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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知識之路──約翰‧彌爾自傳 | John Stuart Mill Autobiography

[3111GL007]
作者:約翰.彌爾
Author:John Stuart Mill
譯者:吳良健&吳衡康
25開 252頁 平裝
ISBN:986-684-103-0
CIP:144.53
978-986-684-103-3
初版日期:2007年05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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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明義 導讀:<一個普通讀者如何閱讀一本「天才」之書>
「由於這條知識之路的絢麗奪目,所以我覺得有如在觀賞一部不可名狀的電影。……彌爾以他條理清晰,文筆簡潔的敘述,為我們清楚地描繪出一條可供後人依循的路途。……正由於他說明得如此清楚,所以這一條特殊的知識之路,其實是任何一個普通讀者都可以學習的。」


彌爾是古今少有的奇才:他沒有上過學校,卻是世界著名的邏輯學家、哲學家、經濟學家、歷史學家、文學家、社會運動家。從小他所有的學習,都是來自於經濟學家父親嚴格的教育。他三歲學希臘文,童年即閱讀了《遠征記》、《對話錄》、蘇格拉底《回憶錄》等書;八歲開始學拉丁文、代數和幾何;十二歲起研究邏輯學,熟讀亞里斯多德的邏輯學論文,並寫下《羅馬政治史》;十三歲時,他在每天散步中聆聽父親傳授經濟學,回家後記錄下來,就這樣完成了《政治經濟學要義》一書。
這種強迫性教育為他省下了知識份子在一般學校制度浪費的十年時間,但也有其缺點:「我不曾有過童年。」彌爾坦承。對於理性的幾近病態的強調,使得他在二十歲那年陷入精神危機,最終是藉由閱讀、思考、以及愛情才幫助他度過難關。
《彌爾自傳》是一部奇特的傳記,與同類著作相比,它可算是一部完全知識性的作品,除了有幾頁提到他妻子的文字外,幾乎沒有感情的描述,但它的平淡質樸卻能使讀者無比感動。彌爾的自傳是十九世紀知識份子歷史中極為重要的文獻,它詳細記錄下作者親自接受的卓越教育經歷──雖然對大多數人而言,此種經歷讀起來像是中世紀苦役的記錄──今天,閱讀這一位天才的學習之路,不管是做為兒童教育的參考,或是自身修習的思索,都能帶給我們無限的啟發。

John Stuart Mill(約翰.彌爾)
(1806~1873)
十九世紀歐洲重要思想家,英國著名的哲學家、經濟學家與政治理論家,世人譽為自由主義的承先啟後大師。
約翰.彌爾生於一八0六年,自幼便展現聰明天才,在父親嚴格的教育下,三歲學希臘文;八歲學習拉丁文、代數和幾何;十歲讀完柏拉圖的著作;十二歲起研究邏輯學,熟讀亞里斯多德的邏輯學論文;十三歲讀政治經濟學,研習亞當史密斯和李嘉圖的學說。十四歲時前往法國,在邊沁的弟弟家裡寄住,修習化學、植物學和高深數學。
由於家學淵源,約翰.彌爾從小就與邊沁、李嘉圖等思想家接觸,深受他們的學說與思想所影響。十七歲時他進入東印度公司,任職三十五年,一八六六年以自由黨候選人身分成為英國國會下議院院員,任內他積極爭取工人階級選舉權、保護愛爾蘭人的權力,並在妻子與女兒的鼓勵下,大力主張婦女選舉權。
彌爾一生寫作不輟,著有《邏輯學體系》、《論自由》、《論代議政治》、《政治經濟學原理》、《功利主義》等,對後世哲學、政治等思想的發展,皆有深遠的影響。

譯者簡介:
吳良健
曾在中國大百科出版社工作多年,參與《簡明不列顛百科全書》審訂;後在中國社會科學院西亞非洲所從事《非洲通史》等譯審工作。譯作有《資本主義、社會主義與民主》、《歐洲經濟史》、《西方民主入門》、邱吉爾《第一次世界大戰回憶錄》等近十種。

吳衡康
北京商務印書館編審。主持組織選編和翻譯西方經濟學名著工作多年。譯有《孤立國同農業和國民經濟的關係》、《貿易論》等。負責總審訂有:《劍橋世界名人百科全書》、《美國康普頓百科全書》、《牛津當代百科大辭典》等。


導讀一個普通讀者如何閱讀一本「天才」之書
郝明義


記得最早讀約翰.彌爾的自傳,有點像是去看一場電影。


彌爾,以嚴復過去譯為「穆勒」的名字,而為我們所熟悉。但是過去從中學教科書上所知道的,僅限於他在十九世紀集政治家、經濟學家、社會學家、哲學家等於一身,以及閱讀過他的《論自由》(On Liberty)。

想要讀彌爾的自傳,是因為看了一篇報導艾德勒(Mortimer Adler)求學的文章。艾德勒早年因為想當記者,輟學去報社打工,後來為了改善寫作,去上大學的夜間部課程。這時他讀到了彌爾的自傳,知道彌爾竟然是在五歲就讀了柏拉圖的書之後,艾德勒不但從此為哲學所著迷,也開始了他在大學的正式求學,最後自己在教育領域卓然成家。

我因為想知道彌爾是如何在五歲就讀柏拉圖的著作(後來發現其實是七歲),所以也跟著去讀了他的自傳。一打開書,就如同搭上一列雲霄飛車,又好像置身三維立體電影銀幕之前,五色炫目,神馳心移。

彌爾沒有進過學校,因為他父親「依照自己的意見,力圖使我得到最高等的知識教育」。於是,他三歲學希臘文,七歲讀柏拉圖的前六篇對話。八歲學拉丁文,開始讀西塞羅的演說辭,及亞里士多德的修辭學。整個童年,他熱中於閱讀及撰寫歷史的練習。其他學習的重點,則是數學。
十二歲起,開始讀亞里士多德的工具論,學習經院邏輯。十三歲讀完政治經濟學的全部課程。
十四歲學會法文。十五歲之後,彌爾則認為在促使他智力的發展方面,寫作重於讀書。
這樣,在他十四歲那年要長期離家的前夕,彌爾的父親在海德公園那個地方,跟他講了一段話:

「等我結交新朋友時,將會發覺我所接受的教育不是與我同齡的年輕人普遍懂得的。…..我比別人懂得多一點,不是我有了不起的地方,只是我的命運賦予我不尋常的優越條件:有一位能教育我的父親,願意承受必要的麻煩和耗費必要的時間。…..假如我知道的不比那些人多,那就是最大的羞恥了。」

我看著一個童年沒有兒童玩具,兒童讀物也只有《魯濱遜漂流記》、《唐吉訶德》的少年,一路在各種希臘史、羅馬史、歐洲及世界歷史;哲學、邏輯學、社會學、心理學、政治經濟學;狄摩西尼、西塞羅的演說;李嘉圖與亞當.斯密理論的比較閱讀中走來的過程,終至於他承認自己的學業「開始的時間要比同代人早了二十五年」。

由於這條知識之路的絢麗奪目,所以我覺得有如在觀賞一部不可名狀的電影。也由於電影的情節和效果都太過特殊,所以和一般人,尤其是一個不在西方文化環境之下的東方人的關係不大。

大約在這種心理之下,我第一次讀彌爾的自傳,也就讀到他十四歲要離家之時告一段落。


這兩年因為一直在思考個人(尤其是沒受過學術訓練的「普通讀者」個人)如何建立自己的知識架構,如何進行自己的補充教育,重新拿出彌爾的自傳,並且把全書讀過一遍之後,倒又有了新的體會。

彌爾的知識之路,固然特殊,但是並不是無法學習。如果我們肯拋開三歲學希臘文、八歲學拉丁文這種學習時間上難以複製之處,如果我們可以不為他提到的許多陌生人名與書名所障礙,其實,彌爾以他條理清晰,文筆簡潔的敘述,為我們清楚地描繪出一條可供後人依循的路途。

甚至,我們可以說,正由於他說明得如此清楚,所以這一條特殊的知識之路,其實是任何一個普通讀者都可以學習的。


我自己閱讀彌爾的知識之路,整理出以下的路標。

*出發之前,應該知道,這是一條屬於高等教育的知識之路,的確和一般人的閱讀之路不一樣。然而,「實驗的結果證明,實施這種教育並不困難。」現在開始走這條路,雖然沒法像彌爾那樣比別人提早了二十五年開始知識之路,但可以免於晚同輩人二十五年。

*在彌爾的成長過程裡,以寫作《印度史》而有歷史地位的經濟學家父親,詹姆斯.彌爾佔著決定性的因素。也許我們沒有像彌爾的父親這樣一位指導教授,但是就像彌爾當年是被他父親送上這條路程,最重要的是我們要有決心把自己送上這條路程。

*踏上路程之後,沒有像彌爾父親這樣一位指導教授在旁的不足,可以由彌爾本身這本自傳來彌補。他所受訓練的過程及重點,都寫在這本書裡了。

*書寫,需要語言當工具。閱讀,也需要語言當工具。所以,及早多準備一些語言能力是必須的。彌爾除了母語英文外,會希臘、拉丁、法文、德文。(贅言一句:中文世界的讀者,除了白話文或是現代漢語之外,不應該錯過文言文或是古代漢語。)
彌爾特別強調,學語文就要立即使用,徹底學好。他的父親三歲教他希臘文時,是在紙片上寫注有英文解釋的常用希臘單字表。「至於語法,當時學會的僅僅是名詞和動詞的字形變化,幾年後才學得更深入。在讀過一陣單字之後,父親立刻叫我做翻譯。」他用自己的例子來說明,當時英國學校裡只讓小學生用多年光陰只接受一點點希臘文和拉丁文知識,上不上下不下的,反而才是浪費。

*有了語言可以利用之後,知識的基礎工具是歷史。讀歷史要學會從各種不同的角度讀;提醒自己作者有一個特殊角度,而不致於受其先入為主地讀。

*對一個追求理性的極致的旅人來說,知識的另一個基礎工具是數學。

*接下來,要及早明白邏輯的價值。「現代教育中,沒有任何學科比適當運用經院邏輯學更能造就真正的思想家,他們善於把握詞和命題的精確含義,並不被空洞含糊或模稜兩可的詞句所蒙蔽。……還特別適合作為初學哲學學生的研究課程。」

「現代教育要求孩子學習的功課盡可能輕鬆和有趣,的確這種努力值得稱贊。但是如果這個原則發展為只要求兒童學習輕快和有趣的東西,那麼必然要犠牲教育的一個主要目的。……新制度正在養成一批人,他們將沒有能力做他們不樂意做的事情。」而彌爾說,「如果不要求學生做他不會做的事情,他就永遠不會去做能做的事情。」

「大部份經過訓練而具有許多學識的兒童或少年,他的精神力不但沒有因為有學識而加強,反而受它的連累。他們的腦子裡充塞著單純的事實和他人的意見言辭,把這些東西接受下來,代替自己思想的力量。…..長大後常常只成為學舌的鸚鵡,搬弄學過的東西,除了走別人走過的舊路,不會運用自己的頭腦。」

「父親絕不允許我的學習僅僅是記憶的練習。他一定要我透徹理解每一階段所受的教導,而且盡可能在施教前要我先去領悟其內容;凡是能運用自己思考得出的東西,父親從不教我,只有盡我努力還不能解決的問題才給予指點。」

「他力圖(甚至有點過份)喚起我的智力活動,所以一切問題都要我自己去解決,事先不向我解釋,總要在我碰到困難無法解決以後,才對我講解。他不但把這兩門(邏輯學和政治經濟學)的精確知識傳授給我,達到當時一般理解的程度,而且要我成為對二者進行獨立思考的思想家。」

*居住空間,是很重要的。「對一個人的情操的提高,沒有比宏大而有自由空氣的住所能起更大的作用。」如果居所不能提供這樣的空間,那就應該設法讓自己多置身於這一類公共空間之內。

*每一條知識之路,都應該有一個標竿,以彌爾來說,「父親一直以蘇格拉底美德作為教誨我的道德典範。這就是正義、克制、誠實、堅忍,有吃苦耐勞的決心,關心公益,根據人的優點評論人,根據物所固有的效益評價物,關於生活則要求努力奮鬥,反對貪圖安逸與懶散。」

*不論讀什麼書,一定要徹底懂得,並理解其效用。理解的一個方法是,不斷地書寫。以彌爾十三歲讀完政治經濟學的過程來說,他父親「每天散步時詳盡地講解一個部份,第二天我交給他筆記的講稿,他讓我一遍一遍地重新改寫,一直到文稿清楚,明確,達到一定程度的完整。」而這樣做出來的筆記,後來甚至可以成為他父親自己寫政治經濟學要義的材料。

*學習之路上,有比自己高出一籌,甚至不只一籌的人相伴,是極有意義的事情。所以要及早親近一些可以啟迪思想的大人物。彌爾有一個思想家的父親在身邊不說,十二歲,有機會訪問休謨;十三歲,能認識李嘉圖,受邀去他家,和他一起散步,邊散步邊討論政治經濟學;十四歲,去法國住薩伊家,見過聖西門;十五、十六歲的時候,約翰.奧斯汀允許他跟他學羅馬法。不但得到有價值的法學入門知識,而且在他的普通教育中也是重要的一個部份。大約與此同時,他得以親炙邊沁。
我們沒有彌爾這種令人稱羨的機遇,但是彌爾的自傳裡介紹了所有這些人的重要著作。讀這些人的著作,仍然是個替代的機會。

*先賢與前輩固然重要,同儕的相互惕勵也同樣重要。十九歲到二十歲的時候,彌爾和一些大約同齡的人組織了一個十幾個人的學習班。「每周集會兩個上午,從八點半到十點。逐步讀學科。…我成為一個有創見的獨立思想家,是從這些討論會時候真正開始的。……使我能有已經做到的和日後要做的思維工作的成就,才使我絕不把解決一半的難題當作完全解決來看待;使我絕不放棄一個難題……」
而彌爾幸運的是,他除了有這些一時俊彥的同儕之外,那位他在二十五歲認識,交往二十年後才得以結成連理的另一半,更是對他思考與寫作影響深遠的知性伴侶。

*這樣走在知識之路上,不應該有任何差別心。彌爾的父親特別注意防範他有自滿的毛病。「他高度警惕不使我聽到讚美的話,不讓我和別人作自我誇耀的比較。….我只能聽到對我不滿意的意見,他給我定的比較標準,不是和別人所做到的相比,而是和一個人能夠做到的和應該做到的相比。」所以,彌爾說,「我的心情既不自卑也不驕傲。……我對自己的評價既不高也不低,或者可以說我根本對自己沒有作過評價。」

*一種極致的追求,必定有極致中產生的偏頗。要注意消解。彌爾就曾遭遇一個困境,甚至是險境。
彌爾期許自己做一個世界的改造者,「把這個目標看作個人幸福的所在。我把幸福放在長期和遙遠的事物上,在追求這種事物上總是時時有進步,而這種事物又絕不會完全得到,因而我的幸福也不會消失。」
但是,二十歲的時候,有一天他開始問自己一個問題:
「假如生活中的所有目標完全實現,假如你所想望的全部制度和思想的改變就在這個時候完全實現,你會覺得非常快樂和幸福嗎?一種不可遏制的自我意識明確地回答:『不!』。至此,我的心下沉,我生活所寄託的整個基礎崩潰。」
一度,音樂似乎可以幫他走出這個沒有解答的漩渦,但是極度理性的知識訓練背景,使他一想到音樂不過那幾個音符組成,曲調變化有窮盡,便又十分煩惱。
後來,他是從華茲華斯的詩那裡,「得到喜悅的源泉,得到同情和想像中快樂的源泉,這種源泉是所有人都能共享的。和人生的爭鬥與缺陷無關。人類的物質條件和社會條件越是改善,這個源泉就越豐富。」這才解開了他的心結。
因而,後來他發現,「分析的習慣對深謀遠慮和洞察力是有利的,但對熱情和德行來說卻永久是根部的蛀蟲;更重要的是,分析的習慣可怕地破壞由聯想引起的所有希望和所有喜悅。」最後他說,「各種能力保持一定平衡,現在在我看來是頭等重要的事情。」
(彌爾自己從來不談,但他是狄更斯的祟拜者,《塊肉餘生錄》的喜愛者,應該與他後來的心境轉換有關。)

*永遠謙虛地學習。「我自信勝於大多數世人者,就在於願意和能夠向每一個人學習。」

*要懂得從書籍以外的生活與工作中學習。彌爾十七歲進東印度公司印度通訊稽核官辦公室工作,做了三十五年。「作為一個純理論作家,我本應獨自思考不必與人商議,……作為一個主持政治通訊工作的秘書,我所發布的命令和發表的意見一定得使許多與我完全不同的人們滿意。」
在對其他思想家可能深以為苦的工作中,彌爾卻得到了彌足珍貴的心得,知道他要「在實踐中找到辦法,把政策以最容易被接受的方式,深入在習慣上對此沒有準備的人們的心;同時工作使我真正懂得使眾人感動的困難,懂得妥協的必要和犠牲次要以保全大局的藝術。我學會了在不能得到全部時,怎樣得到我能得到的最重要的東西;在我的主張不能全部貫徹時我能不氣憤,不沮喪;能貫徹最小一部份時,我會從中感到喜悅和鼓勵;在連這一點也做不到時,我能完全心平氣和地忍受自己的主張全盤被否決。」



約翰.彌爾經常被人稱之為「天才」,他的自傳也經常有人說是天才之書。但是彌爾絕不會承認或同意這一點.因為他的自傳《我的知識之路》告訴我們的,其實只是一條比較特殊,然而只要有心就可以有所依循的學習之路。

旅程愉快。


◎第一章 一八?六年—一八一九年◎
童年和早期教育

在寫自傳正文之前,似乎應該先說明一下,是什麼理由使我認為值得把我平庸的一生,寫下來傳給後世。我從未幻想,我所敘述的任何部分能如一篇記敘文,或者由於與我自己有關而能使公眾感到興趣。但是我想,如今教育或改良教育是比以前英國歷史上任何時期更受廣泛重視(如果不是更加深刻的話)的研究主題,在這裏記錄下一些不尋常且頗具特色的教育情況,也許不為無益。不說別的,這種教育已經證明人在幼年時期能接受的東西比一般設想的要多得多,在早年,倘若以尋常叫作教導的方法施教,可以說是相當浪費時間。我覺得,在觀念轉變的年代,記錄下總是在前進的各個階段的心靈發展,可能是有趣和有益,或者向自己的或他人的思想學習,或者拋棄自己的或他人的思想。我寫自傳還懷有比上述兩點更重要的動機,就是希望藉此向幫助我智力和道德成長的人們表示感激。在這些人中,有些是眾所周知的名人,有些人才出眾而聲望不孚,有一位對我幫助最大,卻默默無聞,不為世人所知。對這些事情不感興趣的讀者,倘若他還要閱讀下文,只能說咎由自取了;對於他,我沒有別的奢望,只希望他記住,這些文字不是為他而寫的。
一八?六年五月二十日,我出生在倫敦,是《英屬印度史》(History of British India)作者詹姆斯‧彌爾的長子。祖父是安格斯郡北水橋地方的小商人,我相信他還兼耕一小塊土地。父親在童年就因聰敏好學得到蘇格蘭財務署理事官費特凱恩的約翰‧斯圖爾特爵士的器重,隨後被送入愛丁堡大學讀書,費用由約翰‧斯圖爾特夫人珍和另外幾位夫人創辦的,為蘇格蘭教會培養青年的基金會供給。他念完大學普通課程,得到傳教士證書,但是從未擔任過教會職務,並以能不信這個教會或別的任何教會的教義而自慰。在以後的幾年裏,父親在蘇格蘭當過好幾個家庭的私人教師,其中有特威代爾侯爵家。不久,他終止執教生活,遷居倫敦,以寫稿度日,除稿費外沒有別的收入,直到一八一九年才在東印度公司得到一個職位。
父親在這段時期裏,有兩件教人吃驚的事情:一件極為普通,另一件則頗不尋常。
第一件是:以他所處的地位,一無資財,除了在雜誌上寫些文章有些不穩定的稿酬外,
別無其它收入,在這種情況下結了婚,還養了一大群家口;不論從理智或責任來說,沒
有比這種舉動更違背他自己至少在後半生所堅持的主張的了。另一件事是:他具有過此
種生活所需要的非凡精力,他從一開始就在不利條件下艱苦工作,由於結婚又給自己帶來沈重負擔。在許多歲月裏,單就他用寫作勉強維持一家生計,不負債,不陷入經濟窘境而言,就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何況他所持的不論是關於政治還是宗教的見解,為所有有權勢的人士和普通富裕的英國人所厭惡,特別是在那個年代;同時他的為人,不但不受任何誘惑去寫違心之論,而且只要他認為環境許可,總要把自己的信念儘量寫在文章裏。我還應該指出,他做事絕不馬虎,不論寫文章還是做別的事情,莫不認真負責,悉心傾注,務必把事情做好。在如此沈重的負擔下,他還是計劃、準備和完成《印度史》的寫作。這部書花了他大約十年時間,幾乎比過去任何作者(甚至專門寫作的作家)寫出等量其它歷史書籍(包括閱讀和研究差不多分量的資料工作)所花的時間要短。更有甚者,他在整個寫作時期,幾乎每天要抽出相當時間教育他的孩子,對於其中一個孩子—我,他所花的勞力、心力和耐心之多,為其他教育兒女者所罕有,他依照自己的意見,力圖使我得到最高等的知識教育。
他自己身體力行,事事絕不浪費時間,因而在教導他的學生時也堅持同樣的原則。我記不清何時開始學習希臘文,別人告訴我,那時我只有三歲。現在還記得的最早印象是牢記父親念出來的詞音,也就是父親為我寫在紙片上的注有英文解釋的常用希臘單字表。至於語法,當時學會的僅僅是名詞和動詞的字形變化,幾年後才學得更深入。在讀過一陣子單詞以後,父親立刻叫我做翻譯。我依稀記得曾念完《伊索寓言》,它是我讀的第一本希臘文書籍;第二本叫《遠征記》(Anabasis),這本書我得到的印象比較清楚。在八歲前我沒有學拉丁文。在父親指點下,那時我讀了不少希臘作家的散文,記得其中有希羅多德的全部著作,色諾芬的《對話集》(Cyropa dia)和蘇格拉底的《回憶錄》(Memorials);此外還有季奧吉尼斯‧萊爾蒂烏斯寫的幾篇哲學家傳記以及盧基安、伊索克拉底‧澤莫尼庫姆和尼科克萊姆的部分著作。一八一三年我又讀了柏拉圖對話的前六篇(按一般編排),包括從《埃西夫龍》(Euthyphron)到《西奧泰圖斯》(Theoctetus)。我敢說最後一篇對話還是不讀為好,因為我壓根兒一點也不懂。但是父親不論教我什麼,都要求我竭盡全力去理解,有時還要我讀許多我不可能理解的東西。
在我學習希臘文功課的整個過程中,他總是與我在同一間房子裏同一張桌子上寫他的作品。他為我的教育樂意承擔的責任,從這件事情中可見一斑。那時候,希英詞典尚未問世,當時我還未開始學習拉丁文,因而希拉詞典對我沒有用處,碰到不認識的字只能一一向父親討教。父親平時最無耐心,但還是忍受此種不斷的打擾,他就是在這種情況下,寫完數卷《印度史》和他當時必須要寫的所有其它文章。
在我童年的這一段時間裏,除希臘文外,唯一學習的是算術,這門功課也由父親教導。算術在夜間學習,它的乏味與麻煩至今記憶猶新。我每天接受教育,正式授課只占一部份,大部分學習還包括自己閱讀和父親對我的口頭教導,後者多半在散步時進行。從一八一?年到一八一三年底,我們住在當時還是鄉村環境的紐溫敦格林。父親因健康關係需要保持一定量的運動,他習慣在早飯前散步,一般在通往霍恩西的草地小徑上躑躅。在漫步時我常常陪著他,因此在我最早記憶中,綠茵和野花總是混合著每天向他複述上一天讀過課文的情景。就我記憶所及,這種複述出於我的自願,不是規定的練習。我在讀書時用紙片寫下筆記,早晨散步時就把記下來的內容念給他聽。我讀的主要是歷史書,就在這種方式下我讀了大量歷史著作。如羅伯遜的歷史著作,休謨和吉本的作品。但是在我當時和以後一段長時期裏最喜歡的是沃森寫的《菲立普二世和三世》(Philip the Second and Third)的歷史。馬爾他騎士團抵抗土耳其人和尼德蘭起義各省英勇抗擊西班牙人的故事,引起我強烈而持久的興趣。除沃森著作外,使我心悅的歷史讀物是胡克的《羅馬史》(History of Rome)。關於希臘,那時我沒有見過正規的希臘史,只讀過作為學校課本的簡寫本和羅林翻譯的《古代史》(Ancient History)的最後兩三卷(起自馬其頓國王菲立普)。可是我讀過蘭霍恩所譯的普魯塔克的作品,它給我極大的喜悅。英國史方面,關於休謨擱筆以後年代的歷史,我記得讀了伯內特的《當代史》(History of His Own Time),雖然除了書中敘述的戰爭和戰役外,我對其它內容漠不關心。此外我讀了父親向邊沁先生借來的從開始到一七八八年止的《年鑑》(Annual Register)中的歷史部分。我對處於厄境中普魯士的弗雷德里克和科西嘉愛國志士保利的事跡,頗感興趣。但是我讀到美國戰爭時,由於年幼,一直袒護錯誤的一方,因為它叫作英國的一方,直到父親指出我的錯誤時方才改正。我和父親經常談論我讀過的書本,他一有機會總是向我解釋一些概念,如文明、政治、道德和精神修養等等,過後叫我用自己的話向他重述這些概念的含義。有許多書,我嫌它乏味,不主動去找來閱讀,父親就指導我讀,還要我向他口述書本的內容。這類書中有米勒的
《從歷史觀點看英國政治》(Historical View of the English Government),這本書在當時受人推崇。得到父親的極口稱道;莫謝姆的《教會史》(Ecclesiastical History),麥克里的《約翰‧諾克斯傳》(Life of John Knox),甚至還有修厄爾和魯蒂合著的《貴格會教徒史》(Histories
of the Quakers)。他要我閱讀描述主角在艱苦環境中表現出精力和智慧並努力克服逆境的書籍。我記得這類作品中有比弗的《非洲大事記略》(African Memoranda)和柯林斯的《新南威爾斯第一批殖民記事》(An Account of the First Settlement of New South Wales)。有兩部我百讀不厭的書,一本是大部分青年愛讀的安森《航海記》(Voyages),另一本是我認為由霍克斯沃思編輯的環球航行集,此書分四卷,收集從德雷克到庫克和鮑根維爾的作品。我幾乎沒有兒童玩具,兒童讀物也一樣,除親友偶爾饋贈者外,也很少得到。在這種讀物中最著名的是《魯濱遜飄流記》,我在兒童時代一直喜愛這本書。父親雖然不讓我多讀消遣性書籍,但也不禁止我閱讀。父親那時幾乎沒有這類書籍,他特地為我借來幾冊,我還記得其中有《一千零一夜》(Arabian Nights)、卡佐特的《阿拉伯故事集》(Arabian Tales)、《唐吉訶德》、埃奇沃思女士的《通俗故事集》(Popular Tales);還有一本布魯克的《上流社會的笨蛋》(Fool of Quality),這本書在當時稍有名聲。
我八歲那年開始學習拉丁文,一個妹妹跟我一起學習;我一面學習一面教她,她再把學到的課文念給父親聽。此後,另外幾個兄弟姊妹相繼參加聽我講課,我每天要花很多時間在這種預備教學上。我不喜歡做這種工作,加上我得對她們的功課同對自己功課一樣負責任,我就更不樂意。但是,我從這種訓練中得到極大的好處:凡是準備講解的功課使我懂得更加徹底,記得更加牢固。也許向別人分析疑難的做法,甚至對於像我這樣年齡的兒童也有神益。但就其它方面看來,我幼時的經驗並不證明孩子們互相教學是一種良好的教育方法。我可斷言,把這種方法作為教育方法效果肯定不好,我更深信,在這種教育方法中的師生關係,對雙方砥礪德行沒有好處。我就是以這種方式學完拉丁文文法,以及科尼利厄斯‧尼波斯的大部分著作和凱撒的《史論》(Commentaries),但是隨後我除了監督我的學生的功課外,我自己還讀了一些更長的作品。
在初學拉丁文當年,我從讀《伊利亞德》(Iliad)中初次接觸希臘詩人。待稍有進步,父親讓我讀蒲伯的譯本,它是我用心細讀的第一本英文詩集,它成為我許多年裏最喜愛的一本書。我相信我一定把它讀了二三十遍之多。這本內容和韻律俱臻上乘的詩篇具有顯然適合兒童天性的情趣,可是根據我的推斷和個人經驗,這種快樂沒有被兒童們普遍享受,因而我認為值得提出來加以推薦。此後不久,我開始學習幾何,不久又學習代數,這些功課仍由父親教授。
八歲到十二歲時所讀的拉丁文書籍,我記得的有弗吉爾的《牧歌》(Bucolics)和《安尼特》(Aneid)的前六卷;除《抒情詩》(Epodes)以外的全部賀拉斯作品;費德勒斯的寓言;利維著作的前五本(出於我對此書的愛好,在十歲前我自願在課餘時間閱讀);薩拉斯特的全部作品;奧維德的《變形》(Metamorphoses)的很大一部分;特倫斯的幾種劇本;盧克雷休斯的兩三種作品;西塞羅的幾篇演說詞和論演說的文稿,以及他寫給阿蒂庫斯的信,父親不厭其煩地為我把明高特注釋的書信歷史背景的說明從法文翻譯過來。在希臘文方面我讀完《伊利亞德》和《奧德賽》(Odyssey);索福克爾斯,歐里皮德斯和阿里斯托凡斯的一二個劇本(雖然我讀這些劇本收穫甚微);蘇基季德的全部作品;色諾芬的《希臘史》(Hellenics);狄摩西尼、埃斯希尼斯和利西阿斯的大量作品;西奧克里圖斯和阿納克雷昂的作品;《希臘詩選》(Anthology)的一部分;季奧尼休斯的少許作品;幾本波利維烏斯的書;最後是亞里士多德的《修辭學》(Rhetoric)。這是我第一次讀到的論道德與心理的、表達明晰的科學論文,其中有古人對人性和生活的許多精辟見解,父親要我特別用心閱讀,並囑咐我把書中要點摘錄下來寫成提綱。在那幾年裏,我完全學會了初等幾何與代數,至於微分學和其他高等數學則學得不多。因為父親早年學到的數學知識多已忘掉,又沒有時間復習,所以無法解決我的疑難,只能讓我在除書籍外沒有其它幫助的情況下自己去摸索。那時我常常為了無力解答難題而引起他的不愉快,因為他不瞭解對於那些難題我缺乏必要的數學基礎知識。
至於我的自修讀物,只能就我記得的說一說。歷史依然是我最喜歡的科目,尤其是古代史。我不斷讀米特福德的《希臘史》(Greece),父親提醒我要注意這位作者的保守黨偏見,提防他為暴君塗脂抹粉、對民意機關抹黑而顛倒是非。他反覆向我講明這幾點,並引用希臘演說家和歷史學家的話作為例證,這些話確實起了作用,以致我在讀米特福德的書時,常把同情心寄予作者所同情的相反一面,並能在一定程度上提出反對他的論點。儘管如此,並不因此減少我在閱讀此書時所感受到的永遠常新的喜悅。不論是我早就崇敬的史學家胡克寫的還是弗格森所著的羅馬史,一直是我所喜讀的書。《古代世界史》(Ancient Universal History)這本書,儘管文體枯燥,我倒非常歡喜它;透過不斷讀它,模糊的古代人的歷史細節充滿了我的腦海。關於近代史,除讀過諸如荷蘭獨立戰爭這種孤立的一些篇章外,我懂得較少,也關心得較少。在整個童年裏,我熱中於一種自願的練習,就是我稱為撰寫歷史的作業。我陸續撰寫了從胡克著作中挑選出來的事跡為依據的《羅馬史》;一部《古代世界史》的簡寫本;一部從我所喜愛的沃森作品和無名氏編寫的著作中脫胎而成的《荷蘭史》;在十一歲到十二歲時,我忙著寫一部自詡為相當嚴肅的作品,這就是《羅馬政治史》,它是以利維和季奧尼休斯的作品為藍本,參考一些胡克作品的內容編寫而成。我竭力擴大篇幅,使之成為一卷八開本的書,一直寫到利西尼亞法典時代。事實上,這是一部敘述貴族與平民鬥爭的書,過去我只對羅馬人的戰爭與征服感到興趣,現在已被政治鬥爭所取代。我在書中論述所發生的全部政治結構上的大事。雖然我對尼布赫的研究成果毫無所知,但根據父親的指點,我以利維的論點作依據為土地法辯護,並盡最大努力支持羅馬民主黨。幾年後,我覺得這種充滿孩子氣的作品十分無聊,便把全部稿子毀掉了,當時沒有料到,後來我會始終珍惜這第一次寫作與論證的嘗試。父親鼓勵我進行這種有益的活動,雖然他從來不想看我所寫的東西,我認為他這樣做是對的,因為只有這樣,我在寫這些稿件時不覺得對任何人負有責任,更沒有在苛求眼光下寫作時那種戰戰兢兢的感覺。
雖然這種歷史寫作對我從來不是強迫的功課,但是另有一種寫作卻是強制性的,那就是寫詩。可以說寫詩是我所有工作中最不願意做的一種。我沒有寫過希臘文和拉丁文的詩,我也從未學會這兩種文字的作詩法。我父親認為不值得花時間去學做詩,他只要我向他高聲朗誦詩篇,由他糾正我錯誤的音調就行了。我根本不用希臘文寫詩,連散文也不曾寫過。用拉丁文寫過極少數幾篇。並非父親在教授這兩種文字的全面知識時漠視這種習作的價值,而是因為實在沒有時間顧到它。在做詩方面父親要求我寫作英文詩。我第一次讀蒲伯的《荷馬》(Homer)史詩時,就野心勃勃想嘗試寫作同樣的作品,寫成一本《伊利亞德》的續篇。我自發的詩興本來會到此為止,但是這種出於自願開始的練習,卻因父親命令不得不繼續下去。父親像往常對我作解釋的方式一樣,儘可能詳細地對我釋解為什麼要我做詩的道理,這次我記得很清楚,他提出兩個非常符合他的特點的理由:第一,詩比散文能更透徹更有力地表達你想說明的某些東西,他說這一點是真正的優點。第二,普通人對詩的評價遠遠高於它的實際價值,從這一點來說,學習寫詩的本領當然更加值得。一般說來,他讓我自己選題,就記憶所及,詩題大多數是向神話中的人物或寓言裏的抽象事物致辭。他還叫我把賀拉斯的許多短詩譯成英文。我還記得他要我讀湯姆森的《冬天》(Winter),然後要我不看書本試著以同樣題材寫出自己的詩句。當然我寫出來的詩亂七八糟不成模樣,而且我以後也一直沒有學會做詩的技巧,可是這樣練習對我很有幫助,使我以後能夠更容易地學會敏捷表達思想的本領?。直到此時我還沒有讀過幾首英文詩。父親給我讀莎士比亞的書,主要是讓我讀他的歷史劇,但是,我讀了歷史劇後,又涉獵其它。父親對莎士比亞從來不怎麼欽佩,還常常嚴肅地攻擊英國人對他的偶像崇拜。他不大關心英國詩歌,只推崇米爾頓(對米爾頓他極為讚賞)、戈德史密斯、伯恩斯的作品和格雷的《吟游詩人》(Bard),他認為格雷這篇詩要比他的《哀歌》(Elegy)寫得更精彩;此外,我也許還能加上考珀和貝蒂的作品。他對斯賓塞也相當重視,我記得他曾讀給我聽(不像通常那樣總要我讀給他聽)《仙后》(The Fairie Queen)第一冊,可是我對它不感興趣。在他眼裏本世紀的詩歌沒有什麼優點,因此在我成人之前沒有接觸過它們,只有沃爾特‧司各特的韻文小說例外,這些小說是父親推薦給我的,因為我一直喜歡讀生動的故事,所以非常喜愛它們。父親藏書中有德賴登的詩集,他給我讀其中許多篇,但是我只喜歡《亞歷山大的宴會》(Alexander's Feast)這一篇,其餘的都不感興趣。這首詩連同司各特的許多詩,我那時常常以自己的調子,獨自低吟,的確,我甚至把司各特的幾首詩譜成歌曲,這些歌曲至今尚留在我的腦海中。考珀的短詩,讀起來也有幾分趣味,但是我從不讀他的長詩。在我看來,他的兩卷詩集中沒有一篇像他所寫的三隻野兔的記敘文那樣有趣。在十三歲那年,我讀到坎貝爾的詩,其中《洛琪爾》(Lochiel)、《霍亨林登》(Hohenlinden)、《埃林的放逐》(The Exile of Erin)和其它諸篇使我感到很激動,這是以前讀詩歌時從未經歷過的。對於他的長詩我同樣未讀,只有那篇《懷俄明的格特魯德》(Gertrude of Wyoming)的開端幾章令人感動,哀婉淒楚,達到完美無缺的境地,使我歷久難忘。
在童年的這段時間裏,實驗科學引起我最大的興趣。但是,我所謂實驗科學,指的是理論上的東西,不是真正的實驗。既不做試驗—我時常後悔未曾學習這門學科—甚至也不去看試驗,只是在書本裏讀到這門知識。在記憶中我讀任何書籍從來沒有像讀喬伊斯的《科學對話》(Scientific Dialogues)那麼全神貫注,這本書的前半部多處談到關於物理學的基本原理,父親批評它推理錯誤,而我卻頗不以為然。我貪婪地閱讀化學論文,尤其是父親早年朋友和同學湯姆森博士的化學著作;過了好幾年我才有機會聽到化學演講,見到化學實驗。
大約從十二歲起,我的教育過程進入另一個更高的階段,在這個階段主要對象不再是運用思想的補助手段和工具,而是思想本身。從學習邏輯學著手,開始立即讀亞里士多德的《工具論》(The Organon),讀到《分析篇》為止,可是《後分析篇》屬於推理的支目,我的程度太淺,讀後沒有什麼收穫。在讀《工具論》同時,父親要我讀幾篇關於經院邏輯的拉丁文論文,有的全讀,有的讀一部分,每天在散步時要我把所讀的內容詳細講給他聽,並回答他提出的無數盤根錯結的問題。此後,我以同樣方式讀完霍布斯的《計算法和邏輯學》(Computatio sive Logica),此書比經院邏輯學家的作品思想更加高深,父親推崇備至,而在我看來,此書雖然價值很大,但父親未免誇張過分了。父親有一種一成不變的習慣,他不論教我什麼功課,一定要我徹底懂得,並理解其效用。他認為在學習三段論法邏輯學時尤其應該如此,因為三段論法邏輯的有用性遭到許多權威作家的責難。我清楚地記得,有一次我們在鄰近的巴格肖特區(我們到那裏去拜訪他的老朋友,當時在桑赫斯特任教的數學教授華萊士先生)散步時,父親怎樣首先提出各種問題,讓我思考主題,並要我說出形成三段論法邏輯功用的一些概念;當我窘然不知如不因此否定它的作用;父親的解答一直是我以後觀察和思考得以具體化的核心;他為我解釋的話,在我後來碰到的一些具體事例中,才明白它的含義。我自己的意識和經驗最後使我像父親一般,完全認識到及早通曉經院邏輯的巨大價值。我一點也不知道,在我所受教育中獲得的思考能力主要歸功於哪一種教育。我最早能自如地運用智力,是表現在對錯誤論點的分析上,找出謬誤的所在。雖然我獲得的這種能力來自父親堅持不懈地對我進行的智力訓練,但是,經院派邏輯和研究這派邏輯中養成的思維習慣,是這種訓練的一個重要工具,這也是確實的。我相信,在現代教育中,沒有任何學科比適當運用經院邏輯學更能造就真正的思想家,他們善於把握詞和命題的精確含義、不會被空洞含糊或模棱兩可的詞句所蒙蔽。被過分誇張的數學研究的作用根本不能與它相比,因為在數學演算裏不會出現像正確的三段論法推論的那種真正困難。經院派邏輯還特別適合作為初學哲學學生的研究課程,因為它不要求初學者必須經歷由經驗和思考獲得自己的有價值思想的緩慢過程。在他們的思維能力尚未大大提高之前,就有能力解決混亂和自相矛盾的錯綜複雜的事物;許多別方面能力很強的人由於沒有受過這種訓練,就全然沒有這種能力;這種人在必須反駁對方時,運用其所掌握的論點,只能力圖做到支持與對方相反的結論,很少試圖去駁倒對手的論據,因此在需要論證決勝負的問題上,最多只能是平分秋色,使問題懸而不決。
這個時期,父親要我繼續攻讀的拉丁文和希臘文書籍,主要是那些不只在語言上、還要在思想上都值得閱讀的書籍,其中包括許多演說家的文稿,尤其是狄摩西尼的演說辭。他的幾篇主要演說辭我讀了好幾遍,還寫出對它們全面分析的文章,作為練習。當我把這些演說辭念給父親聽時,他對它們的評論對我極有啟發。他不僅使我注意到,作者們對雅典制度的洞察力和他們常常描述的立法和治理原則,而且還指出演說者的技巧和藝術—如何在最恰當的時候,即引導聽眾的情緒到最佳狀態時說出他認為重要的每一件事情;如何把直接說出口會遭到反對的思想,逐漸地暗示地偷偷注入聽眾的心裏。父親的大部分評論超過我當時的理解力,但是在我心底裏播下的種子,到一定時候便會發芽生長。在這段時間裏,我還讀了塔西陀、賈維納爾和昆蒂良的全部作品,由於後者的文體晦澀,文章中許多部分論證繁瑣,所以讀的人很少,也不為人充分理解。他的書是古人關於整個教育和文化領域思想的百科全書,雖然我讀他的書時年紀還小,但是我終身保持的許多有價值思想顯然是從他的書中得到的。就在這個時期,我初次讀到幾篇柏拉圖最重要的對話,特別是《戈吉烏斯》(Gorgias)、《普羅塔戈拉》(Protagoras)和《理想國》(Republic)。父親認為只有柏拉圖是賦予他精神文化的作家,他向年輕學生最常推薦的也是柏拉圖的作品。我自己也能提出同樣的證明。蘇格拉底式的表達方法—柏拉圖的對話是這種方式的典型—作為一種訓練手段,用以糾正錯誤,澄清悟性(通過通俗用語形成各種聯想束)混亂,是無與倫比的。它那種嚴謹縝密的對話方法,使概念糊塗的人不得不使用明確言詞整理自己的思想,或者被迫承認自己言不由衷;它用特殊的例證不斷檢驗所有的一般陳述;它對含義廣泛的抽象名詞的意義,擇定某些意義更廣泛的並包括前者在內的同類名詞加以逐層分析,直到達到要求的目的—在它和由它不斷派生出去的每個性質相似的詞之間劃定一連串精確的區別,以標出它的界限和定義。所有這一切,作為培養精密思想的教育手段來說,其價值是無法估計的,甚至在我當時的年紀,所有這一切已經牢牢占據我的心靈,成為我自己思想的一部分。此後,我覺得,那些受過柏拉圖研究方法熏陶並努力實踐其研究方法的人,比那些僅僅從他的最次要作品中吸取某種教條式結論而出名的人,更值得被冠上柏拉圖派學者的頭銜;在那些次要作品中,柏拉圖所表達的思想和文字的特性,使人們難以肯定,他本人是不是把它們僅僅當作詩人的幻想或哲學的臆測。
就文字而言,我現在完全能輕鬆地通讀柏拉圖和狄摩西尼的著作,父親不再要我逐句解釋,只要我高聲朗讀給他聽,並回答他提出的問題。可是他對朗讀法特別挑剔(他本人朗讀得非常出色),這使我朗讀成為十分頭痛的工作。在他要求我做的全部功課中,可以說沒有一項我經常做得這樣差勁的,也可以說沒有一件事像這樣不斷地惹他生氣。他對朗讀藝術的原則極為重視,尤其注意最容易忽視的地方,如聲調的抑揚變化,即朗讀法作家所說的「變調」(它一方面與發音有關,另一方面與表情有關)。父親還根據句子的邏輯分析,把朗讀歸納出幾條規律。他逼著我牢記這些規律,每逢違反,就要遭到嚴厲譴責。即使在那時我已注意到(但不敢對他說),雖然每當我讀錯時他就責備我,告訴我本來應該怎樣讀,可是他自己從來不親自示範,讓我知道應該怎樣讀才對。在他的值得稱頌的教育方式中,貫串一個缺點,也是滲透他全部思想方法的缺點,就是過分相信沒有具體體現的抽象事物的可理解性。直到我少年時代的末期,當我獨自或與年齡相仿的夥伴一起練習演說術時,才第一次懂得他的朗讀規律的目的,並領會這些規律的心理學根據。那時,我和同夥一起徹底探究這個問題的細節,本來能夠以父親的原則為基礎,寫出一篇極有用的論文;父親自己沒有把那些原則和規律寫成文字。我很後悔,在我透過系統練習以全部心力研究這個題材時,也未曾把它們以及我們的改進意見,寫成一篇正式的論文。
對我的教育(最貼切的意義上說)有極大幫助的一本書是父親的《印度史》。此書
在一八一八年初出版。出版的前一年,書正在排印,我時常把校樣念給他聽,更常是,他在校對校樣時我把手稿讀給他聽。我從這本傑出作品中得到許多新的觀念,書中對印度的社會與文明和對英國制度與治理所作的批判和探討,在我思想中起了推動、刺激和指導的作用,使我很早就熟悉這些道理,對我的日後進步大有稗益。雖然現在我能夠以完美的標準去衡量,看出此書的不足之處,但是我依舊認為它在以往所有的歷史書中,即使不是唯一的,也是一本最有指導作用的書,是一本對一個思想正在成型中的讀者最為有益的書。
此書的序言是父親作品中最具特色、思想內容最為豐富的一篇文章,他對他寫此書時的感情和期望,作了令人信服的描述。此書充滿著當時被認為是極端派的民主激進主義的思想與批評態度,它以當時罕見的嚴厲姿態對待英國憲法、英國法律和在國內擁有相當勢力的黨派與階級。對於此書的問世,他可能希望贏得聲譽,但肯定未曾想過藉此做為個人的進身之階;他想不到此書為他招來的只是有權勢者的敵視;他更不指望得到東印度公司的好感,因為他非常仇視公司的商業特權,對公司的行政條例曾提出許多嚴格的批評。雖然此書的有些部分,提出有利於公司的證據,他認為這些是它理應得到的,例如,總的看來還沒有任何政府像它那樣提出這樣多的證據,說明它能就力之所及,對其子民表示善意:任何別的政府的措施,若公之於眾,完全聽任議論,那麼很可能它們會更經不起檢查。
一八一九年春季,大約在《印度史》出版一年之後,父親得知東印度公司董事會要加強負責與印度通訊的國內部門的人事,便表示願意應選,他成功地得到董事會的信任。他被任命為印度通訊部稽核官助理,其職責是草擬發往印度的公文,將它們送呈公司主要行政部門的董事審定。在這個職位上和在後來他被提升為稽核官的職位上,他的能力、聲譽和堅毅的性格影響頗大,加上他的上司真正希望有一個良好的印度政府,因此他能夠把自己對印度問題的真正意見貫徹在所草擬的公文裏,通過董事會和監事會的嚴格檢驗而不致大大削弱公文的作用。在《印度史》裏,他第一次提出許多治理印度的真正原則,繼《印度史》之後,他草擬的公文比前人更多地推動了印度的改革,並教導印度官員懂得本身的職務。我深信,倘若把他寫的公文選印出版,此書將使他稱得上一位實際的政治家,完全可與他作為理論家的卓越地位相媲美。
他擔任了這個新職務,並沒有因此放鬆對我的教育。就在同一年(一八一九),他讓我學完政治經濟學的全部課程。他的摯友李嘉圖不久前出版了一本為政治經濟學開闢了偉大新紀元的著作?。如果不是我父親懇切的請求與熱情鼓勵,恐怕這本書永遠不會出版,或者永遠不會寫成。李嘉圖是個極其謙遜的人,他雖然深信他的理論正確,卻認為自己能力欠缺,無力把它們正確地表達出來,所以不敢想到公開發表。一、兩年後,他又在父親的友好鼓勵下,進入下院為議員。就在議員任上,在他一生的最後幾年裏,他對他自己和我父親在政治經濟學和其他學科的見解上貢獻良多。不幸正當他才智正旺的時候,卻棄世長辭。
雖然李嘉圖的傑作已經出版,但適合向初學者具體介紹其理論的指導性文章尚未問
世。所以父親開始教我這門科學時,採取這樣一種講授的辦法,在散步中進行教授,他每天詳盡地講解一部分,第二天我交給他筆錄的講稿,他讓我一遍一遍重新改寫,一直到文稿清楚、明確和相當完整才算了事。這門學科的全部內容我就是在這種方式下學完的,而我每天筆錄的書面概要,後來成為他寫《政治經濟學要義》(Elements of Political Economy)的材料。此後我讀李嘉圖的書,每天都把所讀的內容寫成筆記,並以能做到的最好方式,討論我們在教學過程中出現的附帶問題。
貨幣問題是這個學科最複雜的部分。父親要我用同樣方式讀李嘉圖在所謂「條金爭論」時寫成的精彩小冊子,緊接著讀亞當‧斯密的著作;這種讀法是根據父親的意見,其主要目的就是要我把李嘉圖高明的見解與亞當‧斯密膚淺的政治經濟學觀點相對照,從而看出斯密論點中的謬誤之處,或者他的結論中站不住腳的地方。這樣的教育方法適合於造就一個思想家,但是這種方法必須有像我父親那樣思想縝密、精神旺盛的思想家才能施行。這條道路,對他來說,是佈滿荊棘的,對我而言更是艱辛,就算我對這門學科有強烈興趣。他經常由於我學不好而發怒,常常毫無理由,因為有些地方本來不能期望我一下子便能接受的。但是,總的說來他的方法是對的,而且獲得了成功。我相信,沒有哪一種科學的教育法能比父親對我教授邏輯學和政治經濟學的方法更加徹底,或在培養才能上更為適合。他力圖(甚至有點過分)喚起我的智力活動,所以一切問題都要我自己去解決,事先不向我解釋,總要在我碰到困難無法解決以後,才對我講解。他不但把這兩門重要學科的精確知識傳授給我,達到當時一般的程度,而且要我成為對二者進行獨立思考的思想家。幾乎從一開始我就獨立思考問題,有時我想的與他有分歧,雖然長期以來這種分歧僅僅發生在細小的問題上,但最終還是以他的意見為準繩。後來,我偶而能夠說服他,在某些細節問題上改變他的看法。我這麼說不是為了誇耀自己,而是為了表示對他的尊敬。因為他接受我的見解,既表明他心地坦率,又表明他的教育法的真正價值。
這時,我的正式功課結束了。當我大約十四歲時,有一年多時間離開英格蘭;回來後,雖然還是在父親指導下讀書,但是他不再是我的導師了。關於教育的描述到此為止,我該回過頭來談談有關上面回憶中提及的我的生活和教育中更一般性的事情。
前面稍微談到我教育過程中最明顯的一個特點,就是在我幼年時代,父親極力授予我那些被認為屬於高等教育的知識,這種知識在成人前是很少得到的(如果能得到的話)。實驗的結果證明,實施這種教育並不困難,同時充分說明,讓小學生接受一點點拉丁文和希臘文知識,用多年寶貴的光陰,這是多麼值得惋惜的浪費啊!由於這種浪費,許多教育改革家便產生錯誤的見解,要在普通教育中完全取消拉丁文和希臘文的課程。倘若我生來理解力特別敏銳,或者記憶非常強而精確,或者性格特別主動,精力特別旺盛,那麼對我的實驗可能不是結論性的;可是我所有的天賦並不在一般人之上而在其下,凡是我能做到的,無論哪個具有中等智力和健康體格的男孩和女孩肯定也能做到。如果說我學業上有所成就,應歸功於父親賜予我的早期教育,當然還有其他有利條件,公正地說,由於父親的教導,我開始的時間要比同代人早二十五年。
在我所受的教育中有一個基本要點,關於它,我在上面已約略提及,這一點比其它條件更是這種教育有良好成效的原因。大部分經過訓練而學識豐富的兒童或少年,他的精神力不但沒有因為有學識而加強,反而受它的連累。他們的腦子裏充塞著單純的事實和他人的意見言辭,把這些東西接受下來,代替自己思想的力量。這樣,由那些傑出的父親不遺餘力地教育出來的兒子,長大後常常只成為學舌的鸚鵡,搬弄學過的東西,除了走別人走過的舊路,不會運用自己的頭腦。但是我接受的不是填充式的教育,父親絕不允許我的學習僅僅是記憶的練習。他一定要我透徹理解每一階段所受的教導,而且儘可能在施教前要我先去領悟其內容。凡是能運用自己思考得出的東西父親從不教我,只有盡我努力還不能解決的問題才給予指點。就我記憶所及,我在這方面的表現很差,能回想起來的事幾乎全是失敗,極少成功。事實上,失敗常發生在那些以我的初學程度幾乎不可能成功的地方。我記得十三歲時,有一次偶然使用「觀念」這個詞,父親問我什麼叫觀念,並對我所說的不確切的定義表示不快。我還記得有一次我說了一句普普通通的話,我說有些東西在理論上是對的,但還要在實踐中修正,這句話引起他的憤怒。有一次他叫我解釋「理論」這個詞的意義,我又說不清楚,於是他為我仔細解釋,指出我使用庸俗言語的錯誤,使我完全懂得:在不懂得「理論」一詞定義的時候,把它說成是與實際不一致的東西,表明我極端的無知。他這樣批評我,似乎不講道理,但是我想,他只是發覺我顯得笨拙的時候才不耐煩。如果不要求學生做不會做的事情,他就永遠不會去做能做的事情。
父親特別刻意防範早年學業有成就者最易犯的一種毛病,就是自滿,它往往毀滅青年的前程。他高度警惕不使我聽到讚美的話,不讓我和別人作自我誇耀的比較。在他自己和我接觸中,我只能聽到對我不滿意的意見,他給我定的比較標準,不是和別人所做到的相比,而是和一個人能夠做到和應該做到的相比。他不讓我接受那種使他十分擔心的影響,在這方面他是完全成功的。我根本不知道,我所得到的知識以我的年齡而論是頗不尋常的。有時我偶然注意到有些孩子懂得比我少—這種情況比想像的要少—我認為並不是我知道得多,而是別人由於某些原因知道得少,或者認為他的知識和我的知識不一樣。我的心情既不自卑也不驕傲,從來沒有想到自己怎麼樣或者能夠怎麼樣。我對自己的評價既不高也不低,或者可以說我根本對自己沒有做過評價。如果要問我對自己怎麼看,我認為自己在學業上是十分不夠的,因為和父親對我的期望相比較,我一直認為自己是不夠的。我自信可以這樣說,雖然在我童年時期見到我的各類人士並不這麼想。如我後來所發現,他們認為我自滿過分令人討厭,大概是因為我好辯論,聽到不同的意見,便毫無顧慮地直接進行反駁。我想原因是由於受到過分的鼓勵,談論不是我這種年齡應該談的事情,還和大人們一起討論,同時又未曾受過要對他們尊敬的教誨,所以養成這種壞習慣。父親未曾糾正我的無理與傲慢,大概他沒有發覺,因為我對他十分敬畏,以致在他的面前總是保持極端順從和沈默。儘管有這種情況,我確實沒有任何優越感,沒有這種念頭對我有好處。我記得十四歲那年,我即將長期離家的前夕,就在海德公園裡,父親告訴我,等我結交新朋友時,將會發覺我所接受的教育不是與我同齡的年輕人普遍懂得的,許多人很可能會向我提到這一點,還會因此讚揚我。在這個問題上他還說些什麼我已記不清楚,只記得他最後說,我比別人懂得多一點,不是我有了不起的地方,只是我的命運賦予我不尋常的優越條件:有一位能教育我的父親,願意承受必要的麻煩和耗費必要的時間。如果說我比不具備同樣優越條件的那些人懂得多些,我是不該受稱讚的,但假如我知道的不比那些人多,那就是最大的羞恥了。我記得很清楚,這種意見我還是第一次聽到,說我知道的比受過良好的教育的年輕人要多,這對我來說是一件新聞,對此,像對父親告訴我別的事情一樣,我深信不疑,但是我並沒有把它當作個人大事記在心裏。別人沒有我懂得多,我並未以此為榮,也從不把自己的任何知識當作個人優點而沾沾自喜。然而,如今當我想到這個問題時,覺得父親說過關於我具有特殊優越條件的話是千真萬確的,也是常識,從此以後它就奠定了我的看法與感情。
這一點連同父親教育計劃的其它許多目標,如果不是他告誡我少和別的孩子打交道的話,顯然是難以達到的。他認真地要我不受孩子們之間流傳的壞影響,而且要我避免沾染庸俗的思想感情,為此他寧願我在各國學童所接受的學校教育成就方面不如別人。我所受教育的不足之處,主要是缺乏學童在自我管理和在集體活動中所學得的東西。由於生活有節制和時常散步,我的體格長得雖然不算強壯有力,然而也頗健康耐勞,但是我不會武藝,也不懂普通的體操。並非我不願做操,也不是擠不出時間。雖然我沒有假期,為的是不致打亂學習規律和養成懶散的習慣,但是我每天有大量閒暇足以娛樂。只是我沒有同伴,散步能滿足我的體力活動的生理需要,所以我的娛樂在極大多數情況下是單獨的,通常是一種平靜的(如果不是書卷氣的話)活動,它對任何其它種類的甚至心靈活動的刺激,不比我在讀書中引起的刺激更為強烈。因而我長期對需要用手做的任何工作都顯得笨拙,幾乎一直如此,雖然後來稍有進步。我的頭腦和手一樣,在做實際瑣事方面也同樣不靈活,而這種瑣事對大多數人說來是生活中主要關心的事情,也是他們主要顯示精神能力的地方。對於日常生活,我不加注意、不加觀察和不用心的態度,應該受到譴責。父親對這些事情的態度與我截然相反,他的感覺和智力總是時時在戒備著,他的言行舉止和日常生活總是表現出他的果斷性格和旺盛精力,此種性格以及他的才能常常使接觸他的人印象深刻。可是精力旺盛的父母的孩子,長大時往往精力不濟,因為子女依賴父母,而父母處處努力地照料他們。父親對我的教育更適合於把我訓練成能知,而不適合把我訓練成能行。他不是不知道我的這種缺點,因為這個緣故,我在幼年和少年時期一直受他的嚴厲告誡而感到苦惱。對於我的這個缺點,他絕不聽之任之,或者給予寬容。但是,他為了使我不受學校生活對道德的不良影響,卻未曾設法提供我足夠代替學校教育的實際影響。他似乎認為,凡他本人不經辛勤努力或特殊訓練而獲得的任何本領,我必定同樣容易得到。我想,對於這個問題,他並沒有像對其他學科那樣予以同等的重視;就在這點上,他似乎期望能不勞而獲。

注釋
?到童年後期,做這種習作不再有強迫性質。像大多數年輕作家一樣,我也寫悲劇。我受莎士比亞的啟發不大,給我影響較多的是喬安娜‧貝利。特別是後者的《康斯坦丁‧帕利洛古》(Constantine Paleologus)一書,至今我依然覺得它是近兩個世紀中最出色的戲劇之一。


?即《政治經濟學及賦稅原理》。—譯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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