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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版書
我們這樣拍電影 |

[1111MA122]
作者:蕭菊貞 編著
17×22 cm 436頁 平裝
ISBN:978-986-213-740-6
CIP:987.07
978-986-213-740-6
初版日期:2016年10月0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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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價: NT$ 580| 會員價: NT$4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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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全斌 台灣藝術大學傳播學院院長
李道明 台北藝術大學電影創作研究所所長
林文淇 前國家電影中心執行長/中央大學英文系教授
陳儒修 政治大學廣電系主任
張鐵志 文化評論人
黃玉珊 台南藝術大學教授
何瑞珠 影評人
熱力推薦

走進台灣電影的創作世界,不只看到電影故事,
更看到了電影背後的台灣精神!

橫跨35年、老中青四代電影人的深情告白。
感動人的,還是回歸創作的那一念單純熱情。


2002年適逢台灣新電影二十年,蕭菊貞拍攝了《白鴿計劃~台灣新電影20 年》紀錄片,採訪了當時參與新電影的影人,至今這部紀錄片已成為國內外硏究台灣電影的重要作品。2015年釜山影展二十周年,策劃了「亞洲電影的力量」單元,邀請亞洲十個國家的導演拍攝自己國家當代電影的發展。於是蕭菊貞又應邀拍攝了《FaceTaiwan-我們這樣拍電影》這部紀錄片,紀錄台灣電影從2001年最谷底的垂死邊緣如何在2008年創造戲劇性的反彈,而現在又遇到了什麼樣的抉擇?大師們如何再創高峰?年輕導演如何给自己爭到機會?電影如何面對台灣認同問題?如何吸引觀眾?

蕭菊貞紀錄的不只是台灣電影的現狀,也是電影中的台灣。但影片受限於時間長度,無法將這些電影人分享的故事豐富完整的呈現出來,希望將《白鴿計劃》和《我們這樣拍電影》兩部紀錄片的第一手訪談彙整,讓這群台灣電影人的不悔熱情和電影之外的真實人生留下紀錄。更希望這些內容對於想了解台灣電影發展的朋友們,提供一個回看的路徑與軌跡――

橫跨老中青四代、51位電影人,分享他們不同階段的創作故事,走過了電影的繁華、凋萎,與迷茫。感動人的,還是回歸創作的那一念單純熱情。


再沒有一本書可以如此全面呈現台灣電影自1983年以來的歷史軌跡,也再沒有一本書能讓讀者如此親近這段台灣電影歷史的溫度。那是台灣電影人的友情、敬意、挫折、膽量與志氣混和的一種熱,也是台灣電影最迷人的風景。——林文淇(前國家電影中心執行長/中央大學英文系教授)

我真心感佩菊貞認真為過去三十年的台灣(人文)電影留下了深刻動人的肖像紀錄。此豐碩成果足以成為後人欲理解這段台灣電影歷史發展時絕不可或缺的文獻,更是任何講授這段臺灣電影史絕佳的參考書。——李道明(台北藝術大學電影系教授/系主任)

很高興看到菊貞再接再厲的把所有訪談紀錄結集出版,以文字立傳。紀錄影像與文字並沒有孰輕孰重的問題,兩者對照觀看與閱讀,更能看出台灣電影輝煌與幽微之處,相信這是另一個台灣奇蹟!——陳儒修(政大廣電系教授/系主任)

台灣電影是這樣一代代交棒與傳承下來,成為島嶼的精神寶藏。
謝謝這本書記錄了這些電影人的思索與掙扎、困頓與夢想——也許這些文字的光和熱會如同一部好電影,啟發某個讀者去拿起攝影機,拍出屬於下一個世代的好電影。——張鐵志(文化評論人)

這是一本關於歷史、記憶和夢想的台灣電影人實錄!吳乙峰導演說,『我不相信有一個社會的人民會不想看自己的故事。』這真的是一本關於台灣的書。——何瑞珠(影評人)


蕭菊貞
資深紀錄片導演。曾任記者、專欄作家、戲劇監製、編劇、導演。
現為清華大學通識中心副教授。
喜歡說故事,在大學四年級時發現影像的迷人力量,於是開始拍攝紀錄片,曾獲得三座金穗獎肯定。1999年的《紅葉傳奇》和2000年的《銀簪子》連續兩年獲得金馬獎最佳紀錄片、台北電影獎、紀錄片雙年展台灣獎,並入圍阿姆斯特丹紀錄片影展國際競賽,以及山形影展等重要國際影展,對於台灣的紀錄片風潮起了帶動作用。監製電視戲劇作品亦多次獲得金鐘獎及亞洲電視獎肯定。
著有《銀簪子-終究,我得回頭看見自己》、《大毛&Coffee:一個紀錄片導演與流浪狗的故事》、《蔬果密碼:中醫師與營養師的健康對談》、《導演的人生筆記》、《我們這樣拍電影》。

【自序】 看我們乘著電影飛翔

第一章 1982的改變,不是巧合
七○年代後期,許多戰後嬰兒潮第一批年輕人留學回台,帶著滿滿的想法與抱負,而當時壓抑的社會氣氛、噤聲的政治勢力,都是大家想衝撞開的高牆。

第二章 台灣新電影乘著青春與友情起飛
許多導演懷抱著偉大的電影夢,當時那一群哥兒們相知相惜一起拍片、情義相挺的氣魄。這樣的情誼在電影之外,也超越了作品。

第三章 我們一起成長的年代
一部電影的完成,不能只靠導演,技術人員的支持也是一個很大的力量,回顧新電影這段時間,有一群優秀的電影技術人員跟著這群導演一起成長。

第四章 新電影之生與死?
創作型的導演用盡心力希望完成的電影作品能躍上國際。但另一邊得不到滿足的觀眾和市場,仍等待著誰來滿足我,而這中間的落差也越來越大。

第五章 在沙漠中奮力開出一朵花
邁入21世紀,台灣電影風景幾乎可以說是慘淡的,幾位電影大師勉強為台灣撐住了國際顏面,而不怕死的年輕導演,躍躍欲試的希望完成第一部電影。

第六章 拿命來拚搏也要拍電影
2008年是台灣電影史上一個很奇妙的年份,沉寂許久的電影能量突然有了一個大爆發,不只票房創佳績,甚至連電影人之間都有一種說不上的興奮和熱血。

第七章 台灣電影夢再起
《海角七號》的賣座,除了讓魏德聖導演有機會完成他的理想之外,另一方面也激勵了許多電影人。大家發現,原來「觀眾還在!市場還在!」

第八章 紀錄片是台灣電影的票房黑馬?
台灣紀錄片有更多機會可以跟觀眾交流,加上紀錄片雙年展,讓國外更多元的紀錄片作品得以在台灣被看到,都讓台灣的紀錄片創作變得更豐富。

第九章 大師依然在我們身邊
回首台灣電影的來時路,有時彷若鏡像般,映照出每個時代中的真實。顯示出電影不只是電影,也是另一種凝視台灣的路徑。

第十章 我們想要擁抱觀眾......
2015年是滿精彩的一年,呈現出一種難得的熱鬧,電影人嘗試不同主題、不同風格的努力,企圖要走出一條自己的活路。

致謝

附錄 台灣社會/電影發展大事記

【自序】看我們乘著電影飛翔

用影像、聲音說故事,就是有一種魔力,讓拍電影的人熱血沸騰,看電影的人好生癡迷。
影中世界與現實世界總是有那麼幾分的相似,又不相干,多少時候導演與編劇在電影中創造了如鏡像般的世界,一方面投射出對真實社會的反省與觀察,另一方面又帶著我們飛往現實中無法觸及的想望,與不能揭露的慾念共舞。這樣的多功能藝術載體,是電影獨有的魅力,無可取代。
回望台灣電影史上幾個不同階段的風格類型,彷彿也可循此找到一種閱讀台灣的方式,無論是主旋律或是禁忌題材,政策指導或是商業導向,創作者都必須在電影中造個世界,說個故事,設定角色,暗藏信念,也因此當觀眾說「我們去看電影」時,事實上對許多電影人來說,卻是「我們拍電影,但電影可不只是說說故事而已呀」!
2002年,正當台灣電影的創作氛圍與票房都很低迷之際,記憶並沒有忘記提醒大家一個電影史上的時間刻記,就是新電影20年了!1982年中央電影公司製作的電影《光陰的故事》,由陶德辰、楊德昌、柯一正、張毅四位年輕導演拍攝的四段故事,揭開了台灣新電影的紅幕,緊接著隔年又由侯孝賢、萬仁、曾壯祥三位導演改編作家黃春明的短篇小說,以三段式故事經營的電影《兒子的大玩偶》,票房超越了當年由三位資深導演李行、白景瑞、胡金銓拍攝的《大輪迴》,彷彿正式宣告了一個電影新時代的到來。我們用電影說自己的故事!何其重要啊!這一波寫實浪潮,不只將台灣電影帶上了電影藝術的世界舞台,甚至也影響了台灣接下來近乎三代電影人的創作精神。因此,在這一年我拍了《白鴿計畫—台灣新電影20年》的紀錄片。
白鴿計畫,是訪問作家小野(當年任職中央電影公司企劃)時,在他保留的老筆記本上看到的一頁,在那泛黃的格紋頁面上,他畫了一隻大鳥,寫下了「白鴿計畫」四個字,希望提醒自己要反封建,不要在這單位一事無成,最後只大了中年肚圍,他在筆記上還註記著:我能為它做什麼?單純、勇敢、智慧、改革、起飛……。當下我也被當年這群新導演和電影人的理想、熱情打動,於是便決定用了「白鴿計畫」當成回顧台灣新電影二十年的紀錄片片名。
影片中,我訪問了許多電影人,包括當年的中影總經理明驥先生、作家小野,導演李行、侯孝賢、柯一正、張艾嘉、萬仁、陳坤厚、張毅、曾壯祥、王童、朱延平、蔡明亮、張作驥、陳懷恩,林正盛、柯淑卿,演員楊惠姍、鈕承澤,攝影師李屏賓,剪接師廖慶松、陳博文,錄音師杜篤之,製片徐立功,影評人焦雄屏、梁良、黃建業、藍祖蔚等人。透過他們的回憶與心情,編織完成了《白鴿計畫—台灣新電影20年》的內容。也因為這個拍攝工作,讓我有機會深入這些電影圈前輩們的創作歷程,雖然關於台灣新電影的論述、影評、研究等出版著作已經非常多了,但多是評論分析的角度,或許因為我自己也是拍片的人,更多時候我對於一個作者的創作動機,與拍攝過程中的心境,是有著更多的在意與感動,因此這些第一線參與者的故事,更為吸引我的鏡頭與目光。
就如同提問新電影是什麼?這是世界電影史上被標註的重要電影運動之一,也是許多國際影人景仰的大師與電影浪潮,但對這些電影前輩來說,我沒想到新電影對他們來說,最重要的回憶竟是「友情」,這是在訪問中讓我驚訝又感動的部分(待後面篇章再分享)。就連當年唯一拒絕我的吳念真導演,他當時在電話中說的理由我還記得很清楚,他說我們可以喝咖啡聊天,但我就是不要談新電影,新電影對我來說就是朋友!當友情變了,新電影對我來說就不重要了。當時這番話,我聽得啞口無言,似懂非懂卻又無法反駁,最後只能當成是此片的遺憾了。
那一年《白鴿計畫》在金馬影展首映,並在韓國釜山影展舉行國際首映,且成為那次釜山影展台灣新電影之夜中,送給國際貴賓的禮物。
無論如何,留住故事是重要的!我始終這麼認為。後來陸續聽到不少老師及學生說,這影片是他們上台灣新電影課時必看的片子。我一則以喜,終究是發揮了良能,一則以嘆息,其實我根本沒發行呢!(網路上誰放的呀?)
一晃眼到了2015年,剛好是韓國釜山影展20週年,他們想為此製作一個特別單元「亞洲電影的力量」,介紹亞洲十個國家的當代電影故事,台灣部分希望邀請我拍攝,當時一想到可以讓台灣電影被看見,我就這麼衝動的答應了。
答應之後,一連串的難題才接踵而來,我要說什麼故事?台灣電影的當代主題是什麼?時間這麼趕怎麼辦?錢不夠去哪兒找?
想著想著,我想起了《白鴿計畫》的片尾,就在邁入21世紀的當口,台灣電影掉入了谷底,中央電影公司也準備要賣了,那時候我看到的電影未來,就像在台灣克難的片庫裡發酸、融化的電影底片般,膠著成塊,毫無辦法。後來再回頭查閱歷年的電影資料,才發現2001年前後竟然真的是台灣電影至今,創作量與票房最慘澹的時期,當時一年內就開了好多次拯救國片的會議,「台灣電影已死」的字眼,不斷在報章上曝光。但誰也沒料到,在2007年《練習曲》會颳起了台灣的單車旋風,而2008年魏德聖導演的《海角七號》竟然創下了台灣電影史上最高票房5.3億的紀錄,此後每年都有破億的電影票房出現……。
到底是什麼力量支撐這些電影人行過荒漠呀?
怎麼台灣電影垂死之際,還能有人前仆後繼用著熱情、抵押房子繼續拍片?
用電影拍出台灣土地上的故事真的那麼重要嗎?
為什麼我認識的電影人,包括魏德聖導演,大家都還是如履薄冰般的走在電影創作的鋼索上,破億的票房炫光下,前途真的是一片光明嗎?
於是《FaceTaiwan—我們這樣拍電影》就這麼開拍了,再一次訪問了導演侯孝賢、張艾嘉、朱延平、林正盛、作家小野,而鈕承澤也從演員成了豆導,還有製片李烈、葉如芬,導演王小棣、易智言、陳玉勳、戴立忍、魏德聖、蔡岳勳、林靖傑、鄭文堂、周美玲、林書宇、鄭有傑、趙德胤、吳乙峰、楊力州、陳芯宜、齊柏林、程偉豪、李中、勒嘎‧舒米,攝影師秦鼎昌,音樂人林強,影評人聞天祥、藍祖蔚、李光爵等人。從2001年到2015年,台灣電影走過谷底與票房高峰的轉機是什麼?新電影是光芒還是包袱?台灣電影面對自我認同與外在環境挑戰的拉扯,孰輕孰重?類型片再起是台灣電影的救命丸還是安慰劑?為什麼要拍電影啊?!
片子終於完成了,並且在釜山影展(短版)和金馬影展(長版)首映,然後它也開始展開自己的旅程了。
關於台灣電影的故事仍然繼續發生著……,雖然很多老問題還沒有等到答案就已經被放下了,很多新問題又不斷湧出,不過在拍了《白鴿計畫》、《FaceTaiwan—我們這樣拍電影》後,我唯一確定的答案是—台灣電影不會死!因為這些電影人的熱情和熱血不會熄滅,台灣電影仍會沒完沒了的跟著我們一起活著,活得熱烈,活得長久,為我們紀錄下台灣的故事,並且和我們一起面對台灣的處境與難題。
既然如此,我繼續抱著上百支帶子、兩大疊的採訪稿自己留著也不是辦法,又笨重又可惜,我想應該讓更多人看見這些影人們的故事!影片的長度有限,能選取的內容有限,發行的傳佈也有限,因此我想了又想,就讓這些資料成冊,透過文字的力量,讓它保存下來或許更精彩吧!
電影這事兒,看著大銀幕上的作品是一個故事、一種論斷,但我們其實可以再退遠一點,再站高一點,看看這一群人如何拍電影?為何而拍電影?或許又是另一番全然不一樣的故事了,而這些對我而言,皆是台灣電影的風景一隅。


【推薦序】在影像與文字之間,看見台灣電影
陳儒修(政大廣電系教授)

想先引用菊貞在本書〈自序〉寫下的幾句話:「關於台灣電影的故事仍然繼續發生著……,雖然很多老問題還沒有等到答案就已經被放下了,很多新問題又不斷湧出……」──―這幾句話可以說直指台灣電影的歷史宿命。

很難在世界上找到第二個像台灣電影這樣的國家電影,在過去三十年間被貼上「大學生不看國片」、「台灣新電影把國片玩完」、「台灣電影已死」等負面標籤,票房收入更是慘烈到有如墜入無底洞的深坑。然而台灣電影還是一次又一次的挺過難關。在三十年前,當台灣電影跌到谷底時,卻出現台灣新電影作品,建立台灣電影在國際影展的形象與口碑。接著在二十年前,又是一個台灣電影低潮期,出現一批都是在1990年代初期創作劇情長片的導演,其中有李安,在1991-1994年間完成「父親三部曲」之後,進入好萊塢,在1995年推出《理性與感性》;另外有蔡明亮,從1992年的《青少年哪吒》建立獨特的影像風格與敘事手法後,到了2009年的《臉》,成為法國羅浮宮第一部典藏的影片。

接下來就是過去十年間發生的事情了。台灣電影還是大起大落,2006年,台灣只生產18部影片,票房收入比例僅有不值一提的1.82%。卻在兩年後,出現了《海角七號》,票房收入衝上5.3億。目前在台灣電影票房紀錄,僅次於《鐵達尼號》。這是一個台灣奇蹟。

上述輕描淡寫的文字,當然無法呈現這些年來,參與台灣電影幕前幕後工作者的辛酸血淚。幸好有菊貞拍攝的《白鴿計畫──台灣新電影20年》與《Face Taiwan──我們這樣拍電影》兩部紀錄片,透過訪談這些台灣電影先驅與後進工作者,由他們的話語,留下這三十年來珍貴的影像紀錄。

雖然說,一個畫面就可以道出千言萬語。影片的長度與規格還是有限,訪談紀錄內容也就無法全部搬上銀幕。因此,很高興看到菊貞再接再厲的把所有訪談紀錄結集出版,以文字立傳。紀錄影像與文字並沒有孰輕孰重的問題,兩者對照觀看與閱讀,更能看出台灣電影輝煌與幽微之處,相信這是另一個台灣奇蹟!

第七章 台灣電影夢再起

《海角七號》的賣座,除了讓魏德聖導演有機會完成他的夢想外,另一方面也激勵了許多台灣電影人。大家發現,原來「觀眾還在!市場還在!」一時之間,創作的熱血又沸騰了起來。與過去不同的是,這時嗅覺靈敏的投資者,已經願意拿錢進到這個市場了,大家都想要拍「會賺錢的電影」。許多年輕導演也不再視商業片為畏途,於是魏德聖當年用5000萬資金拍片所造成的業界驚嚇,一時之間都變得小意思了,製作預算四、五千萬已經成為常態,上億的拍片計畫開始陸續出籠。甚至在上片前大家噓寒問暖的話語中,也開始加入了「這部片票房會破億嗎?」於是2008年是台灣電影復興年之說,一時成為集體印象。

但深入了解在此同時的電影創作者,還是有兩種現象浮現,一是許多導演深受台灣新電影寫實敘事風格和人文精神的影響,雖然這時想要走出自己的風格,拍出被這個時代的觀眾喜歡的電影,但深植心中的信念和經驗,如何轉換為現代觀眾喜歡的電影故事,引發共鳴,就成了大家的考驗。如同製片黃茂昌說的,「新電影之後的電影工作者,其實都很想把自己內心的情懷表達出來。表達方式不同,有些可能是用疏離的方法,有些可能是用相對熱鬧的手法。但是那種想要表達出那股內心情懷,而不只是說要娛樂大家,我覺得是台灣創作者的一個特質,這個特質從來沒變過,2001年是這樣,我覺得現在基本上也是這樣子。」
另一個考驗則是如何操作商業電影?台灣的商業電影市場已經疲弱許久,甚至連朱延平導演這位老將的片子,在當時都賣得很辛苦,光靠一部《海角七號》成功,單一經驗並無法複製,大家只好再一次各憑本事,各自摸索了。這樣的闖蕩階段,不少電影還是不夠成熟到足以滿足觀眾與評論,票房與藝術評價皆具足的電影比例低,多數是在嘗試的過程中兩敗俱傷,深切體認到想拍商業電影也是一門學問。但電影熱火已起,大家還是前仆後繼的縱身而入。
但除了以票房定成敗、以得獎道功名之外,我還是從不少電影工作者的創作態度上,看見了一種讓人感動的單純與熱情,包括他們對台灣用情至深,這些心境與努力雖然上不了娛樂版面,也無法直接轉換成票房,可是卻是另外一章的台灣電影紀事,這部分我是感動並且珍惜的。


鈕承澤導演:
那一年(2008)台北電影節,我永遠會記得,很多人在那一年陸續上片,陳芯宜的《流浪神狗人》三月,《情非得已》四月,然後《九降風》五月,台北電影節之後才上了《海角七號》跟《囧男孩》、《停車》。那一年就很快樂,首先《情非得已之生存之道》得了最佳男主角,我在台上還說,「侯導,我有得演技獎,你不要再說我演得不好了。」
結束之後,我寫了一封公開信「給我的同志們」,給所有台灣電影的從業人員,就是很飽滿很激動,內容大概是說我們面對這樣的環境,有人糟蹋了健康,流失了感情,抵押了房子,但是我們就是很堅持的想要做出我們心裡面好看的電影,我們要拍出屬於自己的時代,我們應該站在巨人的肩膀之上,而不能活在巨人的陰影中。
最後有一段是說,因為我是一個紅酒愛好者,那時很多釀出很好喝的葡萄酒的酒莊,它們的土壤,用一般的標準看是很貧瘠的,因為它可能是沙礫、石頭,可是這樣卻適合葡萄的生長,能長出最好的葡萄,釀出最好喝的酒,這就是我們。
隨著之後《海角七號》的得獎、票房大好,好像證明了我長久以來的觀察。我17歲的時候就想自編自導自演,18歲的時候又想,國外那些演員為什麼那麼有尊嚴,為什麼我們沒有,因為那時候我已經沒戲演了,我有六年沒有電影拍。就看到台灣電影已死嘛,這樣的論調永遠沒有停過。但我覺得台灣電影不可能死,全球化的浪潮影響很大,資金集中到好萊塢,拍出適合全世界市場的類型片,可是觀眾對於講出我們的語言、我們的文化、我們的故事的電影一定有需求,重點是你要給他什麼樣的電影?長期以來,身為一個演員也好,觀眾也好,我常常不能在我們的電影裡面得到滿足。
我們好像只有兩種電影,在我年輕的時候,一種就是市場上還不錯,可是去電影院看了之後,就覺得「我好像白癡啊,我為什麼來看這個片子」,因為你看不到那個真實的情感。另有一種像我們大師們的電影,值得尊敬,拍出了真相,也代表台灣得到了很多獎,可是它往往是疏離的,往往是有距離的。你去看了之後也許會說,「我好像白癡,為什麼都看不懂?」那麼中間的那些電影呢,就是那種有著生命的真相、有著生活的細節,可是也有流暢劇情的好製作,有笑有淚。你能不能讓觀眾在哭哭笑笑之餘,還可以為自己的生命帶走一點什麼,我在很小的時候就說我以後想拍那種電影。

《海角七號》的成功,給我帶來很大的刺激。那時候我們聊,我說小魏除非奇蹟出現,要不然你死定了!那時候我說的奇蹟還不是票房五億的奇蹟,那是完全不敢想,是想說萬一奇蹟出現,得了一個大獎,那你就有回報。
我記得《情非得已之生存之道》四月賣了600萬,大家都說恭喜啊,雖然那個時候還是沒有回本,但是到了八月,就發現出現了五億多的案子,然而很多人還是會有那種冷眼旁觀的態度,這是中了樂透,這個是奇蹟,無法複製。但是我知道這不是奇蹟,奇蹟是什麼?是樂透什麼的,就是你花了50塊去試運氣,然後天上掉下來的。
但《海角七號》並不是,是這些人真心的相信,然後他們拍出這個土地的故事,他們勤勉,然後他們拍出跟觀眾溝通的電影,這是長久的累積與極大的勇氣的實現,它根本不是一個用樂透這樣子的角度可以解釋的事情。

這激勵了你後來拍《艋舺》的勇氣嗎?
是。其實那一年有兩個電影造成我後來拍《艋舺》,就是《海角七號》與《功夫熊貓》,我在那裡面看到一個同樣的特質,很妙。《功夫熊貓》是什麼呢?我們去看很好看,但是你知道主角到後面一定要成為絕世高手,他要解決這個問題,可是電影已經演了60分鐘,你要怎麼說服我?沒想到他一下就說服我了,因為他相信,於是就發生了。小魏也因為他相信,於是也發生了。小魏敢,我為什麼不敢,所以給了我勇氣去推動《艋舺》。
《艋舺》在2010年2月上片,第一天我去看票房,我跟李烈還有我當時的助理,一起去西門町,發現生態改變了,不再是一家戲院為龍頭,有五、六家都在演我們的片子。到了下午就看到,哇0很多人在排隊,然後所有人看到我都很興奮。
2月5號過年前一週,讓我想起《小畢的故事》,1983年差不多也在同一個時刻。後來我拎了一瓶紅酒去找我的編劇曾莉婷,一直哭一直哭,也不是覺得自己功成名就,就是覺得是一份長久的等待、相信,散盡了家產,糟蹋了健康,犧牲了情感,你一直莫名所以的在相信、在追求的一個事發生了!

林書宇導演:
走上創作這條路,我覺得熱情一直都來自於我很熱愛這個工作,我以前常常講,如果製片知道我多熱愛這個工作的話,那就慘了。因為他們其實不用給我錢我都會做,你知道,我對於金錢這個部分、生活上面的那個需求不高,我沒房子、沒車子,可以過得還蠻簡單的,但是我需要拍片,我需要創作,我喜歡這個環境,我喜歡跟一群人工作、創作的感覺。

《九降風》影片一出來,真的讓大家眼睛一亮,故事的敘事與執行度都很高,我想那一年票房也應該超過你原來的預期吧!

對。我記得台北那時候才上三家,就三個戲院而已,三個廳,所以那時候有那樣子的成績,當然還蠻開心的。但那時覺得比較開心的不是這部片的成績,而是在那一年好像突然之間有一種熱情,有一個力量,雖然大家都是各做各的。就像我在中影剪《九降風》的時候,雅逽剛好在隔壁剪《囧男孩》,所以我們經常會聽到對方電影的聲音。我聽到他的小朋友在那邊叫啊,他也聽到我們這邊的小朋友在這邊叫啊。
後來幾部片就這樣一部一部出來,我覺得身為台灣的觀眾,其實那一年我自己蠻開心的,剛好自己有一部片是在那個當中,而且也給別人一種還蠻正面的力量,覺得感覺挺好的。
新竹是我成長的地方,那時候就覺得好像故事本身對於那個環境,或者是這一群孩子成長的那個氛圍,甚至於當年的職棒簽賭案的影響都在電影裡面,是有一個很大的情懷在那邊的,這是一個不管說是我對於那個時代、對於那個成長、對於新竹這個地方的一種味道。
所以我覺得《九降風》還蠻台灣新電影的,我自己覺得,如果現在以我的年紀,以現在的這種狀態,要拍一部台灣新電影的話,它會長得像《九降風》。

這也表示你受台灣新電影的創作精神影響,電影中主角在MTV親熱時的背景電影,你也用了《戀戀風塵》,你曾說是想向侯孝賢導演致敬。

那時候不會特別的去標註台灣新電影,但是我覺得對於影像捕捉的真實度,和演員表現的一種寫實的程度,以及那個故事本身對於他的環境和這一群人,在這個地方的一個互動、一個效應,我處理這些東西時,其實都是受新電影的影響,那已經融入在我的想法中了,在美學上都會受影響。而且很多時候會覺得說,退遠一點、退遠一點!(完全侯導的語氣)這樣比較有味道。
它是很自然的,你不會說,哦0我要模仿這個什麼什麼,就很自然的,它開始變成你在創作裡面的某種味道,覺得這個題材我要這樣拍,要有這樣一種的關懷。

陳玉勳導演:
我第一部電影是1994、1995年那個時代,現在跟二十年前比,當然是好太多了,但前十年真的就是一個「慘」字。現在很多人說台灣電影復興了,其實應該是說市場,這個市場有一點復興了,然後台灣的觀眾也變得可以接受台灣電影。現在大家比較願意認同這塊土地,認同自己的電影、自己的語言,觀眾真的有回來一些。現在很多電影都可以賣到上千萬、上億啊,如果只賣個五、六百萬好像很慘,其實以前五、六百萬是非常高的。所以這個市場我覺得要好好珍惜,因為我們經過那個很苦悶的時代,看到市場復甦應該更用心拍,讓台灣觀眾對我們的電影有更多的信心,更願意進來電影院。

你覺得台灣商業電影的製作環境出了什麼問題,所以讓你卻步,那麼久沒有拍電影?

其實《熱帶魚》對我的刺激還蠻大的,那是九○年代港片很盛行的時代,那時候我是想拍警匪片,像港片那種警匪片,就寫了《熱帶魚》這個劇本,可是寫著寫著就變成照著自己的個性去走,就變成長得像《熱帶魚》這樣一個黑色喜劇片了。成功以後,我又有一些創作者本身的包袱,很想做一個比較個人、或者是可以走影展的那種電影,會有很多的掙扎跟矛盾,後來就在這種矛盾狀態下去拍了《愛情來了》,所以它就不像《熱帶魚》那麼好笑、那麼好玩、那麼通俗,再加上那個時候的市場其實就掉下來了。
《熱帶魚》的時候,其實國片還是有市場,可是才隔兩、三年,市場就完全掉下來,完全沒有任何一部國片可以賣錢。因為我是一個需要觀眾的導演,需要觀眾當我的動力,如果沒有觀眾我就沒有動力,所以《愛情來了》票房不好,我就失去了一些動力。每天一直在想,要拍什麼樣的題材,觀眾才會進來看?想到這個就覺得,這個沒有人要看,想到那個,那個也沒有人要看。那時自己心態上已經變得很嚴肅了,沒有辦法再回頭拍《熱帶魚》那種很輕鬆活潑的東西。

那這次再拍《總舖師》,你是怎麼找回那種擁抱觀眾的感覺跟動力?

其實到了2006、2007年左右,我就開始想要拍電影了。那時曾經想拍搖滾樂這種題材,沒多久《海角七號》就出來了。《海角七號》跟我那時候想到的題材是很像的,我就開始覺得不行,我想得到人家都會想得到呀,所以要趕快拍,不要再拖了。
後來我想來拍古裝片,就開始寫古裝片的劇本,也想去搶一下大陸市場,我還跟葉如芬去大陸籌備,後來發現困難很多。因為武俠片資金實在太龐大,我們自己也沒經驗,再加上那時候演員每天都在漲價,檔期還都軋不到,就算你有錢捧過去,他跟你說兩年後再來吧!而且工作的人每天都在漲價,最後我們連演員都還沒敲定,就先撤退回來,停拍了。
停拍以後我就有一股氣,懶散了十幾年都沒有想拍電影。那時候就被激到了,覺得說不行,覺得我要馬上拍一部電影給大家看。其實在那之前我已經想通,覺得我要回來擁抱觀眾,我不要再有一些台灣新電影的包袱啦,一些藝術什麼的都不要管,我就是要亂搞亂玩,做一些開心的片給大家開心。
我跟如芬講,我們來弄一部電影,找烈姐(李烈),我回家用兩個禮拜的時間寫了三個故事大綱,他們都覺得很好,我跟他們說《總舖師》馬上就可以弄,而且我覺得這個電影會賣座,因為講料理這件事情,台灣人很愛吃啊,這種片又好笑,應該會賣座,那時候我們就決定來做《總舖師》。
結果非常有效率。給我兩個月的時間寫劇本,我寫到快要崩潰,也先定好隔年的暑假檔。如芬很厲害,整個時程都排好了,什麼時候開拍,什麼時候殺青,什麼時候剪接,什麼時候上片,我劇本都還沒寫就已經排好了,我必須按照這個表去操作,後來果然完全照著表去做,連一天都沒有超過,在規定殺青的那天就把它殺青了,也沒有超支,完全是很有效率的把它做完。

你剛剛提到一個很重要的概念,叫做擁抱觀眾。可以分享一下你的經驗嗎?你怎麼樣去抓到台灣人的味道或是觀眾?

其實我沒有特別去想觀眾要什麼,因為過去那麼多年來,我跑去拍廣告,也都拍一些很三八、很好笑的廣告片,用的人也都是小人物。很多廣告片也蠻受歡迎的,所以我大概知道,只要拍好笑的東西,觀眾應該都會喜歡。所以那時候我都告訴人家我叫奔放小勳。
後來看到《海角七號》賣到五、六億,我才明白,就算我走的很本土,也不見得所有市場都吃得到,也不見得所有人都會買單啊,我其實得到一個經驗,就是做自己擅長做的東西就好,不需要去討好所有的觀眾,導演不用有那個野心,做到文青愛你,阿桑也愛你,不可能!

雖然你說要放手拍好笑的電影,可是我覺得你的片子裡還是隱藏著新電影以來的一些痕跡,尤其是對人的關懷,所以你還是藏了吳念真那個角色的橋段,你自己怎麼看這一塊?

其實那個東西很難拋掉,我花了十幾年想要拋掉這些包袱,後來還是覺得拋不掉。我們受到台灣新電影的影響真的太深了,也許我們五年級的導演真的是受不了,完全被這些新電影時代的導演給灌頂灌下去,逃都逃不掉。所以我這麼多年跑去拍廣告,真的很想跳脫那些,然後想要讓它很三八,都不要有他們的影子,可是真的很難。
我之所以說包袱拋不開,是每次想要做一個很輕鬆的東西,但是那種影展上的包袱,或者是老一輩的包袱馬上就會進來,就會顧慮到說人家會怎麼看我?怎麼評價這部電影?我也不希望我的電影被當成不入流的喜劇。就算票房好,其實我們也沒賺到多少錢。那為什麼要這麼辛苦去拍一個讓大家罵的電影,沒有必要。所以那個包袱是很難解開的。到現在還是會在寫劇本的時候想到這個問題,也常常告訴自己,不要想太多,把故事講好,照自己的個性,自己過得去比較要緊,別人怎麼看沒關係。

再沒有一本書可以如此全面呈現台灣電影自1983年以來的歷史軌跡,也再沒有一本書能讓讀者如此親近這段台灣電影歷史的溫度。那是台灣電影人的友情、敬意、挫折、膽量與志氣混和的一種熱,也是台灣電影最迷人的風景。——林文淇(前國家電影中心執行長/中央大學英文系教授)

我真心感佩菊貞認真為過去三十年的台灣(人文)電影留下了深刻動人的肖像紀錄。此豐碩成果足以成為後人欲理解這段台灣電影歷史發展時絕不可或缺的文獻,更是任何講授這段臺灣電影史絕佳的參考書。——李道明(台北藝術大學電影系教授/系主任)

很高興看到菊貞再接再厲的把所有訪談紀錄結集出版,以文字立傳。紀錄影像與文字並沒有孰輕孰重的問題,兩者對照觀看與閱讀,更能看出台灣電影輝煌與幽微之處,相信這是另一個台灣奇蹟!——陳儒修(政大廣電系教授/系主任)

台灣電影是這樣一代代交棒與傳承下來,成為島嶼的精神寶藏。
謝謝這本書記錄了這些電影人的思索與掙扎、困頓與夢想——也許這些文字的光和熱會如同一部好電影,啟發某個讀者去拿起攝影機,拍出屬於下一個世代的好電影。——張鐵志(文化評論人)

這是一本關於歷史、記憶和夢想的台灣電影人實錄!吳乙峰導演說,『我不相信有一個社會的人民會不想看自己的故事。』這真的是一本關於台灣的書。——何瑞珠(影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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