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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通蘇聯料理藝術 | Mastering the Art of Soviet Cooking
包裹在布林餅裡的悲歡離合
[6111NS014]
作者:安妮亞‧馮‧布連姆森
Author:Anya Von Bremzen
譯者:江杰翰
14.8*20 472頁 平裝
ISBN:978-986-684-166-8
CIP:785.28
978-986-684-166-8
初版日期:2015年08月0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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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價: NT$ 480| 會員價: NT$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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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出版商周刊》(Publisher's Weekly)最佳非小說
2013年《基督科學箴言報》(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最佳非小說
2014年「美食作家公會」(Guild of Foodwriters)年度最佳美食圖書

陳柔縉(作家)
須文蔚(詩人、東華大學華文系主任)
楊佳嫻(作家、清華大學助理教授)
蔡珠兒(作家)
聯合推薦

美食界的奧斯卡「詹姆斯・比爾德獎」三屆得主——安妮亞‧馮‧布連姆森的家族回憶錄;透過美好懷舊的迷霧回顧過去,那教人激動哽咽的懷舊享受。
請帶著本書走入時光隧道:以食物為鑰匙,開啟重溫蘇聯歷史的每個十年世代;從1910年代末代沙皇到現世的普丁王國。
請帶著本書到俄羅斯:回憶裡的蘇聯,對照現在式的俄羅斯,是否還隨處可見排隊人龍?
請帶著本書進廚房:可以吃的蘇聯歷史,包含九道蘇聯料理食譜。

以食物的稜鏡重塑蘇聯歷史
這是我的「毒瑪德蓮」回憶錄


「我依然強烈地感覺到流亡的疏離感──就與第一個淒涼的費城冬日無異。資本主義者正在替鴨去骨,張羅佳節盛宴,而我卻未被邀請。在充斥開心果青醬和嫩煎磨菇醬的八○年代「美食」世界裡,我不過是個早已出局的輸家,說不定還是個階級敵人。」──安妮亞‧馮‧布連姆森


玫瑰色的火腿、琥珀色的魚湯、像「商人女兒的肩膀」般豐腴的布林餅⋯⋯如果你最鮮明的烹飪回憶裡,包含了你從未真正過的食物,那會是什麼樣的情景?關於想像、關於公認的歷史回憶,七十年的地理政治隔閡與匱乏,造成集體的狂熱渴望。
布連姆森為著名的美食專欄作家,生長在蘇聯時期物資十分短缺的莫斯科。1974年她與母親以無國籍的難民身分移民至美國,沒有冬季的大衣,也沒有回頭的權利。在費城最初的幾個月裡,布連姆森喪失了味覺。意識形態與鄉愁的角力拉扯、集體神話和個人反神話之間的失控衝突,布連姆森稱這症狀為「毒瑪德蓮」。在這本「毒瑪德蓮」回憶錄裡,她訴說著家族三代人的經歷。
然而,這些故事不僅是她的故事。對於這個昔日超級強權的每個分子來說,食物從來就不只是個人的問題:麵包暴動是顛覆沙皇政權的導火線,而在七十四年後,毀滅性的糧食短缺又將戈巴契夫搖搖欲墜的帝國扔進了歷史的垃圾堆。在此之間,七百萬人由於史達林的集體化政策而活活餓死,四百萬人在希特勒的戰爭中因為飢餓而喪生——食物定義了俄國人承受當下、想望未來與連結自身過去的方式。
透過食物的稜鏡,布連姆森重塑蘇聯歷史的每個十年世代──從一九一○年代的前傳到當今現世的後記。以母親的廚房作為時光機與記憶的培養皿,藉著飲食和烹飪回顧一代又一代的蘇聯生活。

Anya von Bremzen(安妮亞‧馮‧布連姆森)

在莫斯科長大,外祖父是前共產黨資深情報主管,母親卻是反黨特權分子。1974年與母親移民美國,自茱莉亞音樂學院取得碩士學位,最後卻成了傑出的飲食作家。她曾三度榮獲「詹姆斯‧比爾德獎」(James Beard Award),是《漫旅》(Travel+Leisure)雜誌的特約編輯。著有五部備受好評的食譜,其中包括《新西班牙餐桌》(The New Spanish Table)、《最佳料理:環遊世界八十道食譜》(The Greatest Dishes: Around the World in 80 Recipes)和《請上桌:俄羅斯烹飪書》(Please to the Table: The Russian Cookbook,與約翰‧維奇曼[John Welchman)合著)。安妮亞是《食物與酒》(Food & Wine)和《美味》(Saveur)雜誌的專欄作家,亦為《紐約客》(The New Yorker)、《出發》(Departures)、《洛杉磯時報》(Los Angeles Times)撰寫文章。她在雜誌上發表的作品曾多次獲選收入「年度飲食文集」(Best Food Writing)。安妮亞能流利使用四種語言,現居紐約皇后區,並在伊斯坦堡擁有一戶公寓。

譯者簡介:
江杰翰
一九八八年生於台北,俄羅斯國立莫斯科大學語言系文學碩士、國立政治大學斯拉夫語文學系學士,譯有《留下我悲傷的故事:蓮娜.穆希娜圍城日記》。

未能忘掉靈魂上的隱隱作痛──讀《精通蘇聯料理藝術》
文:里長伯的朋友

我經常會做這樣的夢:夢中回到少年時所住的房子,恐懼的感覺又再湧現。我誠惶誠恐、一步步走近我們家狗狗的窩;突然意識到自己已經很久很久沒有餵牠、讓牠喝水,結果沒有看到腐爛的屍體,牠依然活著,只是餓得乾癟。應該是怪我沒有好好照顧牠,所以牠以這樣的狀態,一直活在我的夢中。楊絳在《我們仨》的引子裡曾寫,錢鍾書大概是記著她的埋怨,所以讓她做了個萬里長夢:夢中她和錢鍾書一同散步,到了黃昏薄幕錢鍾書忽然不見了,只剩她一人在蒼茫的曠野,尋覓歸家之路。她從夢中醒來,發現錢鍾書還在牀上睡得正酣;類似的夢楊絳做過很多遍,錢鍾書總是一晃眼就不見了。書的結尾,她說:「我們三人就此失散了。就這麼輕易地失散了⋯⋯現在只剩下了我一人。我清醒地看到以前當做『我們家』的寓所,只是旅途上的客棧而已。家在哪裡,我不知道,我還在尋覓歸途。」從開始的「夢」,到結束的「清醒」;人不在,家也不存在。

《精通蘇聯料理藝術》一書也是從夢開始,作者布連姆森的母親總是受困在許許多的夢境裡;與楊絳不一樣的是,母親想要的不是回家,而是離家。在夢中,母親變成了燕子,逃離了俄羅斯,轉眼間來到了巴黎。她來到一間充滿香氣的咖啡館,她好想要衝進去品嘗那些食物,「母親總是在這個時候醒來。她總是不得其門而入,總是飢腸轆轆,殷切地想望著邊界之外她從來無緣見到的世界,留戀著那永遠無法企及的味道」。從母親的眼神她感受到強烈的渴望與愁思,是俄羅斯心靈獨有的苦痛。看過這本書後便會明白,為何那樣的飢餓與不能被滿足的渴望是蘇聯人獨有的。對蘇聯人來說,食物從來不是個人的問題,食物是階級、是意識形態鬥爭的武器。你可以吃什麼、吃多少,都是由國家發落。當你張開嘴巴吃魯肉飯時,你可曾想過這一口是為了什麼而吃的?蘇聯的幼稚園老師會一邊把魚子醬餵食小朋友,一邊進行思想教育:「這一口為了列寧⋯⋯為了祖國──為了黨!」。而誰沒有試過為了吃而抽號碼牌排隊入座?但當你必須花上三個小時排隊,只為了買最基本的麵包;和你心甘情願排隊三個小時,只為了吃一碗究極的豚骨拉麵,意義便大不相同。

流行於俄羅斯有這樣關於物資短缺的笑話,一個人在商店裡問:「能請你幫我切一百克香腸嗎?」女店員回答:「拿香腸來,我們就幫你切」。另外一則,「為什麼要移民?」猶太人說:「因為我已經厭倦慶祝了,買到衛生紙──慶祝;買到香腸──又要慶祝」。類似的笑話,還有關於戈巴契夫的禁酒措施、赫魯雪夫將玉米引進蘇聯⋯⋯蘇聯人也只能將現實的荒謬化為笑話,自我嘲諷來過日子。美國蘇聯移民的「超市初體驗」,更接近周星馳式的荒誕喜劇──一些逃出社會主義短缺世界的難民昏厥倒地(通常是在衛生紙貨架間的走道上),更有男士對著四十二種不同的薩拉米臘腸下跪哭泣⋯⋯有一些人由於無法承受多樣的選擇而空著手奪門而出,全身癱軟麻痺,無法言語。這也許是另一種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一時獲得太多選擇、獲得太多的自由去作出選擇,超出了蘇聯人的本能反應。

當時這些選擇逃離社會主義籠牢,投奔自由世界的蘇聯人,是布連姆森外公口中的祖國的叛徒。移民沒有歸來的權利,可比作一種死亡,外公早就警告母女倆了:「nostalghia(鄉愁)可是人類最恐怖的情感啊」。人類普世的情感在不同的民族文化裡,濃縮成不同的詞彙;日文「物哀」二字,若以中文來表達同樣的情感,可能要用上一句句子。這本書幾乎每個頁面都出現與正文不同的字體(或宋體或楷體),代表了許許多多作者想要加強情感表達的字詞,又或者原文為俄文的字:Toska(愁思),布連姆森說這個詞真正的意涵無法翻譯,納博科夫則解釋為一種劇烈的精神煎熬,「在不那麼病態的層次則是靈魂上隱隱作痛」。鄉愁,我的解釋是哀悼著已逝去的時間、想念著已經告別了的家園與親朋。斯維特蘭娜 • 博伊姆(Svetlana Boym)在《懷舊的未來》(The Future of Nostalgia)中,提到一些因個人困境或政治因素而被迫離開家園的移民,對他們來說「鄉愁」是個禁忌;頻頻回首,只會加重他們的傷感、深恐自己被愁思所癱瘓,好比聖經故事裡羅得之妻的窘况──因不捨而回頭一看,便變成鹽柱。

傾倒了的無頭領袖塑像、糖果包裝紙、少年先鋒隊的領巾和三角形蘇聯牛奶紙盒⋯⋯蘇聯解體後,這些都成了前蘇聯人堅守著昔日生活的碎片,這些碎片承載著歷史的、政治的或個人的意義。布連姆森說這本書是她的「毒瑪德蓮」回憶錄,她把「毒」與「社會主義遺物」劃上等號,那是她連結過去與現在的符碼,勾起許多複雜的情緒。薩依德(Edward Said)的自傳《鄉關何處》,原文書名Out of Place直接點明了一位巴勒斯坦人、阿拉伯基督徒的美國移民,不管落腳於何方,總有格格不入之感。他回憶的地方和人,有許多都不復存在了,「許許多多回歸,嘗試回到已經不在的人生片段」。早年他生活的世界,是個基本已失去或被遺忘的世界。這大抵是背井離鄉者的必然經驗,當布連姆森再次回到蘇聯,那曾魂牽夢繫的地方卻讓她倍感陌生,「如今回憶總是喜歡拿我們懷舊、嚮往的物件開殘酷的玩笑。終於在真實生活中再度相遇時,這些幻想通常縮小了,而且平庸俗氣得教人失望⋯⋯在這裡,在我過去居住的街區,我突然覺得彆扭、格格不入⋯⋯至於祖國,在我們心中,似乎已經失去了原本的分量。過去,這個詞從蘇聯的死水泥淖中湧現,是諷刺、恐懼和糾結纏繞的意義符碼,如今卻已經縮水,成了去意識形態的中性名詞,意思不過就是出生的地方。」

原文副書名A Memoir of Food and Longing(一本食物和渴望的回憶錄),那社會主義孩童時期的食欲未曾真正獲得滿足,彷彿在布連姆森心底磨蝕成一個凹洞;即便如今成為著名美食作家,因為工作而住宿美好宜人的旅館,在享用豪華的免費自助早餐時,她經常有偷光可頌麵包的衝動,那個凹洞依然空虛。吃的滋味,是一時,也是一生;吃過就不會忘掉,但歲月悠、人事境遷,有些味道就再也嘗不到,只留在記憶中發酵變味。

序言:毒瑪德蓮
I。盛宴、荒年、寓言
1910年代:沙皇的最後歲月
1920年代:列寧的蛋糕

II。拉莉薩
1930年代:謝謝你,史達林同志
1940年代:子彈與麵包
1950年代:美味又健康

III。安妮亞
1960年代:玉米、共產主義、魚子醬
1970年代:祖國的美乃滋

IV。歸來
1980年代:酒杯裡的莫斯科
1990年代:破碎的宴會
21世紀:麗池上的普丁

V。精通蘇聯料理藝術食譜
1910年代:大烤餅(食譜:魚肉、米飯和蘑菇餡餅)
1920年代:猶太填餡魚(食譜:奧德薩風味填餡全魚)
1930年代:肉餅(食譜:媽媽的俄式「漢堡排」)
1940年代:糧票(無食譜)
1950年代:燉羊肉(食譜:喬治亞香料蔬菜燉羊肉)
1960年代:獻給赫魯雪夫的玉米麵包(食譜:摩爾多瓦玉米麵包配菲達乳酪)
1970年代:奧利維耶沙拉(食譜:俄羅斯酸黃瓜馬鈴薯沙拉)
1980年代:老爸的超級甜菜湯(食譜:牛肉、蘑菇、蘋果、豆子甜菜湯)
1990年代:肉飯(食譜:中亞胡蘿蔔羊肉炊飯)
21世紀:布林餅(食譜:俄羅斯煎餅配各式佐料)

作者附記
致謝
參考資料

【序】毒瑪德蓮
每當母親和我一起做菜時,她總會向我訴說她的夢境。媽媽的夢中人生豐富精彩、緊湊刺激,她經常分類細數,並且賦予它歷史的意義:她在史達林時代的童年陰森詭譎的黑白印象、K G B 特務交織的冷戰懸疑電影,還有被責任重擔壓垮的戀人們領銜主演的通俗劇。

我想,也許是鐵幕後方的過往使然,母親總是受困在許許多多的夢境裡。直到今日,七十九歲的她,在移居美國將近四十年之後,依舊經常身陷一些很酷的場景。舉例來說,在一座滿是藝術品、迷宮般的宮殿深處,像是大都會藝術博物館(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的地方──她從學校教師的工作退休以後,便在那裡擔任解說員。在這個夢境光彩鮮豔的結局裡,一顆橘色的氣球將媽媽從迷宮中拯救出來,帶她來到博物館奢華的咖啡廳。然後,她狼吞虎嚥地享用鮮奶油泡芙。

不過,還是她好久以前的一個夢最具有象徵意義。我記得她和我說過許多次。看,那就是她──身材瘦小,一頭短髮。當我在蘇聯社會主義的冬天那絕望的黑暗中醒來,她躡手躡腳地走進我的臥室。我們住在莫斯科近郊狹小的公寓房間裡。那是一棟偷工減料的赫魯雪夫(Nikita Khrushchev)時代著色混凝土預製住宅。一九六八年,我五歲。蘇聯坦克才駛進布拉格,不久之前爸爸拋棄了我們。我和媽媽搬離克里姆林宮附近十八個家庭共用一間廚房、宛若卡夫卡作品場景的共同公寓,來到這裡。媽媽穿著長袍,上頭的藍色矢車菊圖案已經褪了色。她坐在床邊,在我的額頭上印下一個令人安心的吻。然而,在她的眼中,我看見了那樣強烈的渴望、那樣的愁思(toska)──那俄羅斯心靈獨有的苦痛。我立刻明白,她又做了那個夢。

「聽著,聽著,安紐塔,」她喃喃說道,「我又變成燕子(lastochka)了……我逃離俄羅斯,飛越蘇聯邊界,不知道為什麼,竟然沒有人跟我要文件。轉眼間,我來到巴黎!巴黎吔!我在赭色的街道上空盤旋,認出這些街道也出現在尤特里羅的畫裡。在一條小路上──路名是『捕魚的貓』(Street of a Cat Who Fishes)──我注意到一間迷人的咖啡館。我衝向那色彩繽紛到不可思議的遮雨棚,美味的香氣令我目眩神迷。我好想要品嘗那些食物,加入裡頭的人們……」
母親總是在這個時候醒來。她總是不得其門而入,總是飢腸轆轆,殷切地想望著邊界之外她從來無緣見到的世界,留戀著那永遠無法企及的味道。

關於食物,所有幸福的回憶都十分相似,不幸的回憶則各有各的不同。

我和媽媽都在歡欣鼓舞、鮮紅耀眼的社會主義豐裕童話中長大。然而,在我們的回憶裡,卻沒有彌漫美妙香草氣息的快樂廚房,也不曾見過親切的女主人將金黃色的佳節烤肉擺上餐桌。充滿布爾喬亞奶油的茶點?我是有這樣的回憶……媽媽在我們的赫魯雪夫貧民窟裡大聲地朗讀普魯斯特(Proust);那個法國人的感官幻想令我厭煩透頂,但書中真正的、可食的餅乾卻讓我深深著迷。那洋溢異國情調的資本主義瑪德蓮嘗起來究竟是什麼滋味呢?我好想要知道。

蘇聯飲食的故事,必然是一部記錄渴望和未能得到滿足的欲望的編年史。如果你最鮮明的烹飪回憶裡包含了你從未真正嘗過的食物,那會是什麼樣的情景?關於想像、關於公認的歷史的回憶;七十年的地理政治隔閡與匱乏所造成的集體的狂熱渴望……

直至近日,我鮮少談及這些回憶。若被問起為何書寫食物,我只會不假思索地說出預先準備好的故事:一九七四年,沒有父親的陪伴,母親和我如何離開莫斯科──無國籍的難民,沒有冬季大衣也沒有回頭的權利。八○年代晚期,從茱莉亞畢業之後,我的鋼琴演奏生涯如何因為手腕受傷而中止。還有,在尋找機會重新出發的過程中,我如何開始書寫飲食──真的,幾乎是出於偶然。然後,我便不曾回頭。在我的第一本書──關於前蘇聯料理的《請上桌》(Please to the Table)──出版之後,好事接踵而來:令人興奮的雜誌文章、更多的食譜書與獎項,還有將近二十年的旅行和令人難忘的一頓頓饗宴。

我極少提到的是:在祖母的共同公寓廚房裡,因為住戶同志們經常偷竊彼此湯裡的肉,大家的鍋子上總是貼著骷髏頭圖案的警示塗鴉。那些午後,在中央委員會官員的後代子女專屬的幼稚園裡,我絕望地對著魚子醬作嘔──因為我感覺,隨著黨菁英集團的魚卵,自己也吞下了我反蘇聯的媽媽無法忍受的意識形態。我不曾說起,在一一○中學的女生廁所裡,我──穿著扎人的棕色制服的九歲菜鳥黑市商人──向蘇聯同學收費五戈比(kopek),讓他們觸摸朋友從神話般的外國(zagranitsa)帶來的可口可樂瓶子。我亦未曾提及,如今,因為工作而住宿美好宜人的旅館,在享用豪華的免費自助早餐時,我經常有偷光可頌麵包的衝動。

我總覺得自己生活在兩個平行的食物宇宙。坦承這樣的感受又有什麼意義呢?在其中一個宇宙裡,「本質」和「諾瑪」的美食不過是家常便飯;在另一個宇宙中,就連一根平凡無奇的香蕉對我的心靈都依舊有著不可思議的魔力──蘇聯時代,那可是一年只吃得到一回的享受。

這些我放在心裡的故事就是本書的材料。追根究柢,這才是我書寫飲食的真正原因。然而,這些故事不僅是我的故事。蘇聯擁有多達三億的人口,對於這個昔日超級強權的每一分子來說,食物從來就不只是個人的問題。一九一七年,麵包暴動是顛覆沙皇政權的導火線,而在七十四年之後,毀滅性的糧食短缺又將戈巴契夫搖搖欲墜的帝國扔進了歷史的垃圾堆。在此之間,七百萬人由於史達林的集體化政策活活餓死,四百萬人在希特勒的戰爭中因為飢餓而喪生。即使在相對平靜的歲月裡,在赫魯雪夫和布里茲涅夫(Leonid Brezhnev)主政年間,張羅食物的日常戲碼也遠遠勝過其他考量。跨越十一個時區,排隊購買食物的社會主義集體宿命讓蘇聯十五個民族共和國的同志們站在一起。飲食是蘇聯政治歷史上恆久的課題,滲透我們集體潛意識的每一個微小細節。藉由蘇聯過分偏執的好客傳統──多一點鯡魚、多一點「醫生香腸」──和大眾對於有機會取得比較好的香腸的少數特權分子、騙徒和黨工政客同仇敵愾的嫉妒與憤恨,食物讓我們團結起來。我們的生活總是單調沉悶,偶爾荒謬滑稽,有時悲苦得令人難以承受,但同時卻也天真單純、樂觀而喜悅。食物以家常的現實支撐這個極權國家,為我們的生活增添了希望的微光。一位學者曾經提到,食物定義了俄國人承受當下、想望未來與連結自身過去的方式。

如今,那段過去已不復見,在蘇聯解體之後消逝無蹤。文化廢墟取代了我們的「社會主義祖國」,宛若一座巨大的蘇聯亞特蘭提斯考古現場。不過,我們並不打算就此拋棄這些瓦礫殘跡。傾倒了的無頭領袖塑像、歌曲冊、糖果包裝紙、曾經鮮紅的少年先鋒隊(Young Pioneer)領巾和沾上塵垢汙漬的三角形蘇聯牛奶紙盒──我們堅守著這些碎片。憂鬱的廢墟激發浪漫主義者對於理想化的過去懷舊的愁思,我們的遺跡則截然不同,是實體家園和昔日生活的碎片。對我們來說,這一切依舊承載著意義:歷史的、政治的或個人的,大都模糊而曖昧不清。

一九七四年,來到費城幾個星期後,我著手蒐集自己的社會主義碎片。媽媽隨即擁抱美利堅(Amerika),而我呢?蜷縮在我們棲身之處硬邦邦的沙發上,閱讀契訶夫(Anton Pavlovich Chekhov)的《三姊妹》(Three Sisters),和劇中的人物一同啜泣:「去莫斯科……去莫斯科。」在「羅賓漢餐廳」(Robin Hood Diner)用過第一餐之後,我對資本主義美味佳餚的兒時幻想瞬間崩毀。我被一團倒人胃口的包心菜沙拉噎住,震驚地盯著像是「日輝牌」(Day-Glo)螢光塗料的「維菲塔」(Velveeta)乳酪。在家裡,母親開心地將「奧斯卡・梅爾」(Oscar Mayer)波隆那香腸放在怪異的「神奇麵包」(Wonder Bread)上,我則一心思念著莫斯科香噴噴的發酵黑麥麵團和便宜的「克拉克夫香腸」(Krakovskaya kolbasa)不新鮮的難聞味道。我非常肯定,在費城最初幾個月的生活裡,我喪失了味覺。少了政治的激情、好客的殷勤和英勇壯烈的匱乏光環,食物似乎也就無足輕重了。

我在公寓裡來回踱步,像個落魄的孤兒,嘴裡複誦著尖刻的蘇聯短缺(defitsit)笑話。「能請你幫我切一百克香腸嗎?」一個人在商店裡問。「拿香腸來,我們就幫你切。」女店員回答。或者,「為什麼要移民?」「因為我已經厭倦慶祝了,」猶太人說,「買到衛生紙──慶祝;買到香腸──又要慶祝。」

在費城,沒有人會為了「奧斯卡・梅爾」波隆那香腸而歡欣慶祝。

為了喚醒味蕾,我開始在腦袋裡玩一個遊戲:想像自己置身在鄉間別墅(dacha),小屋四周環繞著多刺的醋栗叢。在心中,我以一個幻想的三公升罐子保存、醃漬我的蘇聯社會主義回憶裡各式各樣的味道與氣息:「列寧勳章紅色十月」(Order of Lenin Red October)巧克力的包裝紙上有歡欣愉悅的孩童;「布爾什維克工廠」(Bolshevik Factory)紅色包裝的「紀念餅乾」浸泡在茶水裡──茶葉的黃色盒子上有一隻大象──會非常哀傷地溶化。我幻想自己剝去濕軟的長方形「友誼乳酪」(Friendship Cheese)的錫箔紙,暫停一下,然後將想像的鋁叉戳入以史達林的食品工業人民委員命名、售價六戈比的肉餅外層工廠製造的麵皮。

然而,意識形態的烏雲使我的鄉愁練習暗淡了下來。「友誼乳酪」、香腸和巧克力──全都是我們所逃離的、辱罵的黨國政府製造的產品。回憶起媽媽朗讀的普魯斯特,我想到一個說法:毒瑪德蓮。

這就是我的「毒瑪德蓮」回憶錄。是我的母親──我廚房裡的共謀,也是我與過去的中介──啟發了我,以此途徑跨越這道巨大的鴻溝、這集體神話和個人反神話的失控衝突。透過食物的稜鏡,我們將重塑蘇聯歷史的每個十年世代──從一九一○年代的前傳到當今現世的後記。我們將攜手踏上一趟為時一年的不凡旅程,以母親的廚房和餐廳作為時光機與記憶的培養皿,藉著飲食和烹飪回顧一代又一代的蘇聯生活:戰爭時期的糧票配給和共同公寓廚房的怪誕回憶;列寧血腥的穀糧徵收與史達林的餐桌禮儀;赫魯雪夫的廚房辯論以及戈巴契夫災難般的禁酒政令。儘管在如此困乏、短缺的環境,仍以食物聚焦我們的日常生活、以食物進行強迫性的好客款待和深刻、不可思議的盛宴。

1970年代:祖國的美乃滋(節錄)

一九七四年晚春,一個舒適美好的日子,我們社會主義祖國的偉大首都覆蓋在白樺樹茂密交織的黃綠色樹蔭之中。然而,在我們經常光顧的雜貨商店裡,核災似的寒冬正在發威。在甜菜上頭,除了稀鬆平常的腐爛痕跡之外,還附著了白色、發綠的黏糊物質;馬鈴薯也冒出突變的怪瘤。通常母親對此並不在意,但這回,她沒買做湯的材料便忍著眼淚、氣憤地衝出商店。在街角的「三隻小豬」(Three Piglets)店裡,更可怕的場景等待著她──櫃台空空蕩蕩,只剩下一些血淋淋的不明肉塊。

「乳房和鯨肉!」小鼻子女店員大聲嚷嚷,她憤怒的臉色像是凍瘡。

家裡有兩口要餵,媽媽只好忍氣吞聲地各要了半公斤,試著不看殘留在磅秤上的深紅色血跡。「打開你的袋子。」女孩說著,粗魯地把肉塞給媽媽。媽媽說,她忘了帶網袋。她低聲下氣、卑微地拜託女孩給她些包裝紙。「一張報紙,什麼都好──我付你錢。」

「小市民!」女孩板著臉斥責道。「你以為,在這個國家,什麼東西都能買賣嗎?」

媽媽氣炸了。這一切──乳房和鯨肉、店員沒好氣的臉色和我們爛透了的慷慨祖國──令她大發雷霆。她還是把肉帶走了。回家的路上,她赤手拿著肉塊──這個國家冷血地踐踏她的尊嚴的呈堂證供。

媽媽衝進家門時,我才剛從學校回來,正在練習柴可夫斯基《四季》(The Seasons)中的〈二月〉。她喚我進廚房。

她的手上還帶著血。我們的對話非常簡短。

媽媽宣布,她受夠蘇聯了。她終於準備好申請出境簽證──前提是,我也認真地這麼希望。

「如果你想留下來,」她說:「我們就留下。」

就這樣,我從我的「紅色十月」(Red October)立式鋼琴前被叫去,決定我們未來的一切。我聳聳肩。「好啊,媽媽。」我回答。

外國會是一場冒險,我歡快地補充。

★★★

坦白說,我只是為了安撫媽媽而故作高興,假裝不在乎罷了。

我沒有理由移民,對祖國也並無憤恨不滿。只要我不想上學,嚇壞了的醫生們都會順著我的意思,為我開證明請假。所以,就連疾病也不是太大的困擾。我十歲了,已經告別了愁眉苦臉、成日厭食嘔吐的過去。我終於有機會享受成熟社會主義的快樂童年。

關於成熟社會主義的二三事大致如下:

我的祖父母滿懷理想地擁抱這個體制,而我的父母,那群六○年代「解凍」時期的都會知識分子,則以同樣的熱情與之對抗。我們,「停滯」(zastoi)的孩子們,則感覺到自己和祖國之間有一種截然不同的關係。在蘇聯歷史上,我們是第一個未曾經歷分裂和創傷的世代──沒有清算、沒有戰爭,也沒有宣泄的去史達林化,我們將真誠視為理想。在我們的時代,就連街上的貓都明白,政府的烏托邦計畫不過是場滑稽的鬧劇。我們,布里茲涅夫的孫子們,在理想主義的廢墟上跳房子(klassiki)。

幸福快樂?「璀璨的未來」?

在憤世嫉俗、消費至上的七○年代,這些概念體現在「公寓(kvartira)─汽車(mashina)─夏屋別墅」神聖的三位一體上,還有進口的綿羊皮毛外套和關係──那無所不能的關聯網絡令納姆和拉莉薩不齒。一個「停滯」年代的笑話歸結了歷史學家所謂的布里茲涅夫社會契約。成熟社會主義的六個矛盾:一、沒有人失業,但也沒人工作;二、沒人工作,但生產力攀升;三、生產力攀升,但商店裡空無一物;四、商店裡空無一物,但冰箱是滿的;五、冰箱是滿的,但沒人滿足;六、沒人滿足,但大家都投「贊成票」。

為了回報假選舉中的「贊成」選票,克里姆林宮裡的老人政治集團控制物價,並保證名義上的社會穩定,也就是「假裝支付工資」的穩定工作,而同志們則「假裝工作」。同時,只要非主流的經濟和文化模式不公然抵觸官方常規,政府可以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如同一位學者指出,在社會主義的晚期,只有職業的共產黨運動者和異議分子對意識形態的表象信以為真。這群人是絕對的少數,而社會大眾則是在老朽的權力機器中找到破洞和裂縫,辛苦地勉強度日。

我從幼稚園時期格格不入、眼神暗淡的邋遢鬼搖身一變,成了詭計多端、奸詐狡猾的小蘇維埃人──關鍵就在列寧誕辰週年紀念那年。一九七○年,列寧墓裡受人愛戴、永垂不朽的弗拉基米爾.伊里奇一百歲了。祖國不斷地以矯情浮誇的排場盛大慶祝,但如此強迫灌食的歡娛卻對大眾心理造成了反效果。

我們才剛搬到阿爾巴特不久,正好就位在莫斯科的中心,被川流不息、狂飲大量茶水的訪客們包圍。在昔日外祖父母寬敞通風、多角的廚房裡,人們來來去去,將我們吃垮──同時招待我們享用週年紀念笑話大餐。一系列的「列寧紀念品」讓我陷入一陣私密的狂喜。這一系列產品包括:

三人床:「列寧與我們同在」(一句無所不在的政府標語)
糖果:巧克力包列寧
香水:伊里奇之味
乳液:列寧的骨灰
西伯利亞旅遊指南:給那些開列寧玩笑的人們!

我開心極了,因為在此之前,列寧帶給我太多痛苦。媽媽努力將他從我幼小的心靈中驅逐,所以在家裡我只能偷偷摸摸地崇拜伊里奇。而在幼稚園裡,他卻又令我作嘔。我被迫將列寧狂熱配著黑色魚子嚥下,情況之煎熬、之令人氣餒,害我幾乎每天嘔吐。直到誕辰紀念笑話的全民嘉年華解救了我,使我脫離列寧矛盾的存在引起的精神分裂。笑神奇地讓一切都變小。想像蓄著鬍子、瞇著眼睛的列寧──取代葡萄乾和腰果──被困在牛奶巧克力糖裡,不知怎麼地,賦予了我力量。附近的酒鬼將列寧百歲誕辰的一盧布紀念硬幣啪地一聲,拍在小酒館髒兮兮的櫃台上,嘀咕著:「我的口袋不是你的墓,你不會在裡面待上太久的!」見到這樣的場景真是令我開心。

隨著我漸漸成長,祖國的符號象徵不再是固定單一的意識形態景觀,而成了不折不扣的萬花筒──從中,我見到不斷變化的意義和回響。在我升上三年級,認真地玩味身上少年先鋒隊領巾的多重含義之前,我與蘇聯分裂的意識進一步講和。相較於使人疲弱、衰竭的災難,這樣的心態更像是一種健康的成熟社會主義思維方式。

你不能擁抱或反抗威權,我已瞭解到:你得參與其中並與之協調。

在學校裡,我也汲汲營營地追求最關鍵的成熟社會主義商品──社會聲望。我的方法是建立自己與那神祕的外國之間深厚的關係,畢竟,我們就居住在莫斯科充斥使館外交人員的區域。我厚臉皮地跟蹤他們的子女。來自安卡拉的謝達(Sheyda)是我的第一個目標,她成了我最好的朋友,而我也因此享受到每週一次在離家不遠、使館林立的大尼基塔街(Bolshaya Nikitskaya Street)上的土耳其大使館過夜的機會。我還與尼瑪(Neema)和瑪格莉特(Margaret)成為朋友,她們分別是迦納和獅子山大使的女兒。迦納──多麼偉大的世界強權啊!我心裡想著,經過不苟言笑的守衛身旁,溜進私人電梯,直達迦納大使豪華的客廳。

外交名流的生活使我擁有大量高貴的舶來品:原子筆、唐老鴨貼紙、「聰明豆」(Smarties)、箭牌的「多汁水果」,還有閃亮的包裝紙上印有頭巾美人圖案的土耳其「馬貝爾」(Mabel)口香糖。我幾乎不吃這些零食,而是以自己謙卑的方式為布里茲涅夫時代龐大的影子經濟貢獻一分心力。我販賣、交易,並且以進口商品換取服務和好處。學校裡最迷人的男孩,比我大兩個年級的帕弗利克(Pavlik),為了三顆走了味的M&M’s巧克力,順從地為我提了一個星期的書包。我在女生廁所裡販賣「多汁水果」,然後用所得的利潤招待自己在科學院(Academy of Sciences)高檔的「學者之屋」(House of Scholars)俱樂部享用大餐。媽媽送我去上每週三的舞蹈課。我翹掉愚蠢的芭蕾練習,然後直奔以奢華的大理石裝潢的餐廳。有一次,媽媽提早來接我下課,舞蹈老師責備地示意她來到餐廳。我就在那裡──真正的黑市商人,在鍍金的鏡面下我經常光顧的角落裡,獨享盛在燉鍋裡的野菇「細絲」。

浪漫而神祕的疾病、社交聲望和成功茁壯的黑市生涯,更別提在意識形態的廢墟上跳房子了──這就是母親提議要帶我離開的世界。但我愛她,所以為了她,我對她的移民計畫投下了布里茲涅夫時代言不由衷的「贊成票」。

★★★

一九七四年五月,為了不連累同事,媽媽辭去工作,然後將移民的申請文件交給一位國家簽證註冊處的職員。那位職員是個討厭猶太人的斯拉夫人,她有個非常諷刺的姓:以色列娃(Israeleva)。

媽媽並不抱太大的希望。最大的問題是納姆──他和他精彩的「情報工作者」經歷。「他們不會讓你通過的!」外公聽到她宣布想要移民,氣得暴跳如雷,放聲大吼。他可沒嚇唬人。沒有幾個「列管」親戚,卻被打入被拒絕者(otkazniki)行列的申請者大有人在。這些留著鬍子的社會邊緣人和異議英雄被駁回出境簽證的申請,此後便過著名列黑名單上的生活──沒有工作、沒有錢,時時刻刻都有K G B探員尾隨。在必要的「父母同意」表格上,媽媽偽造了納姆的簽名;在描述他的工作欄位裡,她寫下了含糊的「退休」。

我想,大概是嚴謹的國家簽證註冊處有了疏漏。七月,我和媽媽頂著滂沱大雨從綜合醫院回來,見到爸爸拿著拆開了的國家簽證註冊處信封。

「九月,」他脫口而出。「上面說,你們得在九月之前離開!」

就這麼一次,爸爸看起來大受打擊。雨停了之後,他帶我去一間醜不拉嘰、燈光太強的烤肉串餐廳用餐,那裡就連午餐時間也有樂團大聲演奏。他要我別忘了他,要記得寫信。他不帶譏諷的語氣震驚了我。突如其來的父愛令我覺得不好意思,只好默默地對付堅硬、強韌的肉塊。

接下來的兩個月,我們為了處理繁雜的手續而疲於奔命,但卻又停滯不前。他們是如何折磨我們這些未來的難民!排隊遷出「居住空間」、排隊公證過往的生活中每個與法律有關的瑣碎片段。還有錢!就像是勒索和凌辱的最後一擊,政府對註銷蘇聯國籍者收取巨額的費用。合計起來,移民的花費相當於兩年的薪水。媽媽學生時代的朋友瑪莉娜(Marina)當時人在紐約。靠著販賣她寄來的藝術書籍,媽媽才勉強湊足現金──這是一筆借款,日後將以美金償還。

弗拉.安傑利科、竇加和馬格利特贊助了我們移民所需的資金。「想想看,安紐奇克!」媽媽一面大聲驚嘆,一面吃力地將高價的書本搬到一間滿是灰塵的二手書店。「很快──很快我們就能看到原作了!」

我注意到,申請出境簽證的過程改變了母親。

她對痛苦的淚水和憂傷的懊悔完全不感興趣。她所想像的離開並不是悲傷而長久的告別,而是唐突的切割──是一次無痛的外科截肢手術,切除她作為我們偉大祖國的國民四十年的歲月。說是截肢可能還太過慎重。或許,對媽媽而言,她的過去不過是一顆蘇維埃肉疣,會自然掉落。抑或是,注射藥物之後的快速死亡,然後在另一個未來、另一個維度重生──打從來自梅克內斯的路西安在「國際青年嘉年華」上握住她的手的那刻起,她便自覺屬於那個無法想見的他方(tam)。毫無例外,媽媽總是因為《戰爭與和平》裡的同一個段落而掉下淚來;面對爸爸的不忠,她昏厥──真的昏厥──過去。就連我──我們家憤世嫉俗的黑市商人──也無法明白,那麼纖細易感的女子,怎麼能在這樣令人悲傷的情況下表現得如此堅決。我不記得看過母親哭。

和過去的切割也包括實際的物件殘餘。

懷恨在心的布里茲涅夫祖國允許我們各攜帶三件行李。媽媽為我們準備了兩個小箱子:一個是黑色塑膠材質,形狀修長;另一個則畸形礙眼,像一塊膨脹、腐蝕的磚塊。她刻意忽略了在「猶太叛徒」之間流傳的「必帶清單」:個人必需品和在維也納、羅馬轉運站可以賣掉的東西。後者包括手工的亞麻織物、「澤尼特」相機、俄羅斯娃娃(matryoshka)和發條玩具雞──在「永恆之城」的跳蚤市場裡,這些物品顯然供不應求。除此之外,還有「錘子與鐮刀」紀念品,多愁善感的義大利共產主義者不得不為這些商品掏出大把的里拉。

還有,總而言之:「一切你所寶貝的。」

我們的迷你行李中包括:一條小毯子、兩副餐具、兩組寢具、兩個有粉紅色花朵的捷克斯洛伐克碗,還有一件無比難看的喬治亞赤陶花瓶──當作「寶貝的物件」。我們沒什麼衣服,沒有靴子──我的穿不下了,母親的則嚴重滲水。媽媽沒忘記帶上一個空的美乃滋罐子──我尿液檢驗用的容器。不然,萬一美國的診所裡沒有合適的玻璃器皿又該如何是好呢?

「還想帶些什麼嗎?你的寶貝?」母親問。

我拿不定主意。

我收藏了一套進口巧克力的包裝紙,洗淨之後用拇指壓平,夾在吉利亞洛夫斯基的《莫斯科與莫斯科人》裡。不過,大費周章帶著這些資本主義的象徵有何意義呢?我將會住在那裡,那裡有更多、更多,不是嗎?我好喜歡納姆外公噹啷作響的徽章,但他一定不忍割愛。再說,那些徽章也過不了海關。

令我意外的是,我竟然想起了討厭的學校制服:褐色,長度及膝,扎人的羊毛質料,外面搭配黑色的長圍裙。這件制服每年乾洗一次──如果有乾洗的話。每個星期,在我們的十一個時區裡,蘇聯母親們都會重複這樣的家庭儀式:將領子和袖口的白色蕾絲拆下,然後縫上新的。我的母親總是在星期一晚上,一邊縫著,一邊在黑色的電話上喋喋不休地閒聊。在父母的房間裡,我們坐在低矮的芬蘭三腳桌旁,爸爸常忙著黏補盤式錄音機(magnitofon)上破裂的磁帶,我則收看晚間電視新聞節目「時代」。「關小聲一點。」當播報到頓巴斯(Donbas)的冶金工人盡責地超標完成「五年計畫」、烏克蘭黑麥盛產,或停格在眉毛茂密的親愛的列昂尼德.伊里奇.布里茲涅夫和雙頰長滿鬍鬚的菲德爾永恆的擁抱時,母親會低聲噓道。

電視氣象預報伴隨著又甜又苦的流行配樂,彷彿沒有盡頭。在烏茲別克是陽光普照的攝氏二十度,堪察加(Kamchatka)則是大風雪。列寧格勒地區──間歇性降雨。我們的社會主義祖國多麼廣袤無疆!

我怎麼能向父母坦承,自己因為這樣的遼闊而暗自感受到一股驕傲的刺痛?想到在未來的生命裡,上床睡覺時,我再也不會知道烏拉山脈是否會下雨,令我感覺心痛。

我走進我的房間,攤開學校制服。它太小了。新的學年已經開始,但我有了猶太復國主義敵人的新身分,不能和朋友們說再見。我將衣服按在臉上,吸進體制的臭氣。我不像媽媽那樣鄙視這個味道。我從一個口袋裡掏出一小片包在銀色錫箔紙裡的「多汁水果」,再從另一個口袋裡抽出皺巴巴的少年先鋒隊紅領巾。
突如其來一陣愛國的念舊情懷驅使我轉身面向門口,準備告訴媽媽,我想帶著這條領巾──但又停了下來。因為我知道她會說什麼。

不,她會淡淡地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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