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　失足

　　父親經常失足，彎腰駝背的身軀形成柔緩的曲線，準備返回大地。萎縮力竭的肌肉再也無法抵擋地心引力的召喚。父親從自己人生的裂縫跌了下去，從優雅跌了下去，筆直墜落，通過殘留的往昔記憶。也許他愛上了地面。

　　夜裡他在床與廁所之間的三步路失足，在往客廳的途中失足，被自己的助行器絆倒，被自己的腳絆倒。他想倚靠不存在的扶手。夢對他發號施令，他遵照身亡手足的指示、軍隊操練教官的指示。防盜公司通知他去當鋪，憲兵叫他去部隊報到，母親喚他吃晚餐，而途中，他跌倒了。睡衣困得他動彈不得，長褲纏住他，鬆軟的襪子讓他滑跤。他找不到鞋子，因為我們藏起來了。他在前門摔跤，呼喊自己的母親、姊姊、軍隊的老拍檔奈特和山米。

　　而我常常失敗。身為兒子、身為醫生，我無能防止父親跌倒。他忘記使用床邊小桌的呼叫鈴，床邊護欄如果放下來，他睡覺翻個身就會摔下地來。如果護欄推上去，他不知怎麼爬了上去，居然從更高的地方摔下來。他不記得自己怎麼摔下去的，可是偶爾會想出招數來應付護欄；他伸手把扣栓拉開，讓護欄在他跌下去之前便降下去。有時他從床尾爬出來，然後跌下床。

　　我們得想想其他辦法，我說。我們請了保母負責晚班，密切傾聽父親發出的聲音，免得他又跌倒了：窸窣移動，切開燈光，掙扎著想自行從平躺換成站姿，身子卻離垂直還遠得很。他破口大罵：三更半夜來我房間的陌生人是誰？那個女人告訴我說不用穿衣服，她是誰？幫忙我上廁所的女人是誰？她把我太太怎麼了？母親被折騰得累壞了，只希望能在隔壁房間連續睡上短短幾個小時。帶我去我太太那裡，快點！他提出要求。我現在一定要見法蘭西絲！母親反正醒了也是醒了，便又給他吃一顆藥，這一招暫時有效，可是反而提高他再度跌倒的可能。我們辭退了保母。「不是你的錯，」我們告訴她，「你盡力了。」

　　 父親常常失足，而我們，我們每個人常常失敗。

　　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父親在陸軍飛行團服役，乒乓球技無人能比。

　　他當時年輕，身軀靈活，高中時代是田徑明星，曾經二話不說就從鐵橋跳下水，遊過蘿蘭湖。他在足球場上勇往無懼，朝著比他高大的球員不停移動的雙腿撲去，抱住對方的腳踝，將他們撂倒。童年時我開始學踢足球，父親說：「如果你攻擊人家下盤，對方絕對動彈不得。希望這能讓你學到一課。」

　　他十八九歲到二十來歲的那幾年，在家裡開的店鋪工作，被徵召入伍前，開始到巴爾的摩市區的ＹＭＣＡ打乒乓球。他是左撇子，握拍方式是以三根手指繞著拍柄、拇指與食指則順著球拍的邊緣延伸。沒有人教他，可是時間一久，他便自創出讓對手招架不住的球路。

　　我想像他打球的樣子。穿著軍隊工作服的年輕人，身材瘦長，金屬框眼鏡後是一對淺灰色的眼睛，接受所有來者的挑戰，兄弟們稱他「贏仔」。對手搭螺旋槳飛機從別的營隊飛來，這些軍人跟父親一樣利用空檔打發時間，輪班時則把瓦斯桶搬上船，這些船隻加速橫越歐洲，要前往巴頓將軍領軍的部隊，軍人有時也等著自己被送過去。這些軍人擠在球桌旁，以歡呼激勵父親，兵營瀰漫著軍隊配發的好彩牌與駱駝牌的香菸煙霧。他們放下軍餉與香菸盒，打賭自己的好兄弟贏仔繼續用那些小白球痛宰對手。那時的父親是風雲人物，在舞台中央前後彈跳，急揮球拍，攔擊每一顆來球，將旋球切回給對方，讓回球低空過網，扣殺！

　　雖然他絕對不會這樣說，但或許這是他人生的黃金歲月：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離家，到了外面世界，眼界寬了，遠離他所深愛卻鮮少給他尊重或鼓勵的家人。那時的他是贏家。

　　我記得自己連手球拍都握不穩時，聽見這些故事，多麼以他為榮。「所以你一直都是軍隊冠軍嘍？」我問。

　　「沒有沒有，」他說，「最後他們找個人打敗我，從沒見過這麼奇怪的事情……非常高的傢伙，拍子顛倒拿，從桌子底下擊球，好像……一直搞不懂那東西從哪冒出來，沒辦法判斷旋球的走向，他把我打得落花流水。」他又說：「希望這能讓你學到一課，不管你認為自己有多強，總有人比你更厲害。」

　　「我們可以買乒乓球桌嗎？」我問。那時我們住在一間二樓的小公寓。
　　 「有天一定買。」父親回答。

　　 父親履行了這條諾言。一九五三年，父母買下了他們的第一棟房子。當時父親從戰場返鄉不到五年，想將家傳當鋪重新開張，於是必恭必敬地去找那個當銀行家的富豪伯父，向他借頭期款。這位伯父幾年後過世，留下數百萬美元遺產做慈善，當時則對父親哈哈大笑，「你借得到錢才怪。」他說。後來在聯邦房屋管理局與貝西外婆的幫忙下，父親在森林公園大道買了房子，我記得房價是一萬五千美元。對他來說一定是筆天文數字。

　　在廚房早餐桌的小角落後方，有扇門通往窄梯，往下走便是潮濕的水泥地下室。父親利用簡單的工具，開始改造這處空間，不僅每天工作到深夜，星期天也繼續做。他沿著地下室一側，做了整面貼牆的多節松木儲藏櫃，對面則裝了一組書架。他在天花板安裝螢光燈，在地上鋪綠色瓷磚。地下室最遠的一頭有扇與地面層等高的窗戶，他在那裡搭了迷你鳥舍，金絲雀歌唱，鸚哥喋喋不休。我喜歡看他工作，他親自示範怎麼使用水準儀、鋸木板與打釘子。一天我放學回家，發現地下室中央有張乒乓球桌。

　　我們的競賽就此展開。每天一吃完晚餐，我便纏著父親。

　　「走嘛，爸爸，下去打球！」他很有耐心（對高手而言，與新手對球是再無聊不過的事），來來回回與我擊球，教我正手拉球與反手拉球，還指導虛發與落網球的技巧，讓我知道怎麼發出對手無法擊中的球，怎樣把球拍提到乒乓球上方，然後用力將它擊過桌面，以免父親設法將球擊回。「看我的老招數，火速回球。」他宣布要來一記猛烈的發球，接著用力揮拍一擊。

　　上了中學以後，我的技巧日益精進。我打贏每一個同伴與附近的孩子。我沒贏過父親，他從來不讓我贏，等到我離家上大學，大二那年回家時才打贏他。那一學期，宿舍房間樓下就有張球桌，所以我在學校也會練習。我總算贏了父親兩三次，但不會每次都贏。「我看我在那所大學花的錢很值得。」

　　當時他四十八歲，我十九，除了週日整理院子以外，他平時是個久坐不動的店老闆，可是還能在球桌後方來來回回。等到我自己四十八歲時，已經超過二十五年之久沒有碰過球拍了。

　　我們在聖安東尼奧郊外有座小牧場，其中有間鋪水泥地板的老舊穀倉。前幾年，我在那裡擺了張球桌。父親當時身邊總有隻可靠的幫手，不過他無需協助就能自行走動。有個週日，弟弟麥可開車載爸媽到小牧場，讓他們坐下來看我們兄弟倆打球。父親面帶微笑，熱切注意我們的比賽。「這球漂亮。」他說。「這球發得好啊。」當時他八十一歲，而且從我大學畢業之後，他就沒有打過乒乓球了。

　　「爸，想打嗎？」麥可問道。他當然是在開玩笑，父親聞言卻站了起來。「好。」他說。我知道這太瘋狂了，可是父親臉上的表情讓我說不出「不要打」。

　　我看著麥可，他點點頭，彷彿說「別擔心」。他把球拍交給父親，可是只退到他身後半步的位置。父親站穩了，準備要發球給我，他眼底浮現好鬥的閃光，臉上有一抹近乎邪惡的微笑。他往下瞄了瞄球桌上的白色界線，好像打定主意要把球打到那裡。突然之間，球朝反方向低飛過網，我撲過去反擊。我忘了他舊日這招詭計，狼狽地將球挑高擊回。他則用力對球一揮拍，想將它擊回，卻沒有打中。他往旁邊旋了個身，要不是弟弟料到接下來會發生的事，伸出手臂抓住他，父親就跌倒了。

　　「我不能再打球了。」父親說。

　　「爸，你發的那球太強了。」

　　「如果我球打得跟你一樣多，一定每次都打贏你。」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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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年紀大了人就會跌倒呢？是什麼將我們拉回地面？為什麼出現了逆向的發展？為什麼人會屈服於終身承受的地心引力的無形拉扯？一開始，枴杖讓我們成了三隻腳，接著助行器推出來，我們多了好多隻腳。接下來是輪椅，我們猶如軟體動物，朝床鋪、朝棺木、朝墓穴蛇行而去。可是為什麼我們會跌倒？

　　我們的眼力衰退，腳下的地板退縮到陰影中，彷彿沉入深海。也許我們不再有感覺，兩腳因壓力或疼痛而感覺麻木，彷彿它們是包著鐵的錨。我們跌倒，因為內耳（像小型迴轉儀）內垂直監控姿勢的小管道萎縮鈣化，向大腦解讀訊息的部位發送錯誤訊號。我們搖晃，我們傾斜，我們打轉，就像海上受到暴風吹襲的船即將翻覆。大腦監控所有的儀表——速度、風向、星象、潮汐——也許它本身短路，使我們沒了船舵。

　　我們的肌肉萎縮，關節僵硬，骨頭變得疲軟易碎。我們跌倒，摔斷了髖骨；或者是因為一輩子承受的重量讓脆弱的髖骨碎裂，於是我們跌倒了。

　　當心臟衰竭或短路或跳動過慢，我們會因為突發性的血液或氧氣不足而昏迷，我們的循環管線可能生鏽了，多了一層阻礙流動的殘屑。也可能鬆散的碎片急速往下游而去，落到控制盒的下方零件內，或者螺絲扳手被扔進神經活動機件的引擎之中。

　　我們跌倒，因為身體不再製造神經化學物質，這些物質本可潤滑與幫助細胞訊號從大腦傳送到神經、再到肌肉。我們猶如沒有上油的齒輪一樣僵硬，無法活動，只能搖搖晃晃跨出半步路，東倒西歪走走停停，去不了哪裡，唯有朝著地平線而去。

　　我們跌倒，理由往往結合了所有原因，神經科醫師說這是「多重因素步態異常」。父親老早移除了白內障，所以視力良好，母親叫他「老鷹眼」。而母親呢，除非我把臉湊近她面前，不然她根本認不出是我。如果她的助聽器或眼鏡或電視遙控器掉了，父親又不在房內，她一定得四肢趴地到處摸索。

　　「我來撿。」父親說。他忘記自己無法自行起身、獨立走路，且一彎身鐵定跌個狗吃屎。

　　「別動！」母親大喊，「告訴我在哪裡就行了。」父親指點母親。他們因互惠共生的關係而結合，許多老夫老妻根本不自覺兩人建立了這樣的關係。當配偶走了，另一半沒多久也跟著步上死亡之路，是這類關係常見的結局。

　　除非中風後身體衰弱，使父親臥病在床無法活動，否則他會繼續跌倒，直到生命結束那一天。只要他持續掙扎想打起腰桿，或是站，或是走，便有跌倒的危險。有助行器也好，有一雙援手也罷，不論是擺了醫療床，還是臥室裝上扶手，甚至讓他坐在輪椅上，只要父親有意志、有渴望，想去隔壁尋找母親，想進廚房尋求食物的撫慰，想坐到電視機前看前進傳球或全壘打，他就會有危險，他就會跌倒。

　　只要讓長者有絲毫獨立的機會，他們便要跌倒，可是讓他們獨立，不是值得努力達成的目標嗎？當我一開始進入民營醫院，在安養中心照顧病人，這些機構防止住民跌倒的措施讓我相當驚駭。老邁的男女被綁在床上，床側安全欄立起，他們的手腕被綁住，或者胸口繞了約束帶。夜裡他們在睡夢中掙扎時，滑到床墊與安全欄之間的空隙，有時候因此而悶死。他們也可能慢慢地把約束帶繞到脖子，而被吊死在自己床上。用餐時間，他們進入大廳，堅固的座椅就像兒童座椅一樣，有可滑動的托盤，而且固定在原處。他們在那裡坐了幾個小時，低垂著頭吃東西。而現在還有某些地方實施這些措施，為的就是防止我們的祖父母與父母跌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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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打醫療過失訴訟的律師有所謂的「失足案」，這種案子現在屢見不鮮，而且數量越來越多。這種案件往往值數百萬美金，因為如果能證實「忽略並予以虐待」，法院可能會裁定懲罰賠款。偶爾有人找我當專家證人，為這些官司作證。「醫生，我有個失足案，希望你能研究一下。」電話另一頭的聲音說。

　　他們告訴我的故事大同小異。老爺爺一向很好，住進安養中心後，「他們讓他跌倒，害他髖骨摔斷，人就死了。」接著資料來了，一箱又一箱，以「優先處理」郵件寄到。病史往往追溯到好多年前。

　　二○○一年，我負責審查何瑞斯‧皮爾先生事件的內情。這位病人常常令我想起我的父親，他老人家罹患慢性心臟病和失智症，住進安養中心。他時時脾氣急躁，攻擊他人，在家已經跌倒多次。Ｘ光顯示兩側手腕都有已經癒合的骨折，過去的失足事件也摔斷過其他部位的骨頭。在安養中心，皮爾先生由內科與老年精神科醫師負責照顧，兩位醫師並沒有約束他的肢體（這是今日長期照護單位常見的先進標準做法），而嘗試以藥物控制失智症病情。雖然安養中心員工盡了全力，皮爾先生仍然跌倒好幾次，不過只受了輕傷。家屬堅持採用肢體限制，包括約束帶或約束背心，只是這種做法違反了安養中心「約束委員會」的建議。儘管做了一切努力，皮爾先生最後還是在淋浴間跌倒，折斷了髖骨，當時有助理隨侍在側。這往往是骨質疏鬆所造成的意外，易碎的髖骨垮陷，病人因而跌倒，可是骨折與跌倒兩次事件發生時間點如此接近，難以證明哪一件先發生。

　　髖骨修補後，皮爾先生又活了兩年，最後因為心臟疾病而過世，死前轉進另一家安養中心，雖然身上綁了約束裝置，但他極力移除束縛而再度跌倒，摔斷了手臂。控告第一家安養中心與醫生群的官司，最後以一筆巨額賠償解決落幕。

　　會斷的骨頭可多了，手腕骨、手臂骨、肋骨、脊椎骨、肩胛骨、肘骨、髖骨、膝蓋骨。我從附近一所醫院拿到精美手冊，標榜他們專精骨頭與關節修補，更展示了團隊陣容：四名年輕健美的骨科醫師（今日醫界最熱門的專科之一）穿上綠色手術袍待命，他們訓練有素，躍躍欲試。服務項目琳琅滿目，技術五花八門：光纖，雷射，鈦鐵合金，自動操作治療方式，高組織親和力的黏結材料與膠黏劑。

　　一再跌倒的老人家讓醫療工業集團欣喜若狂，他們可是多大的經濟助力啊，超過六十五歲的民眾，每年有三分之一會摔跤，其中百分之十至十五傷勢嚴重，主要由老年健保支付的金額就超過兩百億美元。

　　往往在老年醫學醫師根本還不知道跌倒一事時，老人家就已經出院了，被送去復健中心忍受每天數小時的物理治療、職能治療、團體治療。他們拿到止痛藥、肌肉鬆弛劑、安眠藥、抗焦慮藥還有抗抑鬱藥。由於這些藥物，老人家昏昏欲睡或神智不清，失禁或便祕，更因為抗生素而腹瀉不止，不然就是因為昏昏欲睡而無法吞嚥，染上吸入性肺炎，進而發燒。他們的皮膚可能在手術現場感染而得了敗血症，或者由於導尿管造成尿道感染，或者置換過的關節本身由於異物（鈦）埋伏而發炎。而現在也無法向老年健保申請技術護理照顧補助了，因為病人（用官方說法）「狀況不再改善」。

　　 於是外科醫師打電話給老年醫學醫師，「你要我們把你的病人轉進哪間安養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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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七三年，前妻與我搬到聖安東尼奧做住院醫師，當時我們找了間小公寓，租了兩間房的家具，接著開始尋找零星物品以填滿生活空間所需。我們就是這樣認識了愛芙琳‧托德。

　　愛芙琳在德州小鎮柏尼開骨董店，差不多就在聖安東尼奧往北五十公里左右。她個性直率，滿頭白髮，藍色眼睛閃耀著淘氣光芒。她周遊美洲各地，尋找店裡販售的「垃圾」（她的說法）。我們聽她說了許多有趣而離奇的故事。頭一次我們到店裡，妻子發現一盞黃銅老桌燈，由於腐蝕而生了綠繡，磨損的金屬線則變得脆弱易斷。

　　 她拿到櫃台去。「這個燈會亮嗎？」她問愛芙琳。

　　「不如這樣，」愛芙琳說，「如果你把上面的鏽清乾淨，我就替你換電線。」

　　「多少錢？」我問。

　　「等我看看得花多少時間裝好才能告訴你。」她說。

　　我們把燈帶回家，用銅油擦拭表面，一層一層擦去了綠鏽，手指則因為使力而僵硬痠痛。過了一個月，我們把光滑如新的燈帶回愛芙琳的店。她看看燈，接著看看我們，然後搖了搖頭。「哎呀，我慘了，我來看看怎麼辦。」她說。

　　又過了幾個星期，我們再度造訪愛芙琳的店。檯燈立在櫃台上，電線換了，上面有骨董玻璃燈罩與黃銅尖飾。

　　「嗯，現在我不確定我們買不買得起了……」我說。

　　「拿去吧，」她說，「願意花工夫清理舊垃圾的人，值得擁有它。」

　　一兩年後我自行開業，愛芙琳成了我的病人，我後來也認識了她的家人。有將近三十年的光陰，我們一起慶賀各種場合：我女兒的成年禮、婚禮，她的七十歲大壽。

　　「我壓根沒想到會活到這麼一大把年紀。」愛芙琳說。她每年去新墨西哥山區徒步旅行，回來會帶給我們幾籃蘋果。她在店裡擺滿有趣的玩意，我們耶誕節會繞過去一起唱頌歌。

　　愛芙琳把沉重的骨董抬上抬下小卡車，又再搬上搬下店內架子，幾年辛苦工作下來，關節一個接一個磨損，左右兩邊的髖骨都置換過，後來右側的又換了第二次。她不願意讓日益衰弱的身體慢下她的腳步，八十五歲時動了第四次手術：二度修補左髖骨。手術結果並不理想，關節受到感染，手術後，我必須讓她每天繼續服用抗生素以控制感染。她堅持不再開刀。長期用藥讓她一再腹瀉。

　　身體的不適讓她不堪負荷，不得已只好把店賣了。她也沒辦法再開車，接下來不得不坐上輪椅。她在家中常常跌跤，肌肉由於缺乏活動與長期疼痛而越來越衰弱。

　　「你需要更強的止痛藥。」我一再告訴她。

　　「我不想依賴藥物。」她說。

　　「愛芙琳，看看你自己！」我終於洩氣地大喊。「我不忍心看你這樣受折磨，讓我給你開個什麼藥，這不丟臉……藥物本來就是這個目的。」

　　最後她讓步了，可是藥物讓她心智不再敏銳，睡眠時間越來越長。我們都明白，她想要活下去，但她的人生已經結束了。

　　過了八十九歲生日後不久，她最後一次跌倒，受到感染的左大腿如白蟻蛀過的柴木碎成裂片。她被救護車送進急診室，我去看她。

　　「愛芙琳，我們可以再修看看。」我說。

　　「不用了，」她說，「我準備好了。」

　　不用再切開肌肉，不用再鋸開骨頭，不再有敲敲打打刮刮補補。不鏽鋼刨子、榔槌、鑽頭、螺釘不必拿出來了，物理治療會診、例行活動、助行器和枴杖都不需要了。只有愛芙琳躺在鋪了白色床單的安寧照顧病床，還有注射嗎啡的點滴管與家人，悲傷、堅強又深情的家人。時間沒拖多久。
　　我永遠懷念她。

　　而我的父親呢？他依然掙扎著想打直身子，拄著助行器在臥室、客廳與廚房之間來來回回。他搖搖晃晃，有時摔了下去，目前還未摔斷骨頭，但我擔心這只是時間早晚的問題。

　　白天時，母親和看護優蘭妲隨時留意他，弟弟與我則永遠準備好一隻手要去扶他或抓他。但到了夜裡他會徘徊走動，去廁所，去廚房，去看看母親。天曉得他為什麼要來回跋涉？在這樣的時刻，他獨自一人，隔天早上卻完全忘了夜間的遊歷。他不會因為恐懼而停止夜間的漫遊，彷彿他深信在月亮升起後的靜默時刻，他終將尋獲已然失去的。

　　也許他在尋找通往地下室娛樂間的那道門，他年少的兒子就在一張綠色大球桌後方等著他，在球網的另一側，手上握著球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