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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遊戲(絕版) | Rogue Nation: American Unilateralism and the Failure of Good Intentions.

[1111FM020]
作者:佩斯托維茲
Author:Clyde Prestowitz
譯者:杜默
25開 388頁 平裝
ISBN:986-760-037-1
CIP:578.52
978-986-760-037-0
初版日期:2004年03月0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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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價: NT$ 360| 會員價: NT$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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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獲2003年《經濟學人》年度好書
獲選2004中國時報開卷周報十大好書

以前的美國,以全球都能接受的條件來界定國家利益,亦即強勢的國際機構、正當程序和法治;如今則是狹隘地著眼於軍事和經濟的立即利益。以前的美國,全力支持北約和聯合國等國際聯盟;如今卻視之為無物,或看作執行美國意志的一種阻礙。以前的美國,對敵人採取圍堵政策,現在則是對潛在的威脅發動先制攻擊。美國越來越乾綱獨斷,對其他國家的需求與目標視若無睹。這個「不可或缺的國家」,逐漸趨近於所謂的「流氓國家」。砦城不再是光耀的城市,反而日漸傾向於與國際社群為敵。本書著眼於此,雖不至反駁美國霸權或運用美國權力,但卻反對愚昧、自大與無知地運用權力。深入剖析單邊主義衝動的歷史根源,以及它如何影響美國貿易與經濟政策,武器管制、能源、環保、毒品交易與農業等外交重大政策。用意所在,是要向莫名所以和傷心不已的美國人解釋,為什麼全世界好像都在反美;同時也向美國以外的其他國家說明,他們為何時時誤解美國的善意。

Clyde Prestowitz(普雷斯托維茨)
曾任雷根政府美國貿易談判代表,現為華府知名智庫「經濟戰略研究所」(Economic Strategy Institute )所長,著有《貿易地區》(Trading Places)等書。現居馬里蘭州波托馬克市。

譯者簡介:
杜默
資深文字工作者。曾任叢書主編、雜誌執行副總編輯,歷任首都、自立、中晚、中時、自由各報國際新聞中心。譯有《聖經密碼》、《開始》等無數作品。

1流氓國家

流氓,形容詞──不再服從、歸屬或被認同,無法駕馭或不可理喻;
脫序者、具有異常殘暴或不可預測的脾性。
──韋伯百科字典
試將吾人比作砦城,眾人目光莫不仰望我們。
──溫思洛普/麻薩諸塞灣殖民區總督(一五八八~一六四九)


本章的標題用來形容美國是故做驚人之語,所以,且讓我稍做強調,本人絕對沒有把美國視同海珊治下的伊拉克或其他殘暴獨裁政權之意。的確,我總喜歡把我國當成「砦城」,往往是雲遮霧照多過陽光普照。不錯,讓我憂心,同時也啟發本章標題的是,海外有越來越多人,包括許多長期友人在內,逐漸把我們看做是雖然未必和海珊或其他凶徒一樣,但肯定是韋伯字典中所說的「不再歸屬或被認同,無法駕馭或不可理喻,脾氣難測」。事實上,今天(二○○三年二月二十四日)的《華盛頓郵報》頭版報導就說,有很多人認為布希總統對世界和平的威脅比海珊更大。此外,這也不是源於怎麼處理伊拉克問題論戰的最新發展。且聽倫敦《衛報》的說法:「美國這個『不可或缺的國家』,逐漸變得宛如終極流氓國家。布希治下的美國不去領袖群倫,反而是日漸傾向於與國際社群為敵。砦城不是光耀的城市……反而傳來……民族主義論調:我們要做什麼就做什麼……你不爽,好極了。」○1這可不是昨天寫的,而是二○○一年春天美國否決管控全球溫暖化的《京都議定書》時的報導。
我就是在這個時候,在採訪全球各國領袖行程中發覺到,外國疏遠美國的深度和擴展速度。事實上,我行程中的最後一站就是在二○○一年九月十日,午後三時四十五分,我聽見由舊金山國際機場飛華盛頓杜勒斯國際機場四點班機最後一次廣播,趕忙加快腳步時。這是午後最後一班飛機,接下來就得等夜航班機。奔波一個月下來,已是疲憊不堪,加上身體不太舒服,可不能錯過這班飛機。因此,我箭步如飛,趕在波音七七七機門關上前衝了進去。我這一趟跑了東京、新加坡、雅加達和檀香山,參加一系列有關全球化和美國世界地位的會議和訪談。由於時常羈旅在外,又主持外交政策研究機構,看到和聽到美國和許多長期友邦分歧日甚,不免讓我感到惶惶不安。
這一趟下來,我的憂心絲毫未減。美國的海外形象已是越來越醜陋。在亞洲,情況跟以前在歐洲和拉丁美洲一樣,批判乃至擔心美國跟世界各國和自己所宣示的理念扞格不合的情緒日漸高張。最近美國的種種舉措,諸如退出《反彈道飛彈條約》、加速開發和部署全國飛彈防禦系統、宣示中國是「戰略競爭對手」,已引起各界新冷戰的疑慮。此外,在很多亞洲人眼中,美國所宣揚的經濟全球化福音,在一九九七至九八年間金融危機時不足為訓。亞洲和拉丁美洲開發中國家大失血,美國避險基金和銀行卻毫髮無傷。有些人甚至逐漸把全球化當做是新形態的帝國主義。我還聽到有人批判美國的單邊主義傾向,在幾乎所有傳統盟邦和友邦都一致批准《京都議定書》和禁用地雷國際條約之際,美國卻悍然否決,可見一斑。
在我匆匆返家和沈吟這種種批評的同時,悄悄發生幾椿我們現在已耳熟能詳、使得美國在世界中的角色和行為等問題更為升幅的大事。我的班機從舊金山國際機場起飛的當兒,兩位籍籍無名的觀光客艾塔(Mohammed Atta)和亞洛馬里(Abdul Aziz Al-Omari),從波斯頓市中心「米爾納旅館」(Milner Hotel)驅車至緬因州南波特蘭一家「康福客棧」(Comfort Inn)。這時,主張對賓拉登和「基地」組織展開軍事與情報活動的國安令,仍然擱在國家安全顧問萊絲(Condoleeza Rice)辦公桌上等候批准。九月十一日凌晨零時三十分左右,我抵達杜勒斯機場後搭車回家,艾塔、亞洛馬里和他們的朋友正在睡大頭覺。
早上九點十五分左右,我摸索著去接電話,心想大概是我助理桑潔(Sonjai Harrison)打電話來告訴我,已幫我安排好早上去看醫生的事。果然是桑潔,但不是跟我談看醫生的事。「打開電視看看,」她命令道。我在驚駭之餘不免忖道,彼此的疏離程度遠超乎我想像之外。
希希總統在攻擊事件後的記者會上問道,「他們為什麼恨我們?」這疑問句中的「他們」,指的是恐怖分子及其支持者,包括所謂的「流氓國家」和布希隨後所說的「邪惡軸心」。然而,立即回答這個問題的卻是另有其人,是更重要也更多數的「他們」明顯地表現出他們非僅不恨,反而是喜愛我們。我們的冷戰宿敵俄羅斯,蒲廷總統率先致電白宮慰問。緊接著,另一個跟美國齟齬多年的──中國,國家主席江澤民致電慰問。經常批評美國的法國,席哈克總統立即飛到紐約,成為第一位視察「世貿中心廢墟」的外國元首;其他國家也不落人後。當然,這些都是約定俗成甚或是精心算計的外交禮儀,但全球各地一般民眾所表達的同情,其情真意切卻是不容置疑的。從倫敦、莫斯科到新加坡,美國大使館幾為悼唁鮮花淹沒。在法國,塞納河沿岸降半旗致哀,時有反美言論的《世界報》在大標題中宣示「我們都是美國人」○2。 若是同樣的攻擊發生在別的國家,只怕很難引發如此深沈的感情流露,彷彿全世界都跟美國人一樣,感受到純真淪喪一般。我聽到全世界的人仍然把美國當做「砦城」,而今所有的「目光」都仰望著它,只因它的歷史已顯示,只要它有心,就有確保希望可以戰勝恐懼的潛力。這就好像全球各地的人都懇切盼望,世上起碼還有個地方不受潛伏各地的妖魔魍魎所害一般。因此,全球莫不和美國人一起哀悼,決計不讓這種破壞再度發生。二○○一年九月十一日烏雲漫天中銀輝乍現,提供美國及其友邦一個機會,掃除過去的攻訐、猜忌和傷感情,以詹森總統和聖經裡的話來說,這就叫「一起來講理」,回到相同的波長,呈現在創設更美好的世界新秩序中。
事實不然。恐怖攻擊一年半後,聯合國安理會開會討論如何處理伊拉克並未完全履行一四四一號決議,銷毀和中止大規模毀滅性武器開發時,鮑威爾(Colin Powell)國務卿指出決議案是要伊拉克提出證據,而不是叫武檢人員在伊拉克沙漠找證據,敦促安理會提出最後通牒叫海珊合作,不然就得面對政權滅亡的後果,藉以維護安理會威信。
法國外長德維爾潘(Dominique de Villepin)緊接著鮑威爾之後發言,主張增加武檢人員,並給他們多點時間搜查漠地。觀察員席爆出如雷掌聲為德維爾潘喝釆,這類情緒表現在安理會上幾可說是前所未見,也是被嚴格禁止的。接下來的那個週未,全球數百萬反戰和反美示威的遊行者,高舉著美國是「流氓國家」的標語牌。創造新猷的機會就這樣溜掉。我們赫然發現自己不是「一起來講理」,反而是跟全世界和自己扞格不合,越來越疏離,既受別人猜疑,也猜疑別人。
二○○三年冬天的當面課題雖是伊拉克重建問題,全世界疏離美國的根源卻是更深刻,必定會在海珊垮臺後餘波盪漾許久。本書的用意是要向莫名所以和傷心不已的美國人解釋,為什麼全世界好像都在反美,同時也向外國人說明,他們為什麼會時時誤解美國的善意。書中雖也提出穩健的美國觀點,但用意不在於打擊它。我在亞洲待過很久,也許比布希總統更討厭北韓領導人金正日,但我畢竟不是法國社會主義者,更不是不會呼吸的一九六○年代未復原花童(譯按:flower child指越戰時期在髮際佩戴花朵,象徵其「愛情、和平與美好」主張的嬉皮士和平主義者)。我其實不是寫這本書的的合適人選。我是中產階級出身,保守派、死硬派共和黨人、超愛國,又出生在基督教家庭,就讀史瓦斯摩爾學院(Swarthmore College)時就對盛極一時的自由派主流(有些人稱之為左傾分子)甚為反感,因而成立該學院的保守派俱樂部。我繼續研究日本問題,當上外交官。我自動請纓到越南服役,結果卻是奉派到荷蘭。我在海牙美國大使館,專門為美國的越南政策辯護,在許多保守派絕袂而去多時後,仍然支持越戰。其後,我先後服務於多家跨國公司,在布魯塞爾和東京當起商人的同時,不時往返於全球各地。一九八一年,我加入雷根政府,最後成為商務部長的顧問,不但是多項美日商務協議的首席談判代表,也參與各式國際貿易會談,贏得「貿易鷹派」的名號,後來成立非營利性的研究機構,也就是「智庫」,專門分析全球性的課題。
就是這國際經驗和分析,使我對美國的走向深以為憂。我不認為美國像海珊那麼邪惡或無賴,倒是很可能像「惡浪」,一個跟海浪一般方向相反的大湧浪,往往令水手驟不及防,造成意外滅亡。美國是個不可預測的大國,選擇性地以大方或冷淡方式對待其他國家其來有自。我們以「好人」自詡的時候,往往看不到自已因神話力量和文化霸權而時時有令人氣惱的行為。我很擔心,我們美國人對別的國家的關切和觀點聽而不聞、視而不見,同時又不承認我們的有些行為形同在嘲諷自己的價值觀,這都會使得美國和友邦之間的危險鴻溝日益擴大。現今我們把對美國的批評,歸咎於嫉妒我們的成就和力量,以及日久成習的反美心態,固然有些道理,但並不全然如此。我們也許也該看看自己怎麼處理重大課題、別人如何看待我們的行為和是否符合自己的價值觀。
這份主要關切清單首先是美國單邊主義,以及世人眼中的特殊美國品牌「溫和帝國主義」;跟這不相上下的是,全球化即美國化,以及究竟是要接納還是拒斥的問題。能源利用與全球溫暖化是兩個相關的全球性議題,各方看法差異極大,而美國的能源使用和仰賴外國石油日甚,尤其具有戰爭與和平的意涵,可能明確地影響到別的國家。此外,美國對主權、行動自由和軍事霸權的看法,也具有戰爭與和平的重大意涵。當然,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問題固然難免,伊拉克和北韓等熱點地區也不容忽視。美國和中國是敵是友的問題依舊懸而未決,而現在的確也有越來越多的人在問,到底誰是我們的朋友,誰才是我們的敵人。冷戰結束後到反恐戰爭開始前這段時間,敵友關係顯然都在轉變,老朋友之間緊張升高,昔日夙敵卻發現彼此都有以前未見的魅力。最後一個主要問題是,美國究竟想要怎麼樣:是成為前參謀首長聯席會議主席鮑威爾所說的「橫行惡霸」(bully on the block),還是要當大多數人所樂見的「砦城」。
我在二○○二年夏秋之間走訪亞洲、拉丁美洲和歐洲十四國首都時,再度和各國元首討論這些問題,所到之處總是覺得美國刻意自外於人,露骨地把自身權益推展到最極致。我們跟「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現況就是最佳例子。最近美國對北約有相當多的批評,只因北約成員國不支持我們變更伊拉克政權。可是,美國以北約為安全戰略基石,卻已有五十多年歷史。九一一事件之後,北約首度啟動第五條款,也就是把攻擊某一會員國,視為攻擊全體會員國,必要時並得採取軍事行動的條款。儘管就技術面來說,非政府組織的恐怖行為,並未實際構成北約章程中所謂的攻擊行為,北約仍然無異議通過決議(揆諸目前美國對法國和德國的行為大發雷霆,這一點尤其值得一提)。不僅如此,法國、比利時、英國和其他北約成員國非但提議、甚至是請求美國准許他們派兵參加對阿富汗「神學士」和「基地」組織作戰。五角大廈只接納少許英國特種部隊,而回絕別人好意:「謝啦,不勞費心,沒有盟軍反而省事些,我們寧可自己幹,有需要的時候自會找你們。」如此表露單邊主義,加上退出《反彈道飛彈條約》和部署全國飛彈防禦系統,對美國在全球的活動形成極大阻礙。的確,有位馬來西亞高層領導人就告訴我說,「依這種事態發展,很快就會變成美國對抗全世界」。美國人把「自願聯盟」和預防或先制戰爭掛在嘴上,加上一個防範足與美國並駕齊驅的大國興起的明確戰略,嚇壞了人,使得他們以為自己又回到叢林,或者根本就沒脫離過叢林。安理會礙難配合鮑爾威擲地有聲的論點,背後部分原因正是「支持我們,否則就變成無關緊要」之類的措辭,激化世人對美帝或中國所謂的美國霸權的疑懼。箇中的確有個大反諷。翻推海珊之流的十足無賴的努力,居然因為怕他之心被怕美國之心中和而左支右絀。歐洲領袖和美國堅定友人戴維農(Etienne Davignon)的話最能表達這類情緒,他對我說道,「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美國如日中天,並藉由概括界定國家利益的方式,吸引別的國家採納美國方式來界定自己的利益,創造出一個嶄新的世界。其中尤以美國支持創設國際機構、正當程序和法治,最為人稱道。如今你們又如日中天,世界也正需要徹底重組,但你們全然不跟別人商量,明顯地違背自己在這半個世紀來所倡導的原則,只是狹隘地從自身立即軍事安全角度來界定自己的利益」○3。另一位大西洋人士、「三邊委員會」共同主席、「世界貿易組織」前祕書長蘇瑟蘭(Peter Sutherland)在另一次對話中表示,「你們好像不再致力於自己極力促成的多邊主義」。還有一位歐洲人士、歐洲聯盟前駐美大使皮曼(Hugo Paeman)也說,「你們在內政上有完善的制衡制度,但在外交政策上卻是教人完全無從預測,而且,你們的鐘擺可以很快速地擺盪,我們這些深受影響的人根本沒有機會發言,遑論發揮什麼影響力。你們的用意往往是好的,可惜行動卻常常受無知、意識型態或特殊利益左右,對我們產生深具殺傷力的後果,這才是真正教人擔心的地方」。
美國人也許會覺得奇怪,殊不知,很多外國人都覺得,美國雖是大談民主、人權和自由貿易,真正目的無非是控制他國的命運,追求自身短程的利益或意識型態成見。可以這麼說,我們美國人幾乎已遍布全球每一個國家,所以這類例子也不勝枚舉。就拿南韓來說,美國人往往把南韓當做虧欠美國良多的國家:一九五○年代初期,犧牲三萬六千名美國人的性命,把南韓人從北韓和中共手裡救出來,之後,南韓經濟奇蹟的基礎有許多都是出自美國。最近,美國人又把北韓跟「邪惡軸心」掛鉤,且暫緩已承諾的糧食和電力援助,迫使北韓放棄核武計畫,自以為是在保護南韓。
這幅景象在美國人眼中固然是賞心悅目,合情合理,在另一方看來卻是大不相同。南韓人雖承認和感激美國為保護他們所做的犧牲,但也指出美國的行為有一大半是更廣幅的圍堵共產主義政策使然,為的是保障美國利益,並不是出於百分之百的無私胸懷。此外,南韓人更指出,美國在韓戰結束後所支持的歷代軍事獨裁政權,有組織地侵害南韓人民權益,絲毫不見華府抗議。剛任滿的南韓總統金大中早年曾受酷刑和牢獄之災,現在還舉步維艱。美軍仍然和非軍事區對面的北韓人對峙,這話雖然不錯,但這些部隊享有帝王般的地位也是實情。美國在海外最大軍事基地之一,就在漢城市中心,始終是個扎手貨;美國大兵車禍造成南韓人意外慘死、強暴當地女子、打架、違反南韓法律等等事故不一而足,可就沒人因案入獄或受南韓法院審判。美韓之間的「軍人地位協定」(SOFA)規定,美軍執勤中所犯的罪只有美國當局可以審理(原則上,南韓當局對執勤外的美軍犯行有司法管轄權,實際上有諸多限制)。
至於美國動搖北韓的行為,南韓人強調這既不是南韓的請求,更和旨在促成北韓漸進變革的「陽光政策」衝突。去年南韓外交政策某高層官員跟我見面時,託我向華府解釋,南韓禁不起北韓政權突然垮臺。「我們不是西德,」他說。「沒有能耐像西德吸收東德一樣吸收北韓。」
美中關係對亞洲和世界而言雖是更為重要的課題,卻也流露相同的傾軋不和現象。美中透過合作打擊「基地」組織改善關係,可說是反恐戰爭的亮點之一,但美國的態度仍舊相互矛盾。我們大力鼓吹對中經貿投資的結果,現今最大雙邊貿易赤字國已不是日本,而是已經我們撒了幾百億美資的中國;另一方面,蘇聯瓦解之後,鑑於中國經濟成長方興未艾、時有重拾在世界中的「當然地位」的言論、核武和提升軍力、堅持最終定要讓五星旗飄揚臺灣等,我們的國防重心不免轉移到中國潛在威脅上。部分由於這些關切,部分出於經濟風險急劇升高的精神分裂狀態,使得美國率爾展開飛彈防禦部署,並指名中國是「戰略競爭者」。對於臺灣,美國態度尤其模稜兩可。我們雖在一九七二年尼克森總統首訪中國之後就和臺灣斷絕正式外交關係,且主張「一個中國」政策,但仍然維持緊密的經貿關係;不僅如此,近年臺灣由獨裁演變為民主,又談到要脫離中國獨立,美國對臺灣的支持也益發堅定,布希總統宣布大筆新軍售,強調「竭盡所能」○4保衛臺灣。
我在周遊亞洲時發現到,這些舉措非僅不能讓人心安,反而引起驚恐。很少人認同只有十八枚彈道飛彈、國防預算只有五角大廈十分之一的中國,會在有意義的時間內,具有成為美國戰略競爭者的意圖或能力。我見過的中國領導人確實一再表達這種疑慮,唯恐美國會以中國取代蘇聯,從而視為大敵,想把中國變成妖魔鬼怪和「壓制中國」。他們指出,中國可沒有在美國周邊環布基地,或一再以偵察機巡邏美國海岸。他們更指出,中國重視的是在美國產業界和政府熱心支持下發展經濟,龐大軍事預算則有礙經濟發展。有位上海官員告訴我:「我們要跟美國做生意,不是要攻打美國。」另有許多人士,包括一位美國前國務卿在內都提到弄假成真的風險,認為我們若一昧把中國當敵人對待,搞不好中國當真就成了敵人。至於臺灣,「一個中國」政策是美中全盤關係的基礎,我們居然在小心翼翼維持三十年之後改變立場,危害區域安定,不免令很多亞洲人大為震驚。即便在臺灣,絕大多數人都不支持獨立,擔心中共入侵的人也不多。事實上,是臺灣人入侵大陸:投資大陸六百餘億美金,單在上海就有將近五十萬臺灣人。有些跟我聊過的亞洲人不免懷疑,美國是否只是單純需要一個敵人。
此外,很多外國領袖也提到美國單邊主義另一個令人不安的層面:前後矛盾和忽視。他們指出,對美國人而言,在一九七九年蘇聯入侵阿富汗,並建立共產傀儡政權之前,阿富汗人形同不存在。美國的反應是鼓動伊斯蘭反動派,資助和武裝包括賓拉登在內的穆斯林游擊隊來反抗蘇聯,蘇聯一走,美國也就興趣頓失,「神學士」把阿富汗婦女趕出學校和職場,強制婦女再戴起面紗時,美國不置一詞。當然,現在美國又在興頭上了。從這個觀點來看,美國顯得不可靠、自私和沒有道德。
在全球化問題上也可以看到類似的雙面人現象。美國經濟力和地緣政治的存在同樣都是不可避免的;過去這五十年間,美國宣導自由貿易、開放市場、民營化、放寬管制和相互依存不遺餘力,儼然成為全球化的大祭司。在印尼、巴西和馬來西亞等經濟體陷入泥淖時,美國和跟美國密切相關的國際機構(如「國際貨幣基金」)以終結補助和「權貴資本主義」(crony capitalism)為條件,提供緊急紓困貸款。美國官員在和日本、南韓與歐洲不斷談判中,一向堅持必須中止保護和補助所謂敏感產業,要求開放稻米、牛肉、柑橘水果與其他產品的市場。美國宣導「談經貿,不補助」政策,強調《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的自由貿易協議,是開發和成長的最佳道路。
因此,二○○一年輸美鋼鐵突然課徵緊急關稅,全世界莫不大失所望。更令人不快的是此舉的立論基礎。美國政府說,鋼鐵是會受到進口激增衝擊的「敏感產業」,很多曾飽受美國貿易談判官員疾言厲色、目中無人折騰的人,聞言只有苦笑的份。然而,更離譜的是,美國農業法大幅提高整體農產品補助。且舉一個國家所受的衝擊來說,美國緊急關稅和補助的結果,將近七五%的巴西出口農產品岌岌可危,根本無法在美國市場上跟人競爭。「好個只講經貿,不談補助,」巴西人悻悻說道。墨西哥的情況更糟。美墨間雖簽有《北美自由貿易協定》,大部分的墨西哥糖都受限於嚴格的配額制度,根本進不了美國市場。在此同時‧墨西哥飲料裡的糖精,由高度補助的美國甜玉米甘味料取代,不少墨西哥糖業工人丟掉工作。
全球溫暖化和貿易一樣,一直是這二十年來密集會談的對象。美國既是造成溫暖化的溫室效應氣體最大來源國,在這些談判上自然舉足輕重,可惜溫暖化的事實雖大致上已有共識,形成的原因、嚴重程度和影響,卻是依舊爭論不休。由於減少排量也可能拉低經濟成長的緣故,美國雖表達審慎的關切,卻一直抗拒量化數值目標。一九九二年,美國雖在《里約條約》規定下承諾要致力減低溫暖化速度,卻一昧地把排出量配額和明定目標排除於協議之外。緊接著在二○○一年三月,布希政府拒絕批准《全球溫暖化京都協定》,不再支持任何條約。
這種舉措在美國國內深受歡迎,卻在全球各地廣受譴責,尤其是身為全球最富裕的國家,居然因為一點經濟成本就不和別的國家攜手,減少溫室效應氣體排量來防止環境嚴重惡化。
二○○一年六月十四日,布希總統訪問瑞典哥德堡(Goteborg)會晤「歐洲聯盟」(EU)十五國元首時,歡迎他的是幾百名示威者,瑞典總理斐森(Goeran Persson)則在記者會上代表歐洲領袖發言,表示美國所推行的是「危害環境的錯誤政策」○5。
美國和全世界歧見最大的莫過於以巴問題。就美國人而言,以色列是親密友人和盟邦,好幾百萬人到過以色列觀光,自己或親友住在以色列的有幾十萬人。對信猶太教和基督教的美國人來說,以色列是聖經給猶太人的「應許之地」。美國科技公司大力挹注以色列尖端工廠。近四十年來,美國一直是以色列主要的武器供應者、保護者和金主。抑有進者,美國人在九一一事件後把以色列和恐怖分子自殺炸彈客的鬥爭,視同美國跟「基地」組織的反恐戰爭,因此,布希總統主張結束巴勒斯坦暴力,重新選舉取代目前的民選領袖(也就是阿拉法特),在美國人眼中也就顯得極為自然和順理成章。可是,在國外,許多美國盟邦卻說,他們會根據自己所理解的民主意義,跟當選的巴勒斯坦人打交道,若有必要的話當然也包括阿拉法特在內。全世界都在譴責自殺炸彈攻擊同時,指出巴勒斯坦人已在占領下生活近四十年,且近十年占領區內的以色列屯墾區不斷成長;很多人認為,這已構成漸進的寧靜暴力。的確,有些人把這跟美國在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初拓荒者落戶時期對待北美原住民的方式相提並論。二○○二年夏天,很多外國領袖在跟美國晤談時都強調,呼籲終結巴勒斯坦暴力,不提以色列屯墾區,既不公平,也會產生反效果。
這個問題已經超越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範疇,滲入美國外交政策廣泛的關切層面。我在前不久走訪東南亞時發現,印尼和馬來西亞這類國家的態度正快速的激進化。這兩個國家戰略地位重要,而且向來是奉行開明伊斯蘭教,跟中東沒有太大關係,但言談間卻鮮有不觸及以巴糾葛的;他們每天晚上在電視上看到,美國和以色列領袖舉行聲援大會,以色列人則利用美國武器攻擊巴勒斯坦標的。結果是使得很多美國的老朋友認定,美國根本就是在打擊伊斯蘭教。歐洲的情況雖然沒有這麼情緒化,依舊有位巴黎官員向我表示,鑑於法國有不少的穆斯林少數群族,「我國政府可能把美國在中東的政策視為安全危機」。
所以說,很多朋友和盟邦在各種問題上所持的觀點,幾乎跟我們是完全背道而馳。他們是白痴,還是無能?這樣想固然可以求個心安,其實,特立獨行的往往是我們自己。就一個國家來說,我們只是外圍,但我們往往不了解,由於幅員的關係,每每蒙蔽我們對他人和對自己的力量的看法,使得我們以為我們的標準或觀點就是或應該是全球第一的(所以,全世界早已走向更簡單的米制,我們還緊抱著哩、吋和華氏,可見我們心胸褊狹)。這個現象最荒謬的一點是,由於我們的力量無與倫比,全世界都順應我們,於是也讓我們一直蒙昧不明。
全世界都小心翼翼地觀察美國,把美國觀點列入考量,美國人卻往往不知道還有別的觀點存在,或者,就算知道也不理睬。美國單邊主義最讓外國人懊惱的,不是我們刻意的決策,而是這些政策背後的目無餘子。
不僅如此,使命感和自以為是使得我們很難善採忠言。我們所以聽不進,是因為我們不必聽,乃至認定別人反正沒什麼大不了的意見可以告訴我們;另一方面,全世界都怕惹惱我們,避免告訴我們不快的真相。「皮優人與新聞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 for People and the Press)二○○二年全球輿論調查結果,反映出我們是如何的蒙昧。這些結果證實我在旅行和訪談間所聽到的消息,也就是說,對美國懷有善意的蓄水庫雖然還在,水位卻已滑落。其中有兩點尤其值得在本書中加以討論。調查中問道,美國做決策時是否考慮到別人,七五%的美國人答是,但別的國家的民眾幾乎都是答否的占絕大多數。第二個問題要受訪者發表對美國人民和美國國家發表意見,結果顯示對個別美國人的看法比國家整體要來得正面。舉例來說,約旦只有二五%的受訪者對美國有好感,喜歡美國人的卻占五三%。中東各國所得到的數字大致相若。這一切似乎都在證實,外國人比較喜歡我們,但不喜歡我們的做法○6。
因此,雖然我們的用心通常是光明正大的,卻有鑄成大錯之虞。九一一恐怖攻擊就是絕佳的例子。如今回想起來,線索到處都是,甚至就堆在我們國家安全顧問辦公桌上,毋需神探福爾摩斯就可以從中推演出危機臨頭。可惜我們不聽,只因為我們認為無此必要。再想想越南;法國人在我們眼前遭到慘敗──但他們畢竟是法國人。二次世界大戰時,他們豈不是一見德軍就望風披靡,束手投降嗎?何況,我們可不是要重建什麼帝國。我們的動機很純正。我們打擊無神論的共產主義,設法阻止骨牌傾倒。只有一個問題:我們完全不知道這跟共產主義毫無關係。這全是民族主義和獨立使然,我們理應比誰都了解,卻因為不注意而茫無所知。
這跟我一九六○年代初期在日本讀研究所的經驗相若。那時候,我已學了兩年日語,雖不是頂流利,但也不算壞。有一天,我在羽田機場以日語向服務臺詢問,服務員以英語回答說,她只懂幾個英文字,無法回答我的問題。我回頭告訴內人怎麼說;內人是中國籍,不會說日語,但她一複誦我的問題之後,服務員立即以日語說出我所要的消息。我的意思是說,這位服務員知道外國人不懂日語,於是一碰到長得不像日本人的人說日語時,居然連自己母語也聽不懂。同樣的,我們美國人往往不了解別人,只因我們也把自己投射在這種情境上。
這倒不是說我們一定錯,別的國家總是對。以《京都議定書》的例子來說,布希政府的立場其實有很不錯的論點,可是,我們即便在立論正確的時候,卻因傾向於只做宣示,不去解釋,甚至不承認別的國家合理的關切,往往破壞自己的立場。在《京都議定書》的例子裡,片面手段所衍生的反效果,也許就是使得我們幾近於不可能簽署現已相當可以接受的修正版協議。更重要的是,這已使得我們在伊拉克和反恐戰爭等更重要的問題上爭取支持與合作的努力更為窒礙難行。其實,正由於我們難免會有必須片面行動的時候,為了減少絕對無法片面行動時的阻力,我們更應該在可行的時候盡量採多邊行動。
也許有人會感到奇怪,只要於我們無礙,何必在乎別人的想法。殊不知,這正是問題所在。他們有千百種方法可以妨礙我們,譬如說,不在恐怖分子活動情報上合作、不提供美國遠征軍中繼設施或飛越權、抵制美國產品或宣揚替代品等等。世界已經變得很小和很危險的事實,使得美國不容忽視自已或誤解別人在全球事務角色上的實態。該是清醒的時候了,我們應該設身處地,從別人的角度來看待我們自已,並決定是否真的要變成「不再……歸屬或被認同、無法駕馭或不可理喻」,還是要成為我們所自詡的那種人、雷根總統所呼應的溫思洛普的理想。
各位閱讀以下章節時,切記這種選擇和它美國外交關係和美國本身的意義──這理想使我們駐外使館在九一一事件後淹沒在花海中。另外也要記住溫思洛普證道詞中常為人忽略的一段:「我們若在所從事的工作上對上帝虛偽相待,造成祂撤回祂賜予的助力,我們就會成為全世界的謊言和笑柄,授予敵人口實來中傷上帝和所有表白信仰上帝者:我們會讓許多上帝可貴的僕人丟臉,使得他們的祈禱變成對我們的詛咒,直到我們耗盡即將往生的喜樂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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