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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希臘史筆記──希臘城邦制度 |

[3111NP003]
作者:顧准
25開 344頁 平裝
ISBN:986-816-233-5
CIP:740.213
978-986-816-233-4
初版日期:2005年12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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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價: NT$ 320| 會員價: NT$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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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本書是以讀書筆記的形式寫成的,是顧准研究世界歷史計畫中的一環。他原擬寫畢後再做修改,生命卻不允許他在人世間多做逗留!「在看來已有定論的學術領域,他另闢蹊徑,對古代希臘和古代中國作了比較研究,提出了引起使學界重視的見解。」這是對此書比較公正的評價。希臘的官制、兵制與中國或其他亞洲政體有多少差異?希臘城邦制度與東方專制主義有何不同?希臘的城邦制度與航海技術的真正來源又是什麼?克里特文明源自何處?斯巴達為何會是城邦制度中的變例?為什麼當代的民主政治起源於雅典城邦……以及許多關於希臘歷史的問題,都是顧准希望能在本書中予以解答,甚至已經給出答案的!因此這本筆記無疑能給喜歡希臘歷史的讀者,一番嶄新的感受,以及更寬拓的視野!

顧准
(1915-1974),1915年出生於上海,十九歲時加入共產黨,畢業於上海立信會計學校。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初期,為上海市財政的主要領導人之一。然而由於其獨立精神和創造性,很快就受到政治運動的打擊,而於1952年被解除一切職務,分別於1957和1967年兩度被打成右派。文革期間,備受折磨,妻死子離。然而,在政治迫害與貧病交加的雙重折磨下,他卻以超乎尋常的毅力大量閱讀中外歷史和哲學著作,衝破共產主義意識型態的牢籠,尋找中國現代化道路的答案,為當代中國留下了閃耀的思想果實,知識份子的典範。1957年,發表《試論社會主義制度下的商品經濟和價值規律》,首次提出了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實行市場經濟的構想。文化大革命期間,他在逆境中寫下了本書與《從理想主義到經驗主義》等著作,並於1994年收錄於《顧准文集》中,使其思想得以流傳於世。顧准是一九六○、七○年代具有獨立思考精神的代表人物之一。在那個時代,他以自身示範了何謂獨立思考的精神與敢於跟威權為敵的勇氣;在這個時代,他的筆記或許又當照亮人們印象中關於希臘的某個深邃的角落。


希臘政治和希臘哲學上的雅典潮流和斯巴達潮流

我們說西歐民主淵源於希臘民主是對的,但是說希臘政治除民主潮流而外沒有別的潮流就不對了。希臘政治史和希臘政治思想史一樣有兩大潮流洶湧其間:雅典民主的傳統,和斯巴達「民主集體主義,集體英雄主義……」的傳統。雅典民主是從原始王政經過寡頭政體、僭主政體而發展起來的,斯巴達傳統則始終停留在寡頭政體的水平上。
如果說雅典民主引起了世世代代民主主義者的仰慕,那麼,必須承認,斯巴達精神也是後代人仰慕的對象。它的尚武精神,它的平等人公社,它的看來是「共產主義」的平等主義的生活方式,都使得她在古典希臘時代的政治生活中起重要的以至支配的作用--她在希波戰爭中是戰勝波斯帝國的重大因素,在伯羅奔尼撒戰爭中打敗了雅典同盟。此外,雖然斯巴達沒有出過一個哲學家,也不知道她出了什麼藝術家,古希臘哲學家中的巨頭柏拉圖,卻是斯巴達政制和斯巴達精神的熱烈的崇拜者--他的《共和國》就是斯巴達體系的理想化。
我對斯巴達體系懷有複雜矛盾的感情。平等主義,鬥爭精神,民主集體主義,我親身經歷過這樣的生活,我深深體會,這是艱難環境下打倒壓迫者的革命運動所不可缺少的。但是,斯巴達本身的歷史表明,藉寡頭政體、嚴酷紀律來長期維持的這種平等主義、尚武精神和集體主義,其結果必然是形式主義和偽善,是堂皇的外觀和腐敗的內容,是金玉其外而敗絮其中;相反,還因為它必定要「砍掉長得過高的穀穗」,必定要使一片田地的穀子長得一般齊--它又不精心選種,不斷向上,卻相反要高的向低的看齊--所以,斯巴達除掉歷史的聲名而外,它自己在文化和學術上什麼也沒有留下,甚至歌頌它的偉大的著作,還要雅典人來寫。當然,我這裡說的是感情;至於嚴肅的分析,經過多年探索之後已經解決了,也已經懂得怎樣來分析我自己的矛盾的感情了。
馬克思是雅典精神的熱烈的贊揚者。他的博士論文在高度贊揚伊壁鳩魯哲學之後,引用了雅典悲劇作家埃斯庫羅斯劇本,寫下了下面的話:

普羅米修斯的自白:說句老實話,我憎恨所有的神,--也就是哲學本身的自白,哲學本身的箴言,是針對著凡是不承認人的自覺為最高的神的一切天神與地神而發的。

這是他一生信念的宣言書。繼承他的遺志,利用他的筆記,寫下了《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的恩格斯,把易洛魁人的直接民主,直接和雅典民主焊接在一起,完全撇開了斯巴達;而且,還不惜(其實,就「客觀主義」的歷史而論,是歪曲)把分明神權政治的希臘王政(譯文作巴息琉斯,即希臘語的王)說成是「軍事民主」。此外,以前在《直接民主與「議會清談館」》,中我還沒有意識到,而這次譯格羅脫的文章時才領會了的,馬克思在《法蘭西內戰》中為法國人設計的一套政治制度,分明以希波戰後「雅典同盟」[3]為其原型。他早期著作中熱誠的民主主義傾向,對於這位精研了希臘文獻的哲學博士來說,啟示無疑得自雅典民主。《共產黨宣言》所樹立的共產主義目標:「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自由發展的條件」,雅典氣味就更濃了。
馬克思當然不滿意雅典存在著奴隸這件事,更不滿意他所處的時代,資本主義狂飆突進時代的金權政治的空氣,所以他的共產主義以「克服勞動者從他自己所生產出來的產品中異化成為非人」為其根本條件,這是不待說的。值得注意的是,怎樣實現克服?他完全不想取法於斯巴達。他的無產階級專政取法於1794年法國的國民公會,他主張,在物質生產還不豐裕的時候,不可以實施平等主義。他認為,這種平等主義是僧院共產主義。……
要克服異化而又反對僧院共產主義、斯巴達平等主義,這是非常非常高的理想,是一種只能在人類世世代代的鬥爭中無窮盡的試驗與反覆中逐步接近的理想。馬克思的學生中未必有幾個人能夠懂得這一點。於是,1918年李卜克內西在柏林建立的堅決的共產主義團體稱為「斯巴達團」。我對這位崇高的人是尊敬的,可惜他不理解馬克思。列寧寫《國家與革命》的時候,則乾脆把《法蘭西內戰》中所設計描繪的一套政制稱之為中央集中的政制,於是,我們從往昔的雅典的靈光中,掉到沙俄的現實世界上來了……


雅典民主的確立

雅典政制,到克利斯提尼改革為止,確實兼具「主權在民」和「輪番為治」的兩個特色。梭倫、克利斯提尼所建立的這種制度,雖然中間還經歷一些曲折,到公元前4世紀末亞歷山大征服為止,基本上沒有變化。甚至亞歷山大征服以後,雅典事實上已經喪失主權國家地位,淪為馬其頓王國的附庸,以及後來被羅馬征服,雅典淪為羅馬統治下一個自治城市的時代,政制的某些方面還保持了下來。
倘使我們回顧這種政制建成的過程,我們可以歷數以下各點:(一)庫隆暴動,動搖了古老的貴族寡頭專政;(二)德拉孔立法,貴族作出了某些讓步,但那是屬於貴族鞏固他們已經動搖的經濟和政治統治的企圖;(三)在嚴重的階級矛盾面前,雅典沒有經歷一次暴力革命,找到了梭倫這樣一個民選調解官,初步建立了民主制度;(四)庇色斯特拉托的僭政,客觀上起了貫徹梭倫改革的作用,從此以後,貴族階級獨占政權的那種舊秩序再也不可能恢復了;(五)雅典人民推翻僭政,實行克利斯提尼的改革,雅典民主從此確立了下來。回顧這個過程時可以發現一種饒有興趣的現象,這一連串歷史事變中起了某種主導作用的人物,全屬於貴族階級,甚至克利斯提尼的改革,也留下了幾個貴族世家之間爭奪政權的某種痕跡。不過這種現象,歷史上是屢見不鮮的。民主政治建立初期,文化知識和政治經濟事實上是貴族階級獨占的。當經濟基礎和時代潮流決定歷史演變趨向的時候,貴族分子有的出於個人的信念,有的純粹為了滿足個人的野心,投向人民方面,成為民主政治的鬥士,這是一種合乎歷史規律的現象。其中某些人,如梭倫,具有偉大的人格,讓「已經進網的魚跑掉」,而不願僭竊政權,則為世世代代的後人所敬仰。

希臘城邦制度的最後完成

雅典民主確立於公元前6世紀之末,其間經過一個庇色斯特拉托的僭政時期。庇色斯特拉托僭政時期,正是希臘世界諸國普遍為僭主所統治的時期--小亞細亞諸邦,大希臘與西西里、希臘本土科林斯、西息溫、麥加拉、卡爾西斯等經濟比較繁榮的諸邦亦然,唯有斯巴達保持古老的貴族政制原則,始終保持反對僭主。雅典推翻僭主,固然有斯巴達的幫助,但斯巴達指望雅典恢復貴族寡頭專政。雅典則不僅維護了梭倫改革的原則,還向民主化方面繼續跨出了一大步,為希臘諸邦做出了範例。克利斯提尼以後不久,就發生了希波戰爭。戰後雅典在經濟實力上超過米利都、科林斯,在軍事實力上超過了斯巴達,不僅後來雅典同盟加盟諸國奉它為盟主,它事實上還成為全希臘的楷模,它的民主制度成為各邦效法的榜樣。例如,雅典政制中最具特色的陶片放逐法,據考證,就有米利都、阿爾哥斯、敘拉古、麥加拉四國仿行。公元前5世紀以後,希臘各邦政制還是五花八門,各具特色,而且也變化多端。亞里士多德的《政治學》據說就搜集了150多個實例,作了比較研究寫成的,現在我們讀這部著作,還可以看到希臘政治的十分複雜的多樣性。但是,大體說來,除早期和後期的僭主政治而外,我們可以有把握地說,「主權在民」與「輪番為治」總是它們的共同的特色。所以,我們說雅典民主的確立,就是希臘城邦制度的最終完成,大體是符合事實的。

立法者
立法者(Lawgiver)在希臘史上有兩種意義:一是編纂法典,使之成文化,並予以公布的政治家兼法學家,舊邦如雅典的德拉孔,新邦如建城不久的西西里的卡塔?請卡倫達斯(Charondas)為之立法。第二種是梭倫、來庫古等實現了社會和政治制度上的重大改革的立法者兼最高政權的執掌者。例如梭倫就在他「民選調解官」的任期內立了新法,改革了舊制,它們的歷史意義,以前屢次說到,這裡不再重複。
立法者這個名詞,是文藝復興以後的西方人常常使用的名詞,如孟德斯鳩、盧梭,這個名詞在我國和僭主、民選調解官一樣是陌生的。近人麥孟華(康有為的門生,見所著《商君評傳》說:「中國……數千年來未聞有立法之事,惟求之於二千年上,其有足與來庫古、梭倫相彷彿者,於齊則得一管子,於秦則得一商君。」在某種意義上說,這種比擬也是可以的,但是管仲、商鞅是君主的顧問和大臣,而不是民選的調解官;他們的立法活動,是為君主謀富國強兵,而不是為了調整階級關係;他們立法取消了世卿政治,但是所確立的政治制度是專制政體。希臘的立法者,則把貴族政體基本上改變成了民主政體,甚至斯巴達的來庫古也不算例外。何以兩者間有此差別,看起來,上面的解釋也是適用的。春秋戰國時代,正當我國歷史轉變的關頭,但是從殷商到西周、東周長期「神授王權」的傳統,已經決定了唯有絕對專制主義才能完成中國的統一,才能繼承發揚並傳布中國文明,雖然這種專制主義使中國長期處於停滯不前,進展有限的狀態之中,但這是歷史,歷史是沒有什麼可以後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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