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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的狩獵 | Hunting for Knowledge

[3111NB009]
作者:網路與書編輯部‧編
16開 168頁 平裝
ISBN:957-302-668-6
CIP:019.07
978-957-302-668-6
初版日期:2004年01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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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價: NT$ 280| 會員價: NT$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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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閱讀比作狩獵,有合理的地方,也有不合理的地方。譬如,就西方的說法而言,在書籍上用到「hunting」這個字的時候,主要是「for books」,換句話說,去搜尋書來珍藏。是否閱讀倒在其次。因此我們這次英文書名就定為「Hunting for Knowledge」,以作區別。至於Hunting for Books,是的,我們也會做的。
另外一個不合理的地方,是真正的狩獵中,獵物應該是躲你猶恐不及。但是在閱讀的狩獵中,書和知識這個獵物卻是有靈的,只要你誠心找它們,它們會迎上你。

Hunting for Knowledge之外

郝明義

我是在韓國生長的華僑,1974年來台灣上大學。
在韓國的時候,中國人本來人數就少,生活上各種機能難以齊備。其中,書店以及書店裡的書籍,就更少之又少。更何況,我居住的城市還不是漢城,而是釜山,情況相形更差。

在這樣一個環境裡成長,後來我還可以對文字的工作有興趣,甚至後來進入了出版業工作,固然有太多命運中不可預料與解說之處,但是多年後再仔細回想,也發現其中還是有一些基本的邏輯。
這個邏輯就是,不論在多貧瘠的環境裡,最起碼,你要遇上那麼一兩本書,會在你生命中種下一兩顆神祕的種子。我要感謝自己的父母親,他們一方面盡了最大的努力幫我取得閱讀與求學的機會,一方面他們收在家裡並不多的一些書籍裡,就讓我找到了一顆那樣的種子。(這段過程我寫在本書<閱讀的狩獵>一文之中,這裡就不贅言。)


來台灣後,在閱讀這件事情上,當然像是進了天堂。儘管在學生宿舍裡聽本地的學長抱怨當時台灣在書籍上的各種禁忌與限制,但是對當時的我來說,那是還來不及抱怨的事情。
可是,很快地,我也發現了自己對那個年代的環境所感受到的不便。以一個拄著拐杖行走的人來說,去圖書館借書並不是那麼方便;去逛重慶南路很辛苦;到牯嶺街的舊書店,狹小的空間加上需要攀上蹲下,也幾近於不可能的任務。許多閱讀的機會,因此受了限制。如果閱讀比作狩獵,太多動作需要借助別人的協助時,這種狩獵是一定不足的──即使是美中的不足。
所以,起碼對我來說,1990年代之後的台灣的閱讀環境,意義相當特別。一方面固然是所有的禁忌全開,在軟體的內容上日益豐富,另一方面,許多書店與圖書館的公共設施也越來越方便,在硬體的設備上讓人更樂於親近。
不要談網路了。我從網路上買來的舊書很快就越來越多,也就十分合理了。
所以,固然時代的推進總會破壞一些舊有美好的東西,但我永遠是樂於從美好的那一面上觀察的──尤其是在閱讀的狩獵這件事情上。


可是我們還是得做一些事情才行。
看過《大敵當前》(Enemy at the Gate)那部電影嗎?那個在列寧格勒戰役留名的狙擊手,是從小跟著爺爺埋伏在雪地裡獵取野狼的。越小接觸一個狩獵的環境,越容易成為一個獵人。在閱讀的領域裡,也是如此。
有關閱讀,我們從小最重要的一個環境,就是學校。而今天的學校,只是一個教你如何接受閱讀的餵食,而不是閱讀的狩獵的環境。
我們會另外找機會再談這個主題。


把閱讀比作狩獵,有合理的地方,也有不合理的地方。譬如,就西方的說法而言,在書籍上用到「hunting」這個字的時候,主要是「for books」,換句話說,去搜尋書來珍藏。是否閱讀倒在其次。因此我們這次英文書名就定為「Hunting for Knowledge」,以作區別。至於Hunting for Books,是的,我們也會做的。
另外一個不合理的地方,是真正的狩獵中,獵物應該是躲你猶恐不及。但是在閱讀的狩獵中,書和知識這個獵物卻是有靈的,只要你誠心找它們,它們會迎上你。

閱讀的狩獵/郝明義
當審判之日來臨時,一些有名的征服者、律師和政治家都來接受他們的報償──他們的皇冠、桂冠以及刻在大理石上的永恆的名字。而當天主看見我們腋下夾著書向他走來時,他略帶羨慕地向彼得說:「你看,這些人不必任何報酬給他們,因為他們在人間已經熱愛過讀書。」──Virginia Woolf

2002年周振鶴先生為我們寫了一篇文章,提到從馬禮遜開始,最早編寫英漢字典的一些外國人。那年秋天,我去上海和他見面,從他的文章問起最早編寫英漢字典的中國人又是誰。我第一次聽到「鄺其照」這個名字。

接下來,我想對這個人以及他所編的字典多了解一些。但是非常困難。首先,據周振鶴所說,鄺其照編的英漢字典,目前僅存的一個版本是在東京的一個御茶之水圖書館。(我請人去看,但那個圖書館當時正在長期封館。)再來,找不到什麼書可以讀。我唯一讀到的書面資料,是在北京圖書館裡查到周作人的一篇文章<翻譯與字典>。那篇文章提到,據說當年連福澤諭吉學英文都是用鄺其照編的英漢字典。

這樣,我對鄺其照的好奇越來越強了。這個才不過一百多年前,並且很有關鍵位置的一個人物,怎麼可能一下子就淹沒,消失不見了?

當然,網路搜尋引擎幫我找到一些有趣,但是零碎的資料。

譬如,我找到了這樣一條:「第四批官費留學生劉玉麟、林聯輝、周傳諤等30人由鄺其照率領,在上海搭萬昌公司輪船動身赴美。《徐愚齋自敘年譜》」,以及這樣一條:「(廣州)聚龍村人傑地靈,歷史上出過不少名人:故居該村3號的鄺其照,曾任清朝政府派駐新加坡的商務領事、駐美商務參贊助理等職。」

當年十二月我去東京參加一個有關亞洲出版的的研討會。會後循例去神保町的書店街逛了一圈,在一家舊書店裡買了一本《蘭和.英和辭書發達史》(永山鳥大典/著)。回來一翻閱,我被書後一個14頁的附錄<英語辭書史年表>震住了。鄺其照和他所編的字典,在明治維新之後日本人的英語學習字典史上,共出現了三條。日本人保留的資料,讓我第一次印證了周作人說法的可能。

其後我在網路上查到關西大學一位內田慶市教授有一本書談到鄺其照,設法用email聯絡上他,取得他的書一讀。這本書和大約同時沈昌文先生從北京傳來的一篇文章,幫我解開了鄺其照的字典為什麼消失了的謎團:原來到1899年,他的字典經過修訂、增補之後,成為商務印書館出版的第一部英漢字典:《商務印書館華英字典》。

那年12月出版的《詞典的兩個世界》裡,終於有了一篇把鄺其照的面貌稍微介紹得清楚一點的一千字文章:「鄺其照,字容階……1868年,鄺其照著的《字典集成》在香港的中華印務總局出版,後來第三版時改名《華英字典集成》。……書成初版的那一年,是日本明治元年,正是中日兩國國力消長互見的年代。……1899年增田藤之助也據以「校訂編纂附譯」而成《英和雙解熟語大辭彙》(英學新誌社出版)。…… 」

我對鄺其照的了解仍然只是皮毛,只是,多少有了一個起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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