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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詩詞道路(不單賣) |
葉嘉瑩作品集14
[6111YE014]
作者:葉嘉瑩
17x23cm 368頁 平裝
ISBN:978-986-213-470-2
CIP:821.886
978-986-213-470-2
初版日期:2013年11月0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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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嘉瑩先生對於詩詞的熱情,使她的講授極富感染力,
透過對於詩詞的體悟,帶領大家進入中國古典詩詞的世界。
詩詞灌溉了她的生命,她更以熱情傳達古詩詞的魅力,處處閃耀智慧的光采。


本書是葉嘉瑩回顧平生所走過的道路,是古典詩詞伴隨了她的一生。葉嘉瑩曾飽經憂患,生活備嚐艱辛,面對種種挫折與轉折,不無感慨地說:「每一次的轉折雖有新的獲得,但也因此造成不少舊的失落。我從一個童稚而天真對於詩詞的愛好者,首先步入的是創作的道路,其後為了謀生的需要,又步入了教學的道路,而為了教學的需要,遂又步入了撰寫論文的研究的道路。我對於創作、教學和科研,本來都有著濃厚的興趣,但一個人的時間精力畢竟有限,首先是為了教學與科研的工作,而荒疏了詩詞的創作,繼之又為了教學的工作過重,而未能專心致力於科研的撰著。……我只希望在傳承的長流中,盡到我自己應盡的一份力量。」

葉嘉瑩語重心長的表示:她所關懷的並非是個人的詩詞道路,心心念念的是後起的年輕人。她體會到詩詞的美好與高潔,希望打開一扇門,接引不懂詩詞的人,架起傳統(古代詩人)與現代(青年學子)之間的橋樑,這是她不辭辛勞所要做的事情。

葉嘉瑩
1924年生。1945年畢業於北京輔仁大學國文系。自1945年開始,任教生涯長達六十五年以上。曾在台灣大學、淡江大學、輔仁大學任教十五年之久,1969年赴加拿大,被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聘為終身教授,並曾先後被美國、馬來西亞、日本、新加坡、香港等地多所大學以及大陸數十所大學聘為客座教授及訪問教授。1990年被授予「加拿大皇家學會院士」,是加拿大皇家學會有史以來唯一的中國古典文學院士。此外,還受聘為中國社科院文學所名譽研究員及中華詩詞學會顧問,並獲得香港嶺南大學榮譽博士、臺灣輔仁大學傑出校友獎與斐陶斐傑出成就獎。2012年被中國中央文史館聘為終身館員。
1993年葉嘉瑩教授在天津南開大學創辦了「中華古典文化研究所」,並捐獻出自己退休金的一半(10萬美金)設立了「駝庵獎學金」和「永言學術基金」,用以吸引和培養優秀人才,從事中國古典文學方面的普及和研究工作。
著作有:Studies in Chinese Poetry、《王國維及其文學批評》、《中國詞學的現代觀》、《唐宋詞十七講》等多種著作。

《葉嘉瑩作品集》序言
前言
一 早年學詩經歷
二 對溫庭筠詞的早期體認
三 我的生活歷程與寫作途徑之轉變
四 不可以貌求的感發生命—談詞的評賞
五 談多年來評說古典詩歌之體驗及感性與知性之結合
六 遇合之可貴與體例之創新
七 談海內外對《杜甫秋興八首集說》之反應及海內外
  各種研究方法與研究資料相融合之重要性
八 在西方理論之光照中的反思
九 自敘講授唐宋詞之重點及理想
十 進入古典詩詞之世界的兩支門鑰
十一 談《靈谿詞說》及《詞學古今談》
   二書之題名與內容體例之改變
附錄一
學詞自述
漫談中國舊詩的傳統
談古典詩歌中興發感動之特質與吟誦之傳統
附錄二
明月東天/謝景林、趙玉林
︱記中國古典文學專家、女詩人葉嘉瑩教授
《迦陵論詩叢稿》題記/繆鉞
《迦陵詩詞稿》序/繆鉞
願拋心力作詞人/周汝昌
-讀《迦陵論詞叢稿》散記
中西融會的現代詞學觀/祝曉風
-評葉嘉瑩先生的兩種詞學近著
附錄三
解讀迦陵

前言

這冊書的編輯出版,對我而言可以說乃是全出於偶然的一件事。原來早在幾年前,有一次當我回北京老家小住時,曾有幾位出版界的友人來訪,要我撰寫一冊教導青年們如何學習和研究中國古典詩詞的作品。但我自己平生讀書都一向並無任何方法和計畫,因此自然也就並沒有任何值得敘寫的讀書方法可以教導後學。所以我對友人所提的要求,最初的答覆乃是敬謝不敏,不敢應承此一寫作之任務。後經在座其他友人的共同督促,認為我既然從事古典詩詞之教學與研究已有五十年以上之久,總應該有一些經驗和體會可供後學參考之處,因此我便想到了這些年來我為自己的幾冊論文集所寫的一些序跋之類的作品。雖然這些作品也都是卑之無甚高論之言,不過因為我寫作時至少態度真誠,所以每篇序跋卻大體也都反映了我個人在研究詩詞之過程中的一些真實的經驗和體會,於是遂想到若將這些作品編輯在一起,則對於有意研習古典詩詞者,或者也不無可供參考之處。朋友們對此一想法都極表贊同,而且當即為這一冊書擬定了一個題目,那就是《我的詩詞道路》。其後經過友人的整理,一共收集到了十三篇序跋,還有八篇論文作為附錄。在十三篇序跋中,有三篇短文都是牽涉到西方理論的作品,因此遂決定將此三篇短文編入了一個標題之內,如此則序跋部分便只剩下了十一個標題,那就是:一、早年學詩經歷(《迦陵存稿》跋),二、對溫庭筠詞的早期體認(《溫庭筠詞概說》前言),三、我的生活歷程與寫作途徑之轉變(《王國維及其文學批評》後序),四、不可以貌求的感發生命—談詞的評賞(《迦陵論詞叢稿》後敘),五、談多年來評說古典詩歌之體驗及感性與知性之結合(《迦陵論詩叢稿》後敘),六、遇合之可貴與體例之創新(《靈谿詞說》前言),七、談海內外對《杜甫秋興八首集說》之反應及海內外各種研究方法與研究資料相融合之重要性(《杜甫秋興八首集說》增輯再版後記),八、在西方理論之光照中的反思(包括《迦陵隨筆》之前言與結束語,及《對傳統詞學與王國維詞論在西方理論之光照中的反思》之前言三個短篇),九、自敘講授唐宋詞之重點及理想(《唐宋詞十七講》自序),十、進入古典詩詞之世界的兩支門鑰(《詩馨篇》序說),十一、談《靈谿詞說》及《詞學古今談》二書之題名與內容體例之改變(《詞學古今談》前言)。至於附錄的八篇論文,則分為兩部分,附錄一是我自己所寫的有關詩詞之研習的論文四篇;附錄二則是友人們對我之創作與論著之評介的論文四篇。若就本書所收諸序跋的寫作時間之跨度而言,則自一九五八年所寫的《溫庭筠詞概說》前言,到一九九二年所寫的《詞學古今談》前言,前後蓋已經歷有三十四年之久。而若就內容所涉及的生活時間之跨度而言,則從我在《詩詞存稿》跋中所敘寫的幼年讀書識字之時期開始以迄今日,前後更已經歷有六十年以上之久。當我整理這一批舊稿時,有不少往事都一一重現心頭,現在我就將把我自己這六十餘年中對古典詩詞之學習與教研之經歷略加敘述。
談到兒時的讀書經歷,首當感激的自然是我的父親和母親。先父諱廷元,字舜庸,幼承家學,熟讀古籍,其後考入北京大學之英文系。畢業後任職於航空署,從事譯介西方有關航空之著作,及至中國航空公司正式成立,先父遂進入航空公司服務,曾歷任人事科長等職。先母李氏諱玉潔,字立方,自幼年接受良好之家庭教育,青年時代曾在一所女子職業學校任教,結婚後乃辭去教職,侍奉翁姑,相夫理家。我是父母的長女,大弟小我二歲,小弟則小我有八歲之多。大約在我三、四歲時,父母乃開始教我讀方塊字,那時叫做認字號。先父工於書法,字號是以毛筆正楷寫在裁為一寸見方的黃表紙上。若有一字可讀多音之破讀字,父親則以朱筆按平上去入四聲,分別畫小朱圈於此字的上下左右。舉例而言,如「數」字作為名詞「數目」的意思來用時,應讀為去聲如「樹」字之音,就在字的右上角畫一個朱圈;若作為動詞「計算」的意思來用時,應讀為上聲如「蜀」字之音,就在字的左上角也畫一個圈;另外這個字還可以作為副詞「屢次」的意思來用,如此就應讀為入聲如「朔」字之音,於是就在字的右下角也畫一個朱圈;而這個字還可以作為形容詞「繁密」的意思來用,如此就應讀為另一個入聲如「促」字之音,於是就在字的右下角再多畫一個朱圈。而「促」音的讀法與用法都並不常見,這時父親就會把這種讀法的出處也告訴我,說這是出於《孟子‧梁惠王》篇,有「數罟不入洿池」之句,「罟」是捕魚的網,「數罟不入洿池」是說不要把眼孔細密的網放到深洿的池水中去捕魚,以求保全幼魚的繁殖,也就是勸梁惠王要行仁政的意思。我當時對這些深義雖然不甚了了,但父親教我認字號時那黃紙黑字朱圈的形象,卻給我留下了深刻的記憶。古人說「讀書當從識字始」,父親教我認字號時的嚴格教導,對我以後的為學,無疑產生過深遠的影響。當我以後開始學英語時,父親又曾將這種破音字的多音讀法,與英語做過一番比較。說中國字的多音讀法,與英文動詞可以加 ing 或 ed 而作為動名詞或形容詞來使用的情況是一樣的。只不過因為英文是拼音字,所以當一個字的詞性有了變化時,就在語尾的拼音字母方面有所變化,而中國字是獨體單音,因此當詞性變化時就只能在讀音方面有所變化。所以如果把中國字的聲音讀錯,就如同把英文字拼錯一樣,是一種不可原諒的錯誤。父親的教訓使我一生受益匪淺。而現在我卻經常聽到電視與廣播中的演員及播音員將中文字音讀錯,而卻把英文的變化分別得很清楚,其實二者道理相通,若能把外國文字的變化分辨清楚,怎麼會不能把本國文字的讀音分辨清楚呢?而這種識字的教育,當然該從童幼年時就開始注意才對。不過父母雖嚴格教我識字,卻並未將我送入小學去讀書。因為我的父母有一種想法,他們都以為童幼年時記憶力好,應該多讀些有久遠價值和意義的古書,而不必浪費時間去小學裡學些什麼「大狗叫小狗跳」之類淺薄無聊的語文。因此遂決定為我及小我兩歲的大弟嘉謀合請了一位家庭教師,這位教師也並非外人,那就是小我母親兩歲的我的一位姨母。姨母諱玉潤,字樹滋,幼年時曾與我母親同承家教,其後曾在京滬各地任教職。姨母每天中午飯後來我家,教我和弟弟語文、算術和習字,當時我開蒙所讀的是《論語》,弟弟讀的是《三字經》。記得開蒙那天,我們不但對姨母行了拜師禮,同時還給一尊寫有「大成至聖先師孔子」的牌位也行了叩首禮。目前看來,這些雖可能都已被認為是一些封建的禮節,但我現在回想起來,卻覺得這些禮節對我當時幼小的心靈,卻確實曾經產生了一些尊師敬道的影響。我當時所讀的《論語》,用的是朱熹的《集注》,姨母的講解則是要言不煩,並不重視文字方面繁雜的箋釋,而主要以學習其中的道理為主,並且重視背誦。直到今日,《論語》也仍是我背誦得最熟的一冊經書。而且年齡愈大,對書中的人生哲理也就愈有更深入的體悟。雖然因為時代的局限,孔子的思想也自不免有其局限之處,但整體說來,孔子實在是位了不起的哲人和聖者。「哲」是就其思想智慧方面而言,「聖」是就其修養品德方面而言。對於「儒學」的意義和價值,以及應如何使之更新振起,自然並不是本文所能闡述,但我在開蒙時所讀的《論語》,以後曾使我受益匪淺,則是我要在此誠實地記寫下來的。而且《論語》中有不少論〈詩〉的話,曾使我在學詩方面獲得了很大的啟發,直到現在,我在為文與講課之際,還經常喜歡引用《論語》中論詩之言,這就是我在為學與為人方面都曾受到過《論語》之影響的一個最好的證明。
此外,在我的啟蒙教育中,另一件使我記憶深刻的事,就是我所臨摹的一冊小楷的字帖,那是薄薄數頁不知何人所書寫的一首白居易的《長恨歌》。詩中所敘寫的故事既極為感人,詩歌的音調又極為諧婉,因此我臨摹了不久就已經熟讀成誦,而由此也就引起了我讀詩的興趣。當時我們與伯父一家合住在一所祖居的大四合院內。伯父諱廷乂,字狷卿,舊學修養極深,尤喜詩歌聯語。而且伯父膝前沒有女兒,所以對我乃特別垂愛,又見我喜愛詩歌,伯父更感欣悅,乃常在平居無事之時對我談講詩歌。伯父與父親又都喜歡吟誦,記得每當冬季北京大雪之時,父親經常吟唱一首五言絕句:「大雪滿天地,胡為仗劍遊;欲談心裡事,同上酒家樓。」那時我自己也常抽暇翻讀《唐詩三百首》,遇有問題,就去向伯父請教。有一天,我偶然向伯父談起父親所吟誦的那首五言絕句,與我在《唐詩三百首》中所讀到的王之渙的《登鸛雀樓》「白日依山盡,黃河入海流;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一首五言絕句,似乎頗有相近之處。其一是兩首詩的聲調韻字頗有相近之處,其二是兩首詩都是開端寫景,而最後寫到「上樓」,其三是第三句的開頭都是一個「欲」字,表現了想要怎樣的一個意思。伯父說這兩首詩在外表上雖有近似之處,但情意卻並不相同,「大雪」一首詩開端就表現了外在景物對內心情意的一種激發,所以後兩句寫的是「心裡事」和「酒家樓」。而「白日」一首詩開端所寫的則是廣闊的視野,所以後兩句接的是「千里目」和「更上一層樓」。伯父這些偶然的談話,當然也都曾使我在學詩的興趣和領悟方面得到了很大的啟發。
除去每天下午跟姨母學習語文、數學和書法外,每天上午是我和弟弟自修的時間,我們要自己背書、寫字和做算術。此外,父親認為也應從小就學習點英語,有時就教我們幾個英文單詞,學一些英文短歌,如「one two tie my shoe, three, four, close the door」之類。及至我長大到九歲之時,父親就決定要我插班五年級考入了我家附近一所私立的篤志小學。這主要就因為篤志是從小學五年級開始就有了英文課程的緣故。不過,我卻只在篤志小學讀了一年,就又以同等學力考入了我家附近的一所市立女中。那時父親工作的單位在上海,父親要求我經常要以文言寫信報告我學習的情況。於是每當我寫了信,就先拿給伯父看,修改後再抄寄給父親。而就在我學習寫文言文的同時,伯父就也經常鼓勵我試寫一些絕句小詩。因為我從小就已習慣於背書和吟誦,所以詩歌的聲律可以說對我並未造成任何困難,而且我不僅在初識字時就已習慣了字的四聲的讀法,更在隨伯父吟誦詩歌時,辨識了一些入聲字的特別讀法,例如王維的《九月九日憶山東兄弟》一首詩:「獨在異鄉為異客,每逢佳節倍思親;遙知兄弟登高處,遍插茱萸少一人。」在這首詩中的「獨」、「節」、「插」等字,原來就都是入聲字,在詩歌的聲律中應是仄聲字,但在北京人口中,這些字卻都被讀成了平聲字。若依北京的口語讀音來念,就與詩歌的平仄聲律完全不相合了。因此從我小時候,伯父就教我把這些字讀成短促的近於去聲字的讀音,如此在吟誦時才能傳達出一種聲律的美感。我既然已在幼年的吟誦中熟悉了詩歌的聲律,所以當伯父要我試寫一些絕句小詩時,我對於聲律的限制幾乎已不感到約束,可以說一句詩出口就自然合乎平仄了。記得伯父給我出的第一個詩題是《詠月》,要我用十四寒的韻寫一首七言絕句。現在我只記得最後一句是「未知能有幾人看」,大意是說月色清寒照在欄杆上,但在深夜中無人欣賞的意思。那時我大概只有十一歲左右,伯父以為從我的詩看來,尚屬可教之材。所以自此而後,伯父就常鼓勵我寫詩,至今我還保留有一些十三、四歲時的作品,像我在《迦陵存稿》中所收錄的《階前紫菊》、《窗前雪竹》等詩,就都是我這一時期的作品。而且當我以同等學力考入初中時,母親曾為我買了一套《詞學小叢書》,還買了所謂「潔本」的《紅樓夢》、《水滸傳》和《三國演義》等一套古典小說。我當時最喜歡讀的是《紅樓夢》,對大觀園中諸姊妹吟詩填詞的故事極感興趣。對《詞學小叢書》中所收錄的李後主和納蘭性德的短小的令詞也極感興趣,而令詞的聲律又大抵與詩相近,所以在吟詩之餘,我就也無師自通地填起詞來。
及至進入高中一年級後,有一位名叫鍾一峰的老教師來擔任我們的國文課,他有時也鼓勵學生們學寫文言文,於是我遂得以把我過去給父親寫文言信時所受到的一些訓練,用在了課堂的寫作之中。而且我當時不僅喜愛誦讀唐宋諸家的一些古文,同時也還喜愛誦讀六朝時的一些駢賦,所以曾在課堂中試寫過一篇《秋柳賦》,得到了老師很高的讚賞。另外我還在西單附近一所教讀古書的夜校中,學習《詩經》和《左傳》。記得教《詩經》的是一位姓鄒的老先生,我曾把平日寫的一些詩拿給他看,他在批語中曾稱讚我說「詩有天才,故皆神韻」。那時北平被日軍佔領已有將近四年之久。父親自「七七事變」後,就已從上海隨國民政府逐步南遷,與家中斷絕音信也已有將近四年之久。北平的幾所國立大學也已經都在日本人的控制之中。我在高中讀書時雖然成績很好,而且文理科平均發展,每年都獲得第一名的獎狀,但在報考大學時,卻頗費了一番考慮。因為我當時不能決定我是報考北京大學的醫學系,還是報考輔仁大學的國文系。報考醫學系是從實用方面著想,報考國文系則是從興趣方面著想。最後讀了輔大的國文系則是由於兩點原因:其一是由於輔大為一所教會大學,不受當時日軍及敵偽之控制,有一些不肯在敵偽學校任教的有風骨的教師都在輔大任教,這對我自然具有強大的吸引力;其二則是由於輔大的招考及放榜在先,而北大的招考則在後,我既已考上了輔大的國文系,所以就根本沒有再報考北大的醫學系,而這自然就決定了我今後要一直行走在詩詞之道路上的終生命運。雖然在現實生活中,我也曾經歷過不少挫折和苦難,但一生能與詩詞為伍,則始終是我最大的幸運和樂趣。
我是一九四一年夏天考入輔仁大學的,同年九月輔大才開學,母親就因子宮生瘤住入了醫院,動過手術後不久就去世了。當時父親既遠在後方,而小我八歲的小弟,則還在小學三年級讀書。我是長姊,所以就負起了照顧兩個弟弟的責任。幸而那時伯父一房與我們並未分居,仍同住在祖居的一個大四合院內。母親去世後,我們就不再自己燒飯,而由伯母擔負起了為全家燒飯的責任,伯母顏氏諱巽華,原來也受過很好的家教,喜讀唐詩,雖不像伯父和父親那樣高聲吟,但卻也常手執一冊,曼聲低吟。不過當時已是淪陷時期,生活艱苦,傭人被辭退後,就由伯母親自操勞家務。每當我要幫忙時,伯母總要我去專心讀書,不肯令我幫忙家務的勞動。所以我雖遭喪母之痛,但在讀書方面卻並未受到什麼影響,而且正如古人所說「愁苦之言易工」,所以我在喪母的悲痛中,反而寫作了大量的詩詞。
進入大學以後,在大二那一年,有一位顧隨先生來擔任我們「唐宋詩」的課程。顧先生字羨季,號苦水。他對詩歌的講授,真是使我眼界大開,因為顧先生不僅有極為深厚的舊詩詞的修養,而且是北京大學英語系的畢業生,更兼之他對詩歌的感受有一種天生極為敏銳的稟賦,因之他的講詩乃能一方面既有著融貫中西的襟懷和識見,另一方面卻又能不受任何中西方的學說知識所局限,全以其詩人之銳感獨運神行,一空依傍,直探詩歌之本質。雖然當時也有人認為先生之講課乃是跑野馬,全無知識或理論之規範可以掌握依循,因此上課時也並不做任何筆記,但我卻認為先生所講的都是詩歌中的精華,而且處處閃耀著智慧的光彩。所以我每次上先生的課都是心追手寫,希望能把先生所說的話,一字不漏地記載下來(《苦水先生詩詞講記》就是先生之幼女現任河北大學教授的顧之京女士根據我當年聽講的筆記整理編輯而成書的)。那時先生除了在輔仁擔任「唐宋詩」的課程以外,還在中國大學擔任詞選和曲選的課程,於是我就經常也騎了車趕到中大去聽課。在這期間,我遂於詩詞之寫作外,更開始了對令曲、套數甚至單折劇曲的習作。記得我第一次把各體韻文習作呈交給先生後,先生在發還時曾寫有評語說:「做詩是詩,填詞是詞,譜曲是曲,青年有清才若此,當善自護持。」其後我又有一次寫了題為《晚秋雜詩》的五首七律,還有題為《搖落》的另一首七律,呈交給先生,先生發還時,竟然附有六首和詩,題為《晚秋雜詩六首用葉子嘉瑩韻》,這真使我感到意外的驚喜和感動。不久後,氣候已嚴冬,我就又寫了《冬日雜詩六首仍疊前韻》,而先生竟然也又和了我六首詩。所以我在那一段時間寫的作品特別多,這與先生給我的獎勉和鼓勵是絕然分不開的。更有一次,先生要把我的作品交給報刊上去發表,問我是否有筆名或別號,我那時一向未發表過任何作品,當然沒有什麼筆名別號,先生要我想一個,於是我就想到了當日偶讀佛書所見到的一個喚做「迦陵」的鳥名,其發音與我的名字頗為相近,遂取了「迦陵」為別號。這當然也是受了先生在講課時常引佛書為說的影響。及至畢業後不久,先生更給我寫了一封信來,說「年來足下聽不佞講文最勤,所得亦最多。然不佞卻並不希望足下能為苦水傳法弟子而已。假使苦水有法可傳,則截至今日,凡所有法,足下已盡得之。此語在不佞為非誇,而對足下亦非過譽。不佞之望於足下者,在於不佞法外,別有開發,能自建樹,成為南嶽下之馬祖,而不願足下成為孔門之曾參也。」先生對我的過高的期望,雖然使我甚為惶恐慚愧,但先生的鞭策,也給了我不少追求向上之路的鼓勵。先生往往以禪說詩,先生教學的態度也與禪宗大師頗有相似之處。他所期望的乃是弟子的自我開悟,而並不是墨守成規。他在課堂上經常鼓勵學生說:「見過於師,方堪傳授,見與師齊,減師半德。」我想我後來教學時之喜歡跑野馬,以及為文時之一定要寫出自己真誠的感受,而不敢人云亦云地掇拾陳言而敷衍成篇,大概就都是由於受先生之鞭策教導所養成的習慣。而先生在課堂講授中,所展示出來的詩詞之意境的深微高遠和璀璨光華,則更是使我終生熱愛詩詞雖至老而此心不改的一個至要的原因。
一九四五年夏天大學畢業後,我開始了中學教師的生活。大概由於我自己對古典文學的熱愛,遂使得聽講的學生們也同樣產生了對國文課熱愛的感情,於是遂陸續有友人邀我去兼課,最後乃在另請人批改作文的條件下,我竟然同時教了三個中學的五班國文課,一週共三十個小時之多。而由於師生們對國文課的共同熱愛,遂使得我對如此沉重的工作量也居然絲毫未感到勞苦。那時中學的國文課每週都要有一定的進度,而且有時要舉行同年級的聯合考試,因此遂使我在講課之際,除培養同學的興趣外,對知識方面的講解也極為認真而不敢掉以輕心。認真的結果,當然使我自己也獲得了不少的教學相長之益,只不過這段教學生活為時並不久。一九四八年的春天,我就因為要赴南方結婚,而離開了我的故鄉北平。誰知此一去之後,等待我的乃是一段極為艱苦的遭遇。
我於一九四八年三月底結婚,同年十一月就因國內情勢變化,隨外子工作的調動去了台灣。一九四九年夏,長女言言出生,同年十二月外子就因白色恐怖被捕。次年夏,我所任教的彰化女中,自校長以下有六位教師也一同因白色恐怖被捕,我也在其中,於是我遂帶著吃奶的女兒一同被關起來了。其後不久,我雖幸獲釋出,但卻既失去了教職,也失去了宿舍,而外子則仍被關在海軍左營附近的一個山區。為了營救被關的外子,我遂攜懷中幼女往投左營軍區外子的一位親戚。白天懷抱幼女為營救外子而在南台灣左營軍區的炎陽下各處奔走,晚間要等親戚全家安睡後才能在走廊上搭一個地鋪帶著孩子休息。直到三個月後暑假結束了,才經由一位堂兄的介紹,在台南一所私立女中找到了一個教書的工作。在這期間,現實生活中雖然已使我失去了創作和研讀詩詞的心情和餘裕,然而自幼對於詩詞的耽愛則積習已深,偶然也仍或有一些詩句湧現出來,雖有時也任其自生自滅,但有時也間或將之敷衍成篇。現在為了填補我在這一段詩詞道路中的空白,就姑且錄下幾首詩來作為當時的紀錄吧。其中一首是題為《轉蓬》的五言律詩:

轉蓬辭故土,離亂斷鄉根。
已嘆身無托,翻驚禍有門。
覆盆天莫問,落井世誰援。
剩撫懷中女,深宵忍淚吞。


還有一首是當台南鳳凰花開時,我因思念故鄉而寫的一首《浣溪沙》小詞:

<一樹猩紅艷艷姿,鳳凰花發最高枝。驚心歲月逝如斯。  中歲心情憂患後,南台風物夏初時。昨宵明月動鄉思。/div>

還有一副聯句,是我夢到在北平一所學校給學生們上課,黑板上寫了一副聯語,我在給學生們講解。聯句是:

室邇人遐,楊柳多情偏怨別。
雨餘春暮,海棠憔悴不成嬌。


以上三則作品,除了《浣溪沙》一首小詞,曾被台灣友人為我編集《迦陵詩詞稿》時收入了集中以外,其他一詩一聯則均未收入集中,因為《轉蓬》一詩寫的是白色恐怖,當時台灣尚未開放,所以未敢收入。而聯句一則,則因是夢中所見,並非醒時所作,因此也未曾收入。
三年後,外子幸被釋出。次年,幼女言慧出生。一年後經友人介紹,我就與外子一同轉到台北二女中去教書了。到台北後,見到了以前在北平輔仁大學任教的兩位老師,一位是曾教過我大學國文的戴君仁先生,另一位雖未教過我,卻是曾住過我家外院作為緊鄰的許世瑛先生。他們對我不幸的遭遇,都極為惋惜同情,遂介紹我進入台灣大學兼任了一班僑生的大一國文。次年,台大改為專任,教兩班大一國文,而二女中不肯放我離開,一定要我把當時所教的兩班高中送到畢業。於是我遂同時教了四班國文課,再加上作業的批改,每天都極為疲累。這時我的身體已遠非當年大學初畢業時可比,再加之又染上了氣喘病,我那時只是為了生活,所以不得不努力工作,至於所謂學問事業,則我在當時實未嘗對之抱有任何期望,不過我對古典文學之熱愛的感情,則始終未改。因此無論我的身體如何瘦弱,我在講課時也依然能保持精神方面的飽滿飛揚。只是在寫作方面則輟筆已久。直到一九五六年夏天,台灣的教育部舉辦了一個文藝講座,我被邀去講了幾次五代和北宋的詞,其後他們又來函邀稿,我才迫不得已寫了《說靜安詞〈浣溪沙〉一首》一篇文稿。這可以說是我在詩詞道路中由創作而轉入了評賞的一個開始。而自從這一篇文稿發表後,遂有一些友人來向我索稿,於是我遂繼之又寫了《從義山〈嫦娥〉詩談起》一篇文稿。前者是我所寫的關於詞之評賞的第一篇文稿,後者則是我所寫的關於詩之評賞的第一篇文稿。讀者從這兩篇文稿自不難看出,我對詩詞的評賞,原是從頗為主觀的欣賞態度開始的。這種評賞之作,就今日衡量學術性著作之標準而言,很可能是要被視為一種不入流之作品的。我以為這其實應是受了西方衡量標準影響之故。因為中國古代所重視的原來本該是一種「興於詩」的傳統,而我自己就恰好是從舊傳統中所培養出來的一個詩詞愛好者。何況我的老師顧羨季先生在講課時,他所採取的也就正是這種如同天馬行空一般的純任感發的說詩方式。如此則我在早期所寫的評說詩詞之文字,其所以會形成此一種純任主觀的以感發為主的說詩方式,自然也就無怪其然了。
我還記得當這兩篇文稿發表後,有一天在台大中文系第四研究室見到了鄭騫教授,鄭先生對我說:「你所走的是顧羨季先生的路子。」鄭先生是顧先生的好友,對顧先生了解極深。鄭先生認為這條路子並不好走,因為這條路子乃是無可依傍的。首先就作者而言,如果一個人對於詩詞若沒有足夠的素養,則在一空依傍之下,必將會落入一種茫然無措,不知從何下手寫起的境地。而如果大膽模仿此種寫法,則將是不失之膚淺,則失之謬妄。作者要想做到自己能對詩歌不僅有正確而深刻的感受,而且還能透過自己的感受,傳達和表明一種屬於詩歌的既普遍又真實的感發之本質,這實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過鄭先生對我這兩篇文稿卻頗為讚賞,說:「你可以說是傳了顧先生的衣缽,得其神髓了。」其實我當時正是憂患餘生,內心並未敢抱有什麼「傳衣缽,得神髓」的奢望。我只是因了友人索稿的機緣,把自己因讀靜安詞和義山詩所引起的某種共鳴的感動一加發抒而已。但也許就正因我自己的寂寞悲苦之心情與靜安詞和義山詩有某種暗合之處,因此反而探觸到了他們詩詞中的一些真正的感發之本質,也未可知。在此而後,我又陸續寫了《幾首花的詩和一些有關詩歌的話》,與《從「豪華落盡見真淳」論陶淵明之任真與固窮》,以及《說杜甫贈李白詩一首—談李杜之交誼與天才之寂寞》等文稿,這一批作品,可以說就都是我的屬於以一己之感發為主,所寫的早期詩詞評賞之作。此一類作品,雖或者並不符合今日受西方學術界之影響的對於學術論文之要求,然而在舊詩詞方面修養極深的前輩學人繆鉞教授,卻對這些文字頗為欣賞。繆先生在其所寫的〈《迦陵論詩叢稿》題記〉一文中,曾特別指出我的《論陶淵明》一文,以為能「獨探陶淵明為人及其詩作之精微」,又以為我對陶的評述「不僅欣賞詩作」,且能「進而收興發感動陶冶人品之功」。又曾指出我的《談李杜之交誼》一文,謂其能「探索詩人之用心」,「並寄託自己尚友古人之遠慕遐思」。繆先生對我的溢美之言,雖使我極感慚愧,但繆先生所提出來的我的文稿中所傳達出之感發作用,則確實是我評賞詩詞的一個重要基礎。而這應該也正是中國詩歌中源遠流長的一個「興於詩」的重要傳統。不過,當我在那時撰寫這些文稿時,則並沒有這種反思的認知。至於其竟而自然形成了如此之結果,則如我在前文所言,應該乃是由於兩點因素:其一蓋由於我早期在家庭中所受到的吟誦和創作之訓練,使我對詩歌養成了一種頗為直接的感受之能力;其二則由於我在大學讀書時所受到的顧先生之啟迪和教導,使我於直感之外,又培養出了一種興發和聯想之能力。此後我在詩詞之研讀與教學的道路上,雖然又經過了多次的轉變,但我在早年教育中所獲得的培育和啟發,則是我在詩詞之道路上所奠下的根本基石,這是我對於教導我的尊長和老師們,所終生感激不忘的原因,也是使我終生受用不盡的。
記得我在《王國維及其文學批評》的《後敘》中,曾經談到我所寫的第一篇評賞詩詞的文稿—《說靜安詞〈浣溪沙〉一首》,以為其「多多少少帶有一點自己的投影」。其實此種情況並不僅此一篇作品為然,基本上說來,我早期所寫的那些評賞文字,大概多數都帶有自己心靈的投影。因為那時我才從創作轉入到評賞的寫作為時不久,所以在評賞中也仍然有一種創作的心態和情趣,對於行文造句也仍然有一種美的追求,我曾使用近於王國維的淺易雅潔的文言體來寫作《說靜安詞》一篇文稿,又曾使用富含詩之情調的白話文來寫作說李商隱的《嫦娥》及《燕台》等詩的文稿,這些文稿可以說就都是既帶有創作之情趣也帶有個人心靈之投影的作品。至於我所寫的第一篇純客觀的評賞之作,則當是我於一九五八年為《淡江學報》所寫的《溫庭筠詞概說》一文。這種轉變之形成,一則固然由於向我邀稿的《學報》之性質,與以前向我邀稿的一些文學性的雜誌之性質,二者間有很大的不同;再則很可能也因為我在那些文學性的文稿中,已經將自己內心中的一些情緒發抒得差不多了,所以遂有了從主觀轉入客觀的一種傾向。不過縱然如此,除了極少數的純理論或純考證的作品以外,直到現在我之評說或講述詩詞作品,其經常帶有一種心靈與感情的感發之力量,也仍然是我的一種特色。其次我應該一提的是我在詩詞道路上的另一轉變,那就是我由為一己之賞心自娛的評賞,逐漸有了一種為他人的對傳承之責任的反思。這類作品大抵都是因為我有見於詩詞評賞界中的某些困惑和危機,由於一種不能自已的關懷之情而寫作的。即如六○年代我在台灣所寫作的《杜甫〈秋興八首〉集說》一書,以及書前所附的《論杜甫七律之演進及其承先啟後之成就》的一篇代序的長文,就是因為有見於當日台灣現代詩之興起,所造成的反傳統與反現代的爭執和困惑而寫作的。再如七○年代我在加拿大所寫作的〈漫談中國舊詩的傳統—關於評說中國舊詩的幾個問題〉一篇長文,則是因為有見於當時台灣及海外的一些青年學者,在西方文論的衝擊下,因嘗試使用新理論與新方法來詮釋和評說中國舊詩,所產生的一些荒謬的錯誤而寫作的。從表面看來,這些論說和辨誤的文字,自然不似以前所寫的主觀評賞之文字之易於獲得一般讀者的喜愛,但若就一些真正有志於學習如何評賞舊詩的讀者而言,則如《集說》中,我對歷代評說這八首詩的各種紛紜之詮釋與評說的逐字逐句的比較和論定,以及在《舊詩傳統》一文中,我對各種誤謬的說明和辨正,也許這一類文字才是更有參考價值的作品,也才更能反映出我個人在這條道路上摸索探尋時,一些親身體驗的甘苦之經歷。而當我經歷了由主觀而客觀,由為己而為人的種種轉變之後,我遂更走上了由對作品之評賞,轉入了對文學理論之研討的另一段路程。
說到對文學理論的研討,我就不得不翻回頭來再談一段我早期學習詩詞的經歷。如我在前文所曾敘及,當我以同等學力考入初中時,母親曾為我買了一套《詞學小叢書》,其中所收錄的,除了歷代的各家詞作以外,還有王國維的一卷《人間詞話》,當時我對詩詞的欣賞,可以說是仍處於朦朧的狀態之中,雖有主觀直覺之愛賞,但卻因為說不出一個所以然的道理來,所以絲毫也不敢自信。直到讀了《人間詞話》以後,才恍如在暗室中的人得到了一線光照,往往因為其中的某些言語,與我自己的感受有一點暗合之處,而為之怦然心動,欣喜無已。不過我對所提出的「境界」一詞,卻始終仍感到模糊,不能為之找到一種明白的界說,而這種困惑遂成為了我要想對《人間詞話》這本著作做出一種理論之探尋的最大的動力。所以我所寫的最早的一篇對文學理論加以研討的論文,實在應該乃是早在五○年代末期我所寫的《由〈人間詞話〉談到詩歌的欣賞》一篇文稿,不過我當時對於《人間詞話》中「境界」一詞之理解,實在仍極為粗淺。而且對於純理論性文字之撰寫,也仍然缺少練習,所以就理論言,這篇文稿誠屬無足稱述,但這篇文稿卻確實為我以後所寫的一系列探討《人間詞話》的論著奠下了起步的基石。至於真正使我寫下了純學術性的對文學理論加以辨討之文字的,則是我於一九七○年為參加一個國際性的會議而撰寫的《常州詞派比興寄託之說的新檢討》一篇論文。繼之我在撰寫《王國維及其文學批評》一書時,又在書中對於《人間詞話》之批評理論與實踐做了一系列專章的探討。而由此遂引起了我對文學理論之研討的興趣,並且閱讀了不少西方文論的著作。在詩論方面,我曾先後撰寫了《鍾嶸〈詩品〉評詩之理論標準及其實踐》,與《中國古典詩歌中形象與情意之關係例說》等文稿,在詞論方面我曾先後撰寫了用西方文論中之闡釋學、符號學和接受美學等理論來探討中國詞學的一系列題名《迦陵隨筆》的短文,又撰寫了《論王國維詞—從我對王氏境界說的一點新理解談王詞之評賞》,及《對傳統詞學與王國維詞論在西方理論之觀照中的反思》兩篇長文。在對中國詞學的不斷反思之後,我乃大膽地將詞分成了歌辭之詞、詩化之詞與賦化之詞三大類別,以為張惠言與王國維之失誤,就在於傳統詞學未能對此三類不同性質之詞做出精微的分辨,所以張惠言乃欲以評賞賦化之詞的觀點來評賞歌辭之詞,因之乃不免有牽強比附之失,而王國維則欲以評賞歌辭之詞的態度來評賞賦化之詞,所以對南宋長調之慢詞,乃全然不得其門徑之妙。可是這三類不同風格的詞,卻又同樣具含有一種屬於詞體之美感特質,王國維所提出的「境界」之說,與張惠言所提出的比興寄託之說,對此種美感特質都曾經有所體會,但卻都未能做出透徹的說明,於是我遂更進一步撰寫《論詞學中之困惑與〈花間〉詞之女性敘寫及其影響》一篇長文,借用西方女性主義文學理論,對《花間》詞中之女性敘寫所引起的中國詞學方面的困惑,以及由此而形成的詞體之美學特質,和這種美學特質在詞體之演進中,對於歌辭之詞、詩化之詞及賦化之詞等各不同體式之詞作中的影響和作用,都做了一次推源溯流的根本的說明。而且引用一位法國女學者克利斯特娃(Julia Kristeva)之解析符號學(semanalyze)的理論,對這種使人困惑的詞之美感的微妙的作用,做了頗為細微的思辨分析。我原以為我的這種嘗試,可能不會被國內舊學前輩所接受,誰知繆鉞先生讀了這些文稿後,竟然寫信來對之頗加讚許,以為所論能融會古今中外,對詞之特質做出了根本的探討,體大思精,發前人所未發,是繼《人間詞話》後,對中國詞學之又一次值得重視的開拓。繆先生之所言雖使我愧不敢當,但對於這條新探索的途徑,則我確實極感興趣。本來早在七○年代中,當我撰寫《王國維及其文學批評》一書時,對於「中國文學批評之傳統及其需要外來之刺激為拓展的必然性」,已曾有專節之討論,此外在《漫談中國舊詩的傳統》一文中,對中國傳統的「詩話」、「詞話」等性質的文學批評作品之優點及缺點也曾經有所論述。一般說來,由於我自幼所接受的乃是傳統教育,因此我對於傳統的妙悟心通式的評說,原有一種偏愛。但多年來在海外教學的結果,卻使我深感到此種妙悟心通式的評說之難於使西方的學生接受和理解。這些年來,隨著我英語閱讀能力之逐漸進步,偶然涉獵一些西方批評理論的著作,竟然時時發現他們的理論,原來也與中國的傳統文論有不少暗合之處。這種發現常使我感到一種意外的驚喜,而借用他們的理論能使中國傳統中一些心通妙悟的體會,由此而得到思辨式的分析和說明,對我而言,當然更是一種極大的欣愉。直到現在,我仍然在這條途徑上不斷地探索著。
不過,在向西方理論去探索之餘,我卻始終並末忘懷中國詩歌中的興發感動之生命的重要性。我對西方理論之探索,主要也還是為了想把中國詩歌之美感特質以及傳統的詩學與詞學,都能放在現代時空之世界文化的大座標中,為之找到一個適當的位置,並對之做出更具邏輯思辨性的理論之說明。但我個人知道自己的學識及能力有限,因之我對於達成上述理想的此一願望,乃是寄託在繼起者的青年人之身上的。只是要想達成此一願望,卻必須先具有對傳統詩詞的深厚修養,如果缺少了此種修養,而只想向西方理論中去追求新異,那就必然會產生出如我在《漫談中國舊詩的傳統》一文中,所舉示的那些荒謬的錯誤了。至於如何方能培養出對傳統詩詞的深厚修養,我以為最為簡單易行的一項基本工夫,就是從一個人的童幼年時代,就培養出一種熟讀吟誦的習慣。於是相繼於七○年代初我在《漫談中國舊詩的傳統》一文中所提出的「熟讀吟誦」之訓練的重要性以後,在九○年代初期我就又撰寫了《談古典詩歌中興發感動之特質與吟誦之傳統》一篇長文,對吟誦的歷史傳統,以及吟誦在詩歌之形式方面所造成的特色,在詩歌之本質方面所造成的影響,吟誦在教學方面的重要性,吟誦教學所應採取的培養和訓練的方式,都做了相當的探討和說明。而最近一年,我更與友人合作編印了一冊題名為《與古詩交朋友》的幼學古詩的讀本,並且親自為所選編的一百首詩歌,做了讀誦和吟唱的音帶,還寫了兩篇前言,一篇是《寫給老師和家長們的一些話》,另一篇是《寫給小朋友的話》。在這兩篇文稿中,我不僅極為懇切地向老師和家長們說明了教小朋友吟誦古詩,對孩子們之心靈和品質之培養的重要性,而且提出了不要增加孩子們學習之負擔的一種以唱遊來進行的教學方式,更親自為天津電視台做了一次教小朋友吟誦古詩的實踐的嘗試。我如今已年逾古稀,有些朋友和我開玩笑,常說我是「好為人師」,而且「不知老之已至」。其實他們殊不知我卻正是由於自知「老之已至」,才如此急於想把自己所得之於古詩詞的一些寶貴的體會要傳給後來的年輕人的。四年多以前,我在為《詩馨篇》一書所寫的序說中,曾經提出說:「在中國的詩詞中,確實存在有一條綿延不已的、感發之生命的長流。」「我們一定要有青少年的不斷加入,來一同沐泳和享受這條活潑的生命之流」,「才能使這條生命之流永不枯竭」。一個人的道路總有走完的一日,但作為中華文化之珍貴寶藏的詩詞之道路,則正有待於繼起者的不斷開發和拓展。至於我自己則只不過是在這條道路上,曾經辛勤勞動過的一個渺小的工作者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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