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台灣新電影」，當時港台大陸電影界一片新氣象，走到那裡都會碰到志同道合的人。
其實回頭看來，我覺得這個因是很早就種下了，那個時候就會開花結果。我覺得我們這一代是比較幸運的，我們剛好趕上那個時代。這個局面不是哪個人，而是一群人造成的，這是一個歷史發展的必然。我們經歷了很多，當然有很多扣分的事情，但是也有更多加分的事情。那個時代是有一些狀態的，我們很幸運在這種環境下長大。
這個不是台灣，哪個才是台灣？
就因為現在還那麼近，歷史還太短，很多人可能不覺得很重要。我覺得那一段時間的那些經驗，是非常有價值的。要對那個時代做一個很仔細的了解與分析之後，我相信新電影的經驗是一個很清楚、很有價值的經驗模式，這個model，是台灣環境可以參考的，對各行各業來講，都是個參考。
二十多年下來，台灣新電影在世界影壇已經成為一流品牌，雖少但精，象徵著某種品質保證品味選擇。台灣電影之所以具有一流品質、成為一流品牌，是因為有這個心，有這個興趣，愛這個東西，想要做好它；你一定會碰到問題，但會解決；好好去做，其他的其實都不是問題，都會過去的。杜篤之就是最佳例證，他已經建立起他的品牌，你說台灣電影工業不景氣，可是他卻忙得不可開交。」

對杜哥，我相信我們在互相交友或工作的狀態上，都給了對方非常多的信心，我們有把握可以做得更好，這是非常重要，非常幸運的，我們在那種狀態裡面。

杜篤之是半夜聽到好聲音也會拿個錄音機去錄的「音痴」，所以才能累積至今。當初添這套設備時就跟他說，以後你就好好照顧自己了。現在他都有自己的錄音室，還是杜比認證，不容易。說真的，台灣電影要是沒有好技術，也沒有今天。當初還是明驥有遠見，在中影辦技術訓練班，訓練出杜篤之、李屏賓、廖慶松，找來小野、吳念真，才可能有新電影。

「楊德昌的電影是每個地方都精準的控制住（under control），然後再來演，看似真的，其實都是控制住的。」認識楊德昌二十七年的杜篤之，對楊導知之甚深，從《光陰的故事》、《海灘的一天》、《青梅竹馬》、《恐怖份子》、《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麻將》到《獨立時代》、《一一》一路走來，舉凡楊德昌的電影，錄音一定由杜篤之擔綱，就在為臺灣電影的聲音創作屢建新里程碑，就在為電影聲效水準拚出一片天、拚上國際影壇的同時，兩人也結下一輩子的交情。
杜篤之說：「楊德昌是影響我最深的兩個人之一，另一位是侯孝賢導演。」

杜篤之說︰「楊德昌其他電影裡雖無配樂，可是卻有很多音樂。我們大多把音樂做成環境音，放在背景聲音裡，歌聲或從收音機裡傳來，或從隔壁鄰居家中飄送過來……這些背景音樂又與電影氣氛相合，就用這個方法。」如《恐怖份子》最後一幕李立群坐在那裡，砰的一聲舉槍自盡，然後聽到一些聲音細節：水聲、鮮血滴落水中……剛開始自別處傳來的樂聲其實就是蔡琴的歌，之後逐漸轉成配樂。
每當做這些改變時，杜篤之總覺得很過癮，「基本上我們的出發點是，不企圖用配樂去影響觀眾怎麼看電影，因為配樂會統一觀眾的感動點。若沒有音樂，未經渲染，你可以更自主、更透明的來看這部電影。每個人的背景不同，感動人的位置、時間點也不同，有的女生早已痛哭流涕了，有的男生卻要到很後面才會感動。這些都是自發的，都是觀眾自己與影片互動之後所產生的情感。這份記憶可以留存，你看完回去，甚至兩、三個月之後，可能都還記得，這個東西才是最珍貴的。」
「一部電影下了音樂以後，可能有十個『落點』讓你在觀看當下有所感動，但人人的感動點都差不多，因為都被音樂給催眠了，隨著音樂的起落點及節奏走，他早設計好了，他要從這個點開始煽你，要你感動。但是沒有音樂的電影，可能你到最後一刻才很感動，甚至沒有。但是，一次都沒被感動的這部電影，可能會被你記上好幾個月，因為所有情感是由你內在自我生發時，是你自己的感受，而非你直接或間接的被規範在某一點上要被感動；就像炒菜沒加味精，是個『原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