們離職的企業。
前文提過的POSSE負責人今野晴貴,在《血汗企業》(文春新書,2012)一書中提到,血汗企業的手段分為兩種,一種是「挑選型」,在員工進入公司後,透過強迫性的無薪加班挑選能夠忍耐長時間勞動的順從員工;一種是「用完即丟型」,以員工會短時間內辭職為前提,讓員工在嚴酷的條件下工作。
小田優希(二十八歲)大學畢業後,以不會轉調、工作地區固定的儲備幹部身分進入大型通訊公司,就是典型的「挑選型血汗企業」。據說,這間公司全國新進員工約兩百人,但其中大多數在幾年內便辭職。
「職前的培訓課程就是斯巴達式的訓練。公司要我們短時間內背下社訓與社歌,記不起來的話,就會在大家面前遭到痛罵。他們說:『員工培訓的目的就是要摧毀你的個性。』以至於有人在集訓時就逃走了。」
雖然優希的薪資是二十萬日幣,但最後才知道那包含了一個月四十五個小時的加班費。一分配到業務單位後,便開始接連每天超過十二個小時的長時間勞動。
「我做的是電話業務,有很嚴格的營業額目標,雖然假日也去上班,不停拚命打電話,但完全不順利……感覺身邊所有人也都為了達成目標在拚命,公司裡並沒有教導員工工作的氛圍。我被分派工作一個月後,他們說要幫我調單位,其實就是裁員。」
雖然公司讓優希調事業單位,卻並沒有決定轉調的地方,她便在家中等待。
「公司把那段期間視為沒上班,薪水也沒有付齊。我等了一個月,公司沒有任何聯絡,逼妳知道自己是不被需要的存在,我就在七月底離職了。因為這是大學時持續將近一年就職活動才好不容易進去的公司,我很想繼續做下去,但也覺得自己再這樣下去精神會出狀況。」
雖然在都會區外圍城市獨自生活的優希馬上尋找新工作,卻始終不順利。
「新鮮人進公司三個月後辭職,大多會被認為是耐力不足、任性,很難找到新工作。」
有許多像優希一樣大學畢業後短期間便離職的人,被稱作「第二新鮮人」。儘管積極採用「二度就業」的企業也逐漸增加,但皆以都會區為中心,優希所住的地方工作職缺就很少,更別說二度就業的轉職市場。為了換工作而辛苦奮鬥的優希心想,學校或許有些畢業生也能應徵的工作機會,便決定拜訪母校的就職課。然而,將一切原委道出後,得到的回話令優希不禁懷疑自己的耳朵。
「對方跟我說:『除了妳以外,之前也有好幾個人短時間內離職,我就覺得很奇怪。』我非常傻眼,心想就職課為什麼不在我進公司前告訴我呢?明明在我畢業前苦苦找工作時,就職課說『我們學校每年都有畢業生進這家公司』才介紹給我的……」
之後過了幾個月,儘管優希持續找新工作,但由於存款已經見底,不得不回老家。
「由於老家更鄉下,沒有可以上班的地點,只有短期打工。我一週同時有幾次的行政兼差和餐飲店的夜間打工,雖然想存錢去都心,但打工時薪很低,又因為是鄉下地方,油費等等的也很花錢。明明大學畢業了,卻只能在鄉下打工,讓我覺得很丟臉、很難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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