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我和台灣大塊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緣結二度了。二○○八年底，大塊文化就曾經出版過我的《末那皈依》的「繁體中文特別版」。

之所以稱「特別版」，是因為它和二○○六年由上海書店出版社刊行的同名書並不完全相同。「特別版」由大塊文化的徐淑卿女士站在台灣讀者的角度，進行了刪定編輯。近二十年來，海峽兩岸出版合作頻繁；但是，像大塊文化這樣細緻負責任的做法，在我有限的見聞裡，還是不多見的。這就很讓我感念和敬佩。裝幀的清雅，也讓我心生喜樂；更不必說，還有我夢寐以求的繁體直排了。所有這一切，我都表達在＜台灣版《末那皈依》後記＞裡了。

《錢文忠解讀《三字經》》又將由大塊文化出版台灣版了，我依然要感謝大塊文化的創始人郝明義先生。郝先生是我和大陸很多朋友都非常敬重的出版人和文化人，我一直從他的言談和著作裡汲取著教益；我也特別認同郝先生的理念：「passion, of the books, by the books, for the books」。我當然也要一如既往地感謝徐淑卿女士，她再一次為我的書在台灣出版付出了巨大的心血。

這本書在台灣出版，固然讓我高興，卻也讓我有一絲惴惴不安。不安的理由並不複雜。因為，無論是中央電視台「百家講壇」的電視演講，還是根據講稿改編而成的書籍，我講《三字經》的預設對象，都首先是大陸地區的觀眾和讀者。我深信，我所做的工作，正是中國大陸地區的人民迫切需要的。

上個世紀中葉至今，時間已經過去了整整一個甲子。在這六十年裡，大陸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上個世紀七十年代末開始，在已故鄧小平先生的領導下，大陸開始了改革開放，至今也已有三十年了。在這三十年裡，大陸的經濟、社會也都經歷了巨大的變遷，取得了巨大的成就。這是任何心懷公正的人都可以體認的。

但是，我們也必須承認，中國傳統文化的命運是令人唏噓的。前三十年，大陸政府挾其至高無上的威信和強大無比的社會動員力，以全民運動的方式貶斥、批判、否定傳統文化。每一次帶來巨大危害的運動，都是以對傳統文化的批判揭開序幕的。我一直講，「文化大革命」當然包含著很多文化以外的東西，然而，它的惡果卻正落實在了「大革文化命」上。改革開放以前，除了那麼兩、三個例外，八億大陸人民口中只有「孔老二」或「孔丘」，哪裡會有「孔夫子」這樣的尊稱呢？

改革開放初期，大陸流行的口號是「學好數、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對傳統文化一時間無暇顧及。更不用說，前三十年的慘痛教訓，也讓人對傳統文化避之唯恐不及。這都是大陸歷史的現實所決定的。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推進，在經濟、社會都取得長足發展的同時，傳統文化的衰微卻仍然在延續。

這種情況在最近十年出現了變化。強大富足以後的大陸，「倉廩實而後知禮節」，開始期盼富而好禮的生活形態。這也就意味著，終於開始認識到文化軟實力的重要性。我們都瞭解，文化軟實力的構建有賴於形成既屬於自己，又能得到普世認同的核心文化價值；而這些價值的資源則只能到中國傳統文化資源中去尋找。

於是，在大陸地區出現了勢頭驚人的國學熱、傳統文化熱。「百家講壇」正是應運而生，在電視收視的垃圾時段創造出了極大的影響力；書店裡充斥著質量不一的傳統文化讀物；學校裡和社會上出現了形形色色的「國學班」。大陸政府也對這股熱潮表明了支持的態度，全球範圍設立「孔子學院」，由政府立項將「五經」翻譯成九種外語等等，都是最好的例子。

《錢文忠解讀《三字經》》就是在這樣一個大背景下面世的，產生了很大的反響：電視節目的收視率達到了一個時期的新高，圖書則躍上了大陸各地的排行榜。我當然明白，這並不說明我個人有多大的能力，而是時勢使然。

問題是，台灣的傳統文化狀態和大陸地區全然不同。二○○八年七月四日，我有幸作為海峽兩岸首次直航團的一員，平生第一次踏上了美麗的寶島。此後，我又多次來過。我對觀光、購物基本沒有什麼興趣，而是全身心地感受台灣的社會文化氛圍。我的部分觀感已經發表在上海書店出版社二○○九年刊行的《戊子草：錢文忠文化隨筆》裡。我對傳統文化在海峽兩岸的不同命運是有所體認的。

差異是顯而易見的。然而，難道不正是因為存在著這樣的差異，才賦予了《錢文忠解讀《三字經》》的台灣版以特殊的意義嗎？我想，認識到這一點，多少能夠減輕一些我內心的不安。
還需要說明的是，大陸版裡由於各種各樣的原因導致的幾處錯誤和不妥，在台灣版裡都改正了。
最後，我要對台灣的讀者朋友對我的關心和支持，表示深深的感謝。

在絕大多數中國人心目裡，《三字經》可謂是再熟悉不過的了。有誰會承認自己不知道《三字經》呢？然而，真實情況又是什麼樣呢？傳統的《三字經》總字數千餘字，三字一句，句子也無非三、四百句。但是，恐怕絕大多數人都只知道前兩句「人之初，性本善」；知道緊接下去的兩句「性相近，習相遠」的人數，也許馬上就要打個大大的折扣了；可以隨口誦出接下來的「苟不教，性乃遷。教之道，貴以專」的人，大概就更少了。同時，我們心裡卻都明瞭：這只不過是《三字經》的一個零頭罷了。不可否認地，《三字經》的確是我們既熟悉又陌生，甚至可以說，是我們自以為熟悉其實非常陌生的一部書。

說「熟悉」，在過去則是不爭的事實，在今天無非只是一種自我感覺而已。《三字經》是儒家思想佔據主流地位，傳統中國社會眾多的兒童蒙學讀物裡最著名、最典型的一種，且居於簡稱為「三百千」的《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之首。宋朝之後的讀書人基本上由此啟蒙，從而踏上了或得意或失意的科舉之路。讀書人對於它，當然是縈懷難忘的。在這樣的大背景下，就連傳統中那些通常認字無幾，甚或目不識丁的底層百姓，起碼也對《三字經》這個名稱耳熟能詳，時常拈出幾句，掛在嘴邊。

說「陌生」，情況就比較複雜了，需要分幾個方面來講。在傳統中國，《三字經》被廣泛採用，真到了家喻戶曉、影響深遠的程度。但是，倘若據此認為，傳統的中國人就都對《三字經》有通透而徹底的了解，那也未必。證據起碼有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正是由於身為童蒙讀物，《三字經》才贏得了如此普遍的知曉度，然而，卻也正因為身為童蒙讀物，《三字經》也從來沒有抖落滿身的「難登大雅之堂」、「低級小兒科」的塵埃。成也蕭何，敗也蕭何，正此之謂。中國傳統對兒童啟蒙教育的高度重視，和對童蒙讀物的淡漠遺忘，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其間的消息，似乎還沒有得到足夠的重視，更不必說透徹的闡釋了。確實，清朝也有過那麼一些學者探究過秦漢時期的童蒙讀物，比如＜史籀篇＞、＜倉頡篇＞、＜凡將篇＞、＜急就篇＞等等，但是，他們的目的乃是滿足由字通經的樸學或清學的需要。至早出現於宋朝的《三字經》自然難入他們的法眼，絕不在受其關注之列。久而久之，即使在中國教育史上，也就難以為《三字經》找到適當的位置。這大概很讓中國教育史的研究者尷尬。在一般的教育史類著作裡，我們很難找到《三字經》的蹤跡，起碼看不到和它的普及度相匹配的厚重篇幅。陳青之先生的皇皇巨著《中國教育史》中依然難覓《三字經》的身影。這是很能夠說明問題的。

其次，當然也是上述原因影響所致，如此普及的《三字經》居然連作者是誰都成了問題！這是很值得我們深思的。傳統中國的版權概念本來就相當淡漠。在這樣的大背景下，《三字經》的作者也許還因為它只不過是一本兒童啟蒙讀物，而不在意，甚或不屑於將之列入自己名下，也未可知。後來的學者，即便是以考訂辨疑為時尚的清朝學者，大致因為類似的緣故，也沒有照例將《三字經》及其作者過一遍嚴密的考據篩子。關於《三字經》的作者問題，當代最重要的注解者之一顧靜（金良年）先生在上海古籍出版社版的《三字經》的「前言」裡，作了非常穩妥的交代。《三字經》甫一問世，其作者已經無法確指了。明朝中後期，就有人明確地說「世所傳《三字經》」，是「不知誰氏所作」的。於是，王應麟、粵中逸老、區適子都曾經被請來頂過《三字經》作者之名。可惜的是，此類說法都不明所本。到了民國，或許是因為「科學」之風彌漫了史學界，就有「高手」出來，將《三字經》的成書看成是一個過程。說到底，無非是將可能的作者來個大雜燴：由王應麟撰，經區適子改訂，並由明朝黎貞續成。如此而已。現在，還有很多人傾向於認為《三字經》的作者是宋朝大學者王應麟。當代另一位傳播《三字經》的功臣劉宏毅博士在他的《《三字經》講記》裡就是持與此相近的態度。不過，我以為，可能還是以顧靜先生概括的意見為穩妥：「世傳」、「相傳」王應麟所撰。

第三，也許是最重要的一點，古人蒙學特別看重背誦的工夫，所謂「讀書百遍，其義自見」，蒙學老師基本不負講解的責任。《三字經》等童蒙讀物主要的功能就是供蒙童記誦。更何況，古時的蒙學師，絕大多數所學有限，不能保證能夠注意到《三字經》文本中的問題，更未必能夠提供清晰有效的解說。偶或也會有博學之士為孩童講解，但是，又絕無當時的講稿流傳至今。因此，面對童蒙讀物《三字經》，我們並沒有完全理解的把握。這方面的自信，倘若有的話，那也終究是非常可疑的。

當然，貌似熟悉實則陌生，並不是我們在今天還要讀《三字經》的惟一理由。我們還有很多其他的理由。　　
劉宏毅博士算過一筆很有意思的賬。就識字角度論，小學六年畢業的識字標準是兩千四百五十個漢字。實際上現在很多孩子早在幼稚園裡就開始學習認字了。照此算來，平均每天還學不到一個字。《三字經》一千多個字，背熟了，這些字也大致學會了，所花的時間應該不用半年。

不過，更重要的還是如顧靜先生所言：「通過《三字經》給予蒙童的教育，傳統社會在一定程度上規定了一個人在社會化過程中建立起來的內在價值取向與精神認同。」

《三字經》早就不僅只有漢文版了，它還有滿文、蒙文譯本。《三字經》也不再僅僅屬於中國，它的英文、法文譯本也已經問世。一九九○年新加坡出版的英文新譯本更是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選入「兒童道德叢書」，在世界範圍內加以推廣。這一切，正足以說明，《三字經》及其所傳達的思想理念，既是中國的，又是世界的；既是傳統的，又是現代的。

不妨，讓我們和孩子們一起，懷著現代人的激情，讀一讀古代人的《三字經》。

二○○九年一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