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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的許諾與失落 (絕版) | Globa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

[1111FM008]
作者:史迪格里茲
譯者:李明
25開 396頁 平裝
ISBN:986-797-549-9
CIP:552.1
978-986-797-549-2
初版日期:2002年09月0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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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價: NT$ 360| 會員價: NT$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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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選政大科管「科技、環境與政策類」十大好書

‧他是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又曾身處擬定全球經濟政策的權力核心,他的犀利批判常讓廟堂人士如坐針氈,卻能感同身受於管理不當的全球化所導致的災難。他那牛虻般的知識份子本色,直接朝問題的癥結叮去,但對開發中國家的關懷又充滿人道色彩。書中有關經濟發展、危機管理、經濟轉型的議論,攸關政策的形成,他企圖由此勾勒出國際經濟組織的革新議程。本書足以開啟一項辯論,讓所有因全球化管理方式而受影響的人士均能參與其中;並提供更多的資訊,以利制定更好的政策。全球化的許諾未了,自然不能以失落收場!
‧本書係於一九九七年亞洲金融風暴五周年前夕寫就,書中揭示了IMF等主要國際經濟官僚組織對開發中國家經濟的種種不當介入與運作,包括亞洲金融風暴、俄羅斯經濟的轉型失敗以及全球化的經濟危機,IMF似乎都難辭其咎。史迪格里茲對這些主導全球化的國際組織所提之關鍵性批判,特別是對包括IMF前任首席常務副理事Stan Fischer在內等重要人士的人身攻擊,自然引發相關人士的反擊以及紛紛的議論。但也正因他先前在柯林頓政府以及世界銀行的重要職務,加上二○○一年獲頒諾貝爾經濟學獎,讓他在產官學界的聲望如日中天,這本開啟辯論的著作也才如此引起全球注目,本書業已售出近二十種語言版本,並在美國、英國、法國及日本等各國榮登暢銷書排行榜長達十數周之久!
‧全球化帶來許多好處--東亞的成功就是奠基於全球化,全球化改善人類健康,並且創造一個積極的全球公民社會,也為爭取更多的民主與社會正義而奮鬥。但為何亟須奧援的開發中國家對此不時起而反抗?而針對全球化組織與行動所進行的暴動或抗議更是與日俱增?問題不在全球化,而在於它的管理方式。

主導全球化的三個重要組織功過參半,它們分別是國際貨幣基金(IMF)、世界銀行(World Bank)及世貿組織(WTO)。作者以世界銀行前任首席經濟學者兼資深副總裁的身分,形容那些機構中的決策基礎「摻雜了意識形態與壞的經濟學,有時教條之上好像還籠罩著一層特權的外衣」。
這些國際機構所主導的全球化與經濟發展帶給開發中國家的苦痛,實已遠超過必要的程度。

作者堅信,唯有這些國際官僚組織改變它們的運作方式、增加透明度,並從問題根本來省視自身的行動,這股全球化趨勢才會帶來正面意義,也才能徹底解決貧窮問題,並促進富足。
本書在全球化與反全球化之間取得了極大的均衡,對於兩者之間的紛紛擾擾,有著指標性的論斷,
並為全球化的將來開啟了一扇辯論窗口。

Joseph E. Stiglitz(史迪格里茲)
美國柯林頓政府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世界銀行前任首席經濟學者兼資深副總裁, 2001年與阿可洛夫(George A. Akerlof)及史班斯(A. Michael Spence)獲頒諾貝爾經濟學獎,得獎原因:對存在「不對稱資訊」之市場分析具開創性貢獻。這也是繼1996年James A. Mirrlees與William Vickrey獲頒桂冠後,短短五年內,相同經濟學理論的再度獲獎,顯示發展三十多年的「資訊經濟學」已躋身為經濟學的「顯學」。
史迪格里茲現任哥倫比亞大學經濟系教授。

譯者簡介:
李明
臺大商學系畢業,政大財政學研究所畢業,曾任職民間及政府研究機構、證券業。現為自由譯者與特約編輯。曾譯有《亂序》、《記憶七罪》、《全球化的許諾與失落》、《收買與出賣的祕密》、《蘋果橘子經濟學》(以上大塊文化)、《執行力》(天下)等。

序言
謝辭
第一章 全球性機構的承諾
第二章 諾言成空
第三章 選擇的自由
第四章 亞洲金融風暴
第五章 誰弄丟了俄羅斯
第六章 由不公平的公平交易法談起
第七章 通往市場經濟的更佳途徑
第八章 IMF的其他方案
第九章 眺望前程
註釋

序言

一九九三年,我離開學術界,到美國柯林頓政府的經濟顧問委員會(Council of Economic Advisers)任職。這是我在多年研究與教學工作後,首度進軍政策制定領域,說得更確切一點,是政治的領域。接著我在一九九七年轉到世界銀行(World Bank)擔任首席經濟學者(Chief Economist)與資深副總裁,到二○○○年元月離開,任職期間近三年。我涉足政策制定的時間實在選得很湊巧:任職白官期間,適逢俄羅斯由共產制度轉型;而任職世銀期間,又遇上亞洲金融風暴形成乃至席捲全球。
之所以動筆撰寫本書,是因為任職世銀時,親眼目睹全球化對開發中國家能帶來何等可怕的影響,尤其對於那些國家的窮人更是造成沈重的打擊。我相信全球化能形成一股正面力量,消除自由貿易的障礙,或使各國經濟整合更為密切,使全世界的人,特別是貧窮的人,都更為富足。不過我也相信,要實現這個理想,必須對進行全球化的方式加以管理。
進入白宮任職前,我的研究與寫作時間分配於兩個領域,一是抽象的數理經濟學(參與建構所謂的「資訊經濟學」),另一是較為實用的主題,包括公共部門經濟學、經濟發展與貨幣政策。雖然經濟學看起來像一門枯燥難懂的學科,但事實上,良好的經濟政策足以改變那些窮人的生活。我相信政府必須--也能夠--採行有助於國家成長的政策,也要確保成長的果實能更公平地被分享。
無論在白宮或世銀,我所倡導的政策不少涉及市場的不完全性--市場為何不像簡化的模型所假設的那樣,擁有完全的競爭與完全的資訊,因而能完美地運作?我也將自己在資訊經濟學上的研究心得運用到政策制定上,特別是「資訊不對稱」(asymmetries of information)的理論。資訊經濟學對勞力、資本與商品市場有較完整的分析,因此所建構的總體經濟模型對失業問題就能做更深入的探討,對於資本主義固有的景氣循環波動,也能提出更合理的解釋。雖然我認為自己所擬定的政策建議可以讓人一目瞭然,但它們卻與國際貨幣基金(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經常堅持的政策相牴觸。
IMF的政策所依據的理論基礎有些已經過時,像是「市場藉由本身運作即可獲致有效率的結果」的假設,就忽略了政府干預市場所產生的正面效應,殊不知政府一些引導經濟成長的措施能使每個人都獲益。許多爭論的關鍵核心都在於一些觀念,以及由這些觀念所引申對政府角色的看法。這些觀念對於政策建議--有關經濟發展、危機管理、經濟轉型--的形成至為重要,也是我對國際經濟組織改革的中心思想。以往對資訊的研究,使我特別關注資訊缺乏的後果,而我也很高興地看到,在一九九七與九八年的全球金融危機中,「透明化」的重要性一再受到強調。可惜在這種正面發展中還是存有偽君子的作風:各個國際經濟組織與美國財政部一再向東亞各國強調透明化的重要,但它們本身卻是我在公職生涯中所接觸到最不透明的機構。因此在探討國際經濟機構的改革時,我特別強調提高透明度,讓各界更了解這些機構的作為,也讓受到它們相關政策影響的人在制定政策時擁有更多的發言權。
來到華府最令人興奮的事,莫過於有機會深入了解政府的運作,而且可以實踐過去的某些研究心得。我對市場與政府的運作失靈都做過研究,所以不會天真到相信政府有能力彌補所有的市場失靈現象;同樣地,我也不會愚蠢到相信單靠市場本身就能解決所有的社會問題。所得分配不平等、失業、污染等種種問題,都有賴政府扮演重要角色。我曾經倡議「政府再造」,希望讓政府變得更有效率、反應更快。雖然看過既無效率、反應又慢的政府,也見證過改革是何等艱難,但我還是發現,儘管改革的幅度可能有限,卻並非全無希望。
我很喜歡在柯林頓政府任內的政治辯論過程,身為總統幕僚,我不但有絕佳機會觀察辯論與決策的過程,還能親自參與其中,特別是與經濟相關的領域。我知道理念固然重要,但政治也不容小覷。我的任務之一就是說服其他人:我所主張的非但是好的經濟學,也是好的政治。不過當轉換到國際舞台時,尤其是在IMF,我卻發現主導政策制定的要素並非政治與經濟。那些機構中的決策基礎相當奇特,摻雜了意識形態與壞的經濟學,有時教條之上好像還籠罩著一層特權的外衣。當危機發生時,IMF提出的是過時而不合用的「標準」解決之道,根本不考量這些措施對採行國家的人民會帶來什麼作用。我很少看到IMF在事前預測究竟自己的政策對貧窮問題有何影響,或是審慎地討論分析各項選擇方案的優劣。除了獨一無二的方案外,IMF對其他不同意見都置若罔聞,完全沒有開放而坦誠的討論空間。
這種態度令我不寒而慄。除了經常導致不良的後果外,它還公然違反了民主精神。開發中國家不時會面臨一些棘手的問題,在問題惡化為危機時,IMF經常是它們的求助對象。不過IMF的補救措施也泰半不能奏效,甚至失敗比成功的情況還多。IMF的結構調整政策--協助一個國家因應危機以及調整長期不平衡的政策--在許多國家帶來的反而是飢荒與暴動。就算有時結果不致於這麼糟糕,甚至還能造成短暫的經濟成長,但大部分的利益也落到富人身上,底層的人民卻可能陷入更深重的貧窮之中。
令我驚訝的是,IMF的許多掌權者與關鍵決策負責人對這些政策從不曾加以質疑。經常是由開發中國家的人士提出疑問,但他們害怕喪失IMF的金援,甚至波及其他的籌資管道,因此在質疑時語多保留,而且並不公開。IMF內部僅將推行方案所帶來的災難,視為走上市場經濟成功之路必經的陣痛,而且認為可以減輕長期的苦痛。
全球化之所以會引發反對聲浪,並非單純源自於那些由意識形態主導的政策對開發中國家造成的嚴重損害,也是由於全球貿易體系中存在的不平等現象。過去不少國家採取虛偽的雙重標準,一方面以協助開發中國家為名,強迫它們對先進工業國家的產品開放市場,但另一方面卻盡力保護本國市場,不讓開發中國家的產品輸入,結果導致富國愈富而窮國愈窮。至今除了少數既得利益者外,已不再有人贊同這種雙重標準。
九一一恐怖攻擊事件有力地提醒世人,我們共同生活在一個地球上,形成一個全球化社會,所以也必須像所有的社會一樣,有一些共同生活所須遵循的規則。這些規則應該公正不阿,無論貧富貴賤都能受到適度尊重,並且足以反映基本的尊嚴與社會正義。在今天的世界裡,應該透過民主過程來制定這些規則,相關的管理機構也必須用心體會世界各地所有身受這些政策影響人民的處境,並回應他們的希望與需求。
本書根據的是我本身的經驗,雖然其中也夾雜附註與資料來源說明,但並不像一般學術論文中那麼多。我進入世銀服務的初衷,原是希望將重心放在經濟發展以及轉型為市場經濟的國家會遭遇的問題上。我的另一項重要工作就是對國際經濟架構--國際經濟與金融體系的管理制度--的改革研議,期使全球化更有效公平,也更為人性化。我訪問過全球數十個國家,拜會了數以千計的政府官員、財政部長、央行總裁、學者專家、經濟發展工作人員、非政府組織人員、銀行家、企業家、學生、政治運動者等等。我到過菲律賓的民答那峨(Mindanao)拜訪回教游擊隊,也徒步行經喜馬拉雅山區,走訪不丹的偏遠學校,視察尼泊爾的農村灌溉方案,我目睹農村貸款計畫對動員孟加拉婦女的成效,也見證中國大陸窮困山區村落如何受惠於減少貧窮的方案。一頁頁的歷史在此創造,讓我從中獲益良多,本書就是擷取其中的精義所在。
我希望本書能開啟一項辯論,而且這項辯論不應只發生在政府與國際組織的大門內,或是氣氛比較開放的大學裡。所有因全球化管理方式而生活受到影響的人士,都有權參與辯論,而且也有權了解過去究竟是如何制定這類決策的。最低限度,對過去十年來某些重大事件,本書能提供進一步的資訊,而我確信更多資訊必然有助於制定更好的政策,從而獲致更好的成果。果真如此,我也算不無貢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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